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争改变命运的五个文人

傅斯年这个曾在五四运动中被称为学生领袖的人物，在抗战期间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以耿直、不媚权贵、敢说敢当的脾性广受关注，人们送给了他一个“傅大炮”的称号。

从1938年起，傅斯年开始担任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他本不想在国民党政府里谋个官当，但迫于抗战的紧张情势，他还是以权且当个兵的态度进了参政会。他不是一个俯首帖耳的参政员，而是以各种方式对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劣迹进行发难，甚至对蒋介石最亲近的握有重权的孔祥熙进行了揭露，他列举了孔祥熙在用人、家庭、外交、才能等各个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蒋介石撤销他的行政院长职务，以正视听。经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孔祥熙终于被赶下台去。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丧心病狂地撕毁《双十协议》，把屠刀对准了解放区人民，引发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反内战学潮。国民党军警特务向学生投掷了手榴弹，死伤学生十几人，其中还有一名教师，酿成一二·一惨案。傅斯年闻讯后当即赶赴昆明，他毫不客气地对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表示：他对这次屠杀师生的事件不胜愤慨，并说这比杀了他的儿女还伤心，充分显示了傅斯年正义凛然的品格。

这种品格有时还显过激。为了“正是非，辨忠奸"，在他代理北大校长时对那些曾经出任过伪职的教职员工一律不用，目的是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身子”，给他的继任者胡适先生“打平天下”。他认为在敢于得罪人方面，胡适不如他。

颇有脾气的傅斯年也颇有眼力。九一八事变后，他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最终会恶化。为了证明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出版了《东北史纲》，之后他又在《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日本人的胃口之大是非割让一两块土地可满足的。只有抵抗，只有人人当求必死的奋起抵抗才是惟一出路。他分析道，日本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它的强大还并不是那么明显，各种变数难以预测，日本人还不能肆无忌惮到连这些因素都不考虑的程度。他一再提醒国人，日本人所以没有迅速吃掉中国，并非是国人的努力和日本人的仁慈，而是国际关系中那些微妙的因素使然。

抗战全面爆发后，傅斯年判断说抗日战争至少需要三年，他在1939年呼吁美英两国要对日本给予经济上的重创，以遏止它的发展，中国将会以英法美的联合而取得最终胜利。1944年正当日本人对中国发起最疯狂进攻的时候，傅斯年也没有放弃他对日寇灭亡的乐观判断，他说几个月后中国就会发起反攻，日本人的兵器优势在中国地形复杂的西部已大打折扣，中国的胜利在望。事实证明了这个史学家的判断。

大义凛然的闻一多

在抗战问题上，与傅斯年相比闻一多的判断似乎差了一些，当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在卢沟桥打响执意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枪的时候，他还认为这不过是局部战争而已，可以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这个错误的判断使他在离开北平的时候，竟留下了几乎所有的藏书、妻子的首饰以及冬季所需要的衣物。

这个上世纪20年代的著名新诗人，以呕血的吼声表达着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遍体鳞伤的祖国的忧虑，传达着一个正义诗人赤诚的胸怀和耿直的秉性。然而诗人的主观臆想，使他对世事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九一八前后，时任青岛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与学生的观点难以沟通，使他在这个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地方心情也未能好起来。他辞去青岛文学院职务回到了清华，此时是1932年。十年前风华正茂的闻一多，在清华曾以眺望的心情琢磨“那大洋的彼岸，可知道究竟有些什么?”而此时他写诗的心情似乎有些收敛，因为他感到这里的文科学生对诗人的教授并不欢迎，他们对讲坛上煞费苦心的闻一多报以极不相称的怪声，让他非常郁闷。因此，激发了闻一多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雄心。1937年，他向学校申请了年假，决定在此间编定一部《毛诗字典》。这是把《诗经》拆散后编成的一部字典，说明造字的来由，以及在某句中的意思等。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安排了《楚辞》注的《楚辞校议》《全唐诗补编》《杜诗新注》等勘述工作。他因此淡漠了对政治的关注。

