领导交办我们制作几个版的“回顾2006”，还没搞清眉目呢，草根文学创作员编写的“2006”段子，忽地飞进手机:馒头变小了！挂面变少了！苏丹红赶跑了！工资不见涨了！可物(油)价同世界接轨了！领导的口号越来越美了！“满城”黄金甲了！撞上“伤城”怎那么巧了！“发财”委又开“听涨”会了！老百姓被弄傻了！发廊改洗脚了！工作越不好找了！“鸭子”也能装正人君子了！(删去18字)世道不好讲了！大家伙什么都不相信了，这可咋整了！哥们儿没事一起喝口小酒了！

温总理去年给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吕德润的回信中，引了一句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今日中国，知文学者在手机。我相信，如果手机文学也能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非中国莫属，也许比今年的亚运会金牌还会多。

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我对国外媒体议论中国，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一向当作“耳旁风”，“知道了”就行了。挣了咱们的钱，或娶了咱们的闺女，人家夸咱们几句，不是“白眼狼”而已，自己有啥可高兴的？咱家的钱又不是多得没地方用，闺女也不是一个个都嫁不出去，凭啥外国人夸几句就当真？批评也是如此，本国人还争竞得“乌眼鸡似的”，老外见了咱，不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你在外边趴着一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家高兴不起来说你几句不也挺正常？更何况，有些老外的批评或表扬，并不掺杂个人利益，仅仅是因为不了解国情。咱们批评老外的话，也未必句句是真理。

顾彬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中国作家胆小论”，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也对咱们的历史和现状不太了解。说一大部分当代文学是垃圾，一小部分作家胆小，这个咱们承认。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咱们就得抬杠。咱们有过鲁迅，用阿Q的话“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希特勒在德国折腾、满世界“死啦死啦地给”时，咱们家的鲁迅又是匕首、又是投枪，你们家胆大的“声音”在哪儿呢？远的咱不说了，说出来羞死你。说近的，最近的吧。咱们的诗人裸体上台，咱们的作家沿街乞讨，咱们的80后郭敬明抄袭别人法院判了也不道歉，你说“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不怕闪了舌头吗？当然啦，关起门来说，咱们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作家吓破胆、小作家贼大胆的问题。

老顾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中国来请教请教我，给你看看咱们手机里的文学段子，每一段都透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温总理11月13日《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说:“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诗。”咱们借诗歌来批评政治，促使政治有所改革，相传远在周代就有采诗之官，负责收集各地歌谣(相当于手机段子)，让主政者作为施政的参考，故《诗大序》云:“……下以风刺上，主文为谲(音决；意为奇特、怪异)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咱们古人以《诗经》当谏书，风、雅、颂虽经孔圣人删改，可唱的仍然不都是“好日子”，例如《伐檀》，例如《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翻译成白话:“大贪官啊大贪官，打今别再贪咱们的钱。整整三年把你喂足，我的死活你可不顾……”好在那个时代警察不多，有了草根文学生存的空间，放在今日重庆彭水县、安徽五河县，老师们也就是业余作家发个手机文学，就被逮捕了，还谈什么“中国作家胆子太小”？站着说话不腰疼！

最近看到已故剧作家曹禺的女儿万方和已故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回忆文章，曹禺生前在家里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北京青年报》12月13日)1996年5月初，病危中的陆定一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出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新民晚报》)顾先生千万别用“激将法”激励中国作家的胆子，咱们的作家比你更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话。温总理一个多月前，才给作家们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总理的讲话，要落实到重庆、安徽等地公安部门，也需要一段时间，总不能让他们把讲真话的作家都按自己的惯例抓起来，再给总理添乱。
北京晚报   日期:2006-12-18 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