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力，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就是以科技特别是原创自主科技，来带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发育、完善，并使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力大小已经不再以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国家可以提供稳定的、持续满足公民权利增长的公共物品，并选择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话，那么公民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将使国家竞争力得以源源不断地创造
●我们要摒弃的是，国家对于传统产业政策的偏好(重点扶持特别产业的习惯性思维)，而是代之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培育，特别加强公共政策对于创新性动力与机制的保护，并努力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紧密关联，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国家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才是共同决定有效竞争环境的基础
进入2006年2月，目前世界上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国家将“国家竞争力培育”的话题，再次提到公众面前。
一是今天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其现任总统布什于2月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尽管舆论报道的关注点集中在反恐问题和伊拉克战争，而布什总统随后高达2.7万亿的2007年度政府财政预算也在2月6日提交国会。预算中庞大的国防开支与反恐开支，使得美国国内各界对于预算案中的“轻民生”政策取向口诛笔伐。但在布什的国情咨文和随后的财政预算中，今年最有看点的，并博得其政治对手民主党人同样喝彩的是，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讲中9次提到“竞争”，并2次提到与其他国家的竞争。
而几乎与此同时，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本着和平发展战略的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也在2月9日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确定了未来十五年中国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立与培育中的产业目标、制度建设、人才教育培训等11个重点领域和68项优选主题。两个重量级大国几乎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重视程度重新再审“国家竞争力”，而美国目前还在推动《美国竞争优势保护法案》的立法进行，这些明确的信号，使我们今天有理由思考，并回答：我们为什么要重塑国家竞争力？
首先，让我们来看，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国家竞争力？早在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家竞争战略理论奠基人波特就在其大作《国家竞争优势》中，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前瞻性研究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而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在结合世界技术发展潮流与产业竞争格局演化的历史中，波特教授大力批判了“比较成本优势论”、“规模经济论”，并对于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需要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提出了反传统的、但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尽管，我们不清楚，作为里根时代的白宫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波特的学术观点是否在本质上影响着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的观点(如美国似乎并不特别忧虑今天庞大的贸易赤字)，但从本质上看，加强国家竞争能力，保持技术先发产业的全面领先，并带动产业集群的增长一直是近二十年美国国家的全球最核心竞争战略，而最近在美国极有影响力的、并引起广泛共鸣的新版《国家竞争力报告》，要求美国国家继续大力提高科技投入，以保证美国未来对于亚洲国家科技竞争优势的保持，正是反映了美国人对于国家竞争力的深刻认识，以及竞争优势继续保持的“国民忧患意识”。所以，国家竞争力，在冷战思维下可以是“军备竞赛”，是制造冲突与威胁，而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就是以科技特别是原创自主科技，来带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发育、完善，并使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其次，让我们来看，在培育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国家能够并应该有哪些必要的定位和基础工作。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般的理解是，创新是企业的行为，是企业家精神与科技人员的原创力的产物，而政府只要扮演好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不能越位，更无需引导。但以国际比较而言，实际上这种观点仅仅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竞争力培育的一个片面的理解。以美国为例，尽管始于1980年代的消费品竞争优势退位，使得美国“竞争力消亡论”曾经流行一时，但根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采购却一直长期悄悄地重塑美国国家竞争优势，而恰恰是美国军工体系自二战以来的对于国家产业的长期“溢出作用”和持续的国家对于高科技的投入，才使得美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完成了全面转型，同时其以高科技为先发优势的产业集群生产力，使得近十五年来美国国家的竞争力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在解释国家的行动指南与今天世界各国政策取向的有效性时，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而国家在本质上是企业创新的最基本竞争优势，正是国家创造和延续了企业的竞争条件。因此，在这个现代意义上，国家竞争力大小已经不再以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国家可以提供稳定的、持续满足公民权利增长的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础需求，并选择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话，那么公民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将使国家竞争力得以源源不断地创造。而在提倡国家和企业追求竞争力同时提升时，国家与政府完全应该扮演新的、具有建设性和行动性的角色。
最后，我们必须解释的是，提升和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并进行必要的技术竞争是否会引发由“科技竞赛”，从而导致全球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增加？传统的产业竞争理论认为国际竞争力的本质和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比较优势理论在传统解释上更是强化了这种认识。但以国家竞争力的“钻石理论”来看，竞争力本身是一个正和结果，一个国家，无论其是先发技术优势，还是后来赶超技术国家，如果能够改善生产率，并使国家在稳定的现代制度下更加有效率和创新能力，那么在全球化技术、资本溢出、特别是国际市场扩大的情况下，竞争力优势国家将走向繁荣与富强。因此，我们要摒弃的是，国家对于传统产业政策的偏好(重点扶持特别产业的习惯性思维)，而是代之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培育，特别加强公共政策对于创新性动力与机制的保护，并努力使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紧密关联，恰恰是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国家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才是共同决定有效竞争环境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发展环境与机遇下，在国际化比较研究视野中，使我们在今天有足够的危机意识看待国家竞争力提升的紧迫感。而国家竞争环境的再造，既有赖于国家积极行动的指南和制度性设计，但在更本质上是国民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和国民创造力持续焕发，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是国家竞争力优势创造的根本保障。
来源:文汇报作者:余南平200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