1933年3月日本侵占了热河省后，接着长城抗战爆发，中日签订了《塘沽协议》，这个协议为日本人进一步控制华北提供了便利。但专心撰述的闻一多却对时局没有明显反应，他甚至对评论时政的文人都深表不满。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清华园，给闻一多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烦恼，他带着家人索性离开了北平。

到了武汉后，闻一多的好朋友、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请他到教育部的咨询委员会任职，闻一多没有答应。后来武汉告急，闻一多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1300多公里到了昆明，他想着到那里还是安心读书和研究学问。闻一多说到做到，在云南他投入了更大的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在最为艰苦的吐候他当掉了自己的皮衣，后来干脆靠给别人刻章来养家糊口。

然而，时局并不像闻一多想像的那样，一切困难挺一挺就可以过去。1944年日本人对豫湘桂发起了最猛烈的进攻，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难民如潮水般涌向后方，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和强烈不满，军事危机最终上升到了对国民政府政治层面上的反思。

这时的闻一多已经不再沉默，他弄清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关系，他说，“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如果暂时的事情解决不好，何致久远呢。所以他以“救火”的心态和行动对国民政府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抨击，他以最极端的表现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后来他到明知国民党特务密布、险象环生的云大去演讲，惨遭暗杀，展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品性。

周作人留下的谜团

七七事变之后，北京的一些著名高校和文化机构纷纷迁往长沙、昆明等地，随着南迁的还有很多的文化名人以及教职员工，他们不愿意留下来低眉顺眼地为日伪做事。然而，周作人却作出了与众人相反的选择。人们由此对这位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产生了很多疑虑和不安。

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国难之中怀知堂》的文章，知堂就是周作人。他认为周作人是中国文人在国际文化界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物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是令人担忧的。他表示如果周作人可以飞到南边来，即使自己死上百回千回也心甘情愿。其实郭沫若的这一心愿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们都不希望周作人陷入北平这个尴尬之境，不愿意看到他给日后的自己带来麻烦。化名“胡安定”的胡适也寄信给周作人，恳请他明辨是非，“识得轻重”。尽快南下。然而，郭沫若、胡适等人的善意相劝并不为周作人所动，他的理由是家境困难不宜南迁。为了排解他人的担忧，他表示不做汉朝投降匈奴的李陵，要做身在匈奴心在汉的苏武，意思他不会为日伪做事的。但情况并非如此，1936年4月，上海的一家刊物登出了周作人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新闻照片和文章，照片上穿着长袍马褂的周作人跻身于日本特务和汉奸文人之中。舆论界为此掀起了轩然大波，老舍领导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周作人是文人中的败类，是出卖人格的汉奸。18个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为周作人的行为感到可惜更感到可耻，周作人几乎陷入了被口水淹没的四面楚歌之境。

何止如此，1939年元旦钟声的余音还没有散去，一个不速之客闯进周作人家里向他开枪射击，若不是一个坚硬的纽扣帮了他，子弹就会穿透他的胸膛。

然而，要做汉使的周作人还是没有抵挡住各种诱惑，他先后出任了北大图书馆馆长、北大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员，后来又被汪精卫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这位曾在五四期间高举自由、独立、人性大旗的思想家，所出现的思想和人格的分裂令人吃惊。

有人探讨周作人“附逆”的根源时说，他在寻找空洞的“超越种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人性”中，淡化了民族的文化而导致了他的下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年半的生涯，他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猜测和疑问。

一夜成名的张爱玲

有人说，若不是战争，张爱玲很可能是一个职业女性。她曾经一度想着出国留学，想像着在风情万种的异国他乡，度过自己安宁快乐的大学时代。1939年，她果然考取了伦敦大学，可欧洲战事的爆发使她不能成行，只有转道香港大学就读，但去伦敦深造的想法始终存在。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她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再赴伦敦的打算破灭，她悻悻地回到了上海，在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她的文学创造。

