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康保成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的发言《面对501项国家级名录－再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主导与学者参与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我这篇文章基本写成的时候，501项公示项目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公布了518项的正式名录。)
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从2001年开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在我国愈炒愈热，到2005年的12月底，文化部公示了501项名录，全国大小媒体顿时一片沸腾，几乎到了城乡尽说非物质的程度。
与日本相比，虽然他们率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无形文化财”这个理念，并且实施了一些措施，虽然他们申报的项目也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列入了世界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日本国内平静的若无其事。客观的说，国内各界人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尤其对于强化濒危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迫切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和日本相比，他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提出了“无形文化财”的保护理念，而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在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借联合国评审代表作的东风建立名录保护体系，从而对全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一种滞后。所以，名录的公布正如同久旱逢甘霖，可以预料，这一事件可以使全民的保护热情更加高涨，积极性也更高、更强。
对比名录留下的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我感到更多的欣慰。
首先，名录体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姿多彩。我们国家除了台湾省之外，31个省、市、自治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有项目列入。初步统计，在全部518项名录中，苗、壮、回、藏、蒙、满等41个少数民族的入选项目占了150多项，从人口数量而言，所占比例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我认为名录克服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显示出申报、评审以及政府主管部门是用文化的眼光，而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待文化遗产的。比如一部分和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有关的项目的入选，如佛教音乐、道教音乐等，这样一来，就有一批具有民间信仰、民间宗教色彩的项目合法的列入了保护之内，从今之后，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传承发展，而再不用担心人为的横加干涉。还有，名录比正式公示名录相比有所修改，我比较了一下，多数修改都是适当的，凝集着申报的评审专家和政府部门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比如将民间美术类的剪纸项目的十个项目合并为一个大项目，就是非常明智的删繁就简式的选择。
长期以来，我们有经学的传统，史学的传统，就是缺少民间文化的传统，国内学术界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甚至比不上近代的国外，国内大学文科的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早已经经典化、名目化犹如一潭死水，缺乏注重活力和更新的契机，现在名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丰富多彩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比文献典籍具有更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亟待学术界深入开掘，并即而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中进行普及，并且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完整的、新的知识体系。
名录有三个关键词，国家级、非物质、第一批，既然是第一批国家级名录，就应该具有科学性、规范性、权威性和示范性。我认为名录所体现的距离要求还有一点点距离，比如刚才讲的十个剪纸项目合并为一项，我肯定了正确的话，那么木板年画的十二个项目罗列起来，就显得过于累赘，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再比如端午节下面注明了四个区域，这样就显出对其他区域的排他性，实际上我国端午习俗流行区域远远不止这四个区域。其实，名录已有做的很好的项目，例如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和四大传说的项目，都只注申报单位，不注流行区域。还有名录将大的戏曲种类与地方小戏曲种类并列为国家级，显得不对等，是否可以找一个濒危居中的大项目，将小剧种罗列在内。
第三，从意见的公布到正式的名录出台只有九个月时间，可以说名录产生的速度之快，收入项目之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不难想见，没有专家学者、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和项目负责人等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名录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问世。当然，时间紧，工作量大，也使名录留下了一些疏漏和遗憾。名录诞生在一个火热的、充满喧嚣的年代里，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不少地方管理部门，自始至终都把申报名录当作该地区、该部门的业绩和荣耀，殊不知，入选的项目越多，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工作就越繁重，把眼睛盯在名录本身是造成疏漏的原因之一。
我国的名录体系，本来应该是国家级建立在省级的基础上，省级建立在地市县级的基础上，现在反过来了，本来我们应当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下阔上尖的名录体系，但现在很多影响较小的项目都入选了国家级和省级，名录体系如何建立，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任何工作都难免或大或小的失误，甚至留下难以挽回的缺憾，名录也不例外，把不适合的项目列入名录，会给本来就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之争平添混乱，使人们更加困惑和无所适从，为今后的实践增加困难，问题还在于要想取消任何一个正式列入名录的项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对名录重新分类和规定都非常困难，除非启动人大和立法程序，建立健全一系列申报、审批、定审和评估制度，使得有关机构可以在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对名录进行修正。希望我国的非物质遗产保护，能够尽早的实现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正常化，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运动。希望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能对人类的遗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品舞论坛 2006-6-14 21:52:00 麦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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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成
男，1952年生，河南郑州人。1975年至1984年先后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并留校任助教、讲师。1984年春至1987年春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王季思教授、黄天骥教授。1987年留校任教，1992年晋升副教授。1994年至1997年在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任教。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戏曲研究室主任，是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近年来侧重从戏剧与民俗、宗教的关系方面入手，探讨古代戏剧形态的演变。
著作：
1、《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 漓江出版社1991年5月版。
2、《苏州剧派研究》 花城出版社1993年3月版。
3、《关汉卿选集》（与李树玲合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4、《长生殿》笺注（与竹村则行合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版。
5、《傩戏艺术源流》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
1996年以来的主要论文：
1、《唐书》未必抄《外传》，贵妃何曾到东瀛-评《考证杨贵妃两项新发现》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研究》第93辑，1996年。
2、说"青鸟飞去衔红巾" 《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3、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 《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又见《论衡》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国戏神初考 《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
5、杨贵妃的被误解与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 《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
6、秧歌与阳戏 《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
7、中国戏神再考（上）《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8、中国戏神再考（下） 《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9、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关于古代戏曲研究百年回顾与前景展望的谈话（与黄仕忠、董上德合作，本人为第一作者） 《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
10、孤本明传奇《盐梅记》述略 《文献》1999年第1期。
11、二郎神信仰及其周边考察 《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
12、戏剧脚色"丑"与傩神方相氏 《戏剧艺术》1999年第4期。
13、"瓦舍"、"勾栏"新解 《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14、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 《文献》1999年第4期。
15、试论古剧脚色"净" 《文学前沿》第一期 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
16、试论戏剧的本质与中国戏曲的特色 《古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南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7、梵曲"啰哩嗹"与中国戏曲的传播 《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8、关于《惊鸿记》作者的新材料 《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
19、"竿木随身，逢场作戏"-禅宗仪式与戏剧形态 《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0、戏曲术语"科"、"介"与北剧、南戏之仪式渊源 《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又见《戏史辨》第一辑）
21、《"竹竿子"再探》，《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
22、正月十五闹元宵 《民俗学刊》第一辑，澳门出版社，2001年11月。
23、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对一段文学学术史的回顾 《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
24、《"竹竿子"补考》，台北《民俗曲艺》第133期，2001年11月。
2006年6月12日，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文化部全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做客强国论坛，就唱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台大戏的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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