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叫《传奇》。这是一本描写上海和香港两地市民生活情感的集子，它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受到读者的青睐，造成一时洛阳纸贵，小说出版后的第四天就再版了。之后，上海的许多刊物都以向她约稿为荣，言辞恳切的约稿信件雪片般飞来，使得张爱玲几乎一夜间就成为了上海最有名的作家。后来她又出版了以港战经历为背景的《倾城之恋》，这使她的名声达到了极致。

张爱玲有着极强的出名欲望，她需要不停地创作，不停地发表作品。而当时杂志的背景与当时的上海社会一样非常复杂，《万象》《紫罗兰》是鸳鸯蝴蝶派杂志，惯以描写才子佳人和小市民趣味为宗旨；《古今》和《苦竹》等都是汪伪政府两个长官的东西，一个为交通部次长朱朴所办，一个为宣传部次长胡兰成所办，当时胡兰成是她的丈夫。还有一个政治背景更为复杂的《杂志》。鉴于这种状况，关心张爱玲的人劝她发表文章要慎重，小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这对于靠卖文为生陶醉于出名的张爱玲来说是徒劳的。她当时惟一的想法就是快成名，“迟了就来不及了，就不那么痛快了”。受这样的欲望驱使她还在乎什么样的杂志或者什么场合吗。

比起创作来张爱玲对时事政治的关心大相径庭，她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日军的飞机在大学的上空扫射，机关枪声像雨点一样密集，而作为防空员的她却在房顶上安了机枪的图书馆里心静如水般地读书，当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到处都是赤贫与苦难的时候，在上海公寓里的张爱玲却仍然安静地干着自己的事。她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自己的麻木：她庆幸自己在港战中留下一条命，便与一个朋友上街买萝卜饼吃，而离她几步远就躺着一具穷人的尸体，可这并没有影响到她的胃口。也可能正是因为她的麻木使她的婚姻暗淡无光。她的丈夫胡兰成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却在日伪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连二十多岁就声名大噪的张爱玲对他也情有独钟，可见他的手段之高明。然而，胡兰成最终未成大器，日本投降后他改名换姓逃到温州找了一个寡妇订了婚约，张爱玲一气之下与他分了手。

战争破灭了张爱玲远去伦敦求学的梦想，但使她成了上海名噪一时的作家。

竹内好的双重身份

关于竹内好跟随日本大兵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表现，或者他眼里的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是怎样表现的一些文字记录，中国人看到的还不是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想知道这个日本老兵对侵略中国那段历史的看法和感受。他是如何参军，为何参军，在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后作为日本战俘的他，在湖南日军的驻地等待遣返时的心情如何，还是知之甚少。然而，竹内好是幸运的，他在战争中活下来了，并且在１９４４年应征入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幸运地等到战争结束，使他这个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感兴趣的日本学者，有机会继续进行着他的学者生涯。

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竹内好对鲁迅钦佩不已，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了中国式的文化情结和文化原创精神，这与日本明治后在学习西方文明上走得太远有着很大区别。他找到了批判这个学习西方文明“优等生”的力量，在战事紧急的战场上完成了《鲁迅》一书的写作。上海学者张闳颇为形象地说，竹内好想通过本书“向中国租借精神父亲”，他认为日本的知识群体在学习西方中，形成了物质庞大、精神空洞的现代化，导致了缺乏原创性的精神文化，竹内好有责任改造这种现象，他向战后日本思想界施加了这种影响，并解释了许多自己对鲁迅和毛泽东的看法。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对华政策，直到日本本土遭受了包括核攻击在内的沉重打击，才快速收敛了它的侵略魔爪，但竹内好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直到１９７２年两国建交才真正结束。而日本右翼分子对这场侵略战争始终持否定战争的态度，原子弹的巨大阴影依然笼罩着他们，使他们直接记忆了日本是最终的受害者。包括右翼化在内的日本知识群体，有增无减地强化西方文明的倾向，这不是死去的竹内好所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