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城市竞争力是当今国际社会运用相应评价体系及其量化数据以衡量不同国家、地区城市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准。近年来，有关国内城市竞争力的蓝皮书相继问世。总的来看，这些专著展示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概貌、进程与前景，其大多数观点对于推进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毋庸讳言，由于其理论体系主干取自国外某些竞争力评价模式，更由于“异体移植”，缺乏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和特点的全面理性分析与创新，因此其著述的某些结论难免“不服水土”。为了对这一事关城市发展全局的城市竞争力特别是文化竞争力有一个科学共识，我刊拟陆续刊发一批相关文章，以期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近年来，有关国内城市竞争力的蓝皮书相继问世，这些专著展示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概貌、进程与前景，其大多数观点对于推进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毋庸讳言，由于其理论体系主干取自国外某些竞争力评价模式，由于主导国内“城市竞争力”学术评价专著编写出版的专家学者多以传统经济学界为主体，更由于其评价体系是“异体移植”，缺乏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和特点的全面理性分析与创新，因此其著述的有些方面难免“不服水土”，某些结论不免令人质疑。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综合评价体系量化指标综合平衡的指数表现，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用以衡量不同国家、地区城市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准。它是由城市所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与潜力综合指数三大支柱支撑，由城市具有的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在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中形成的一种合力，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原动力。
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应该是包括三要素在内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城市竞争力评价内涵重在经济实力指数的设计框架，对于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实际，必然产生理论与实践的疏离，由此而得出的某些结论也难以具有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经济力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基础性要素
作为城市竞争力评价的基础性要素，经济决定着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依据、发展动力、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经济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最基本、最具决定意义的实力。没有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但是，如果只讲经济，忽视文化甚至文化落后，经济就会显得苍白、显得单调甚至浅薄，经济发展就将缺乏内在支撑，缺少发展后劲，尤其是离开了先进文化（宏观意义）指引的经济，最终会影响自身的发展。一些“纯粹”的经济城市，在城市综合竞争格局中之所以不被看好，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整体性评价中，经济因素至关重要已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关于衡量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的设置，早就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评价指数，用它们来进行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评价，可比性大，说服力强，因而为学术界认可。但时代在发展，在今天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中，我们是否只需萧规曹随、依样画瓢就行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久前出版的某本《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实际上是一本关于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报告，其创新之处是提出了中国产业集群的评价体系。该报告表面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专著。令人困惑的是，我们难以在书中看到对城市竞争力各要素的全面可信分析。这么说也许有点偏颇，比如专著论者也将“文化竞争力”列入了评价体系，但是细看其评价指数的内涵，仅包括价值取向、创业精神、创新氛围、交往操守四项指标，很明显，这并非本质意义上的“文化竞争力”，实质上只是经济管理学中企业文化的内容。
论者当然可以因某些“技术”理由“略去”对文化竞争力的研究与分析，但既然叫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就不应仅以经济状况作为实际上的主要评价依据。不能以为，只要有了以经济指标为主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可以以一概三，反映出或描述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经济强盛并不等于文化发达，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卓越地指明了这一点。
不容忽视的是，上述似是而非的观点，至今仍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在学术界的一些主导型专家那里，包括在一些党政要员的头脑中，这种以经济要素（有时加上“社会”）指标概括或代替其他要素的观点，在当今一些涉及区域或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活动中，包括在参与评价活动的专业人员的结构性安排中，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在相关的政府文件、学术著述中，人们很少看得见具体的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数；在决策过程中，也缺少人文学者专家参与城市发展宏观规划的制定。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唯经济”观点指导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却曾经影响甚至主导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城市甚至区域发展模式的选择。纵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面对一个个结构雷同、风格相仿、个性皆无、过目即忘，并且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旧城改造和新建城市的所谓“标准化”模式，我们是否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呢？“许多规划正在变成城市魅力的敌人！”这样严厉的批评不绝于耳。而今，这种城市或地区畸形发展模式的影响，终于到了国家决策层不得不加以遏制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对于目前“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理论及其操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可以看着是一剂亡羊补牢、治“病”救城的良药。
政治力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结构性要素
政治力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结构性要素。政治力亦即政治因素在城市发展中产生的综合影响力，通常由政治权力结构用于维系社会发展和稳定局面的三个“执政尺度”即等级权力、财富权力、公民意愿是否合理与和谐，亦即政治要素在调节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决定（参见皮钧，高波《治政论》）。在时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中，体现政治力的政府管理和制度，已被列为主要的评价指数之一，其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城市规划、法制建设、社会保障、政府效率、公共财政能力等方面。
对城市的政治竞争力而言，其最集中表现，实际上具体展示为由城市政治权力层主导的短、中、长期城市发展规划。“规划即政治”，这是政治力对城市发展影响力最简明的概括。政治力在城市建设的制度和体制层面上，通过权力对资源的制约同时对经济发生影响，对文化产生制约作用，既可以对二者促进，亦可以对二者促退，当然也就影响城市的整体竞争力。特别是当一个城市作为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亦即首府、首都的时候，相对于其他城市，其竞争力优势显而易见。从四年一度的国际奥运会关于下届奥运举办国资格的竞争角力，从以往获选的城市名单中，入选国首都所占比例较大的事实，可见一斑。
但是，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行榜中，首都、首府这类政治中心城市，面对一些非首府、非首都的著名城市的强有力竞争，有时又会稍逊风骚，屈居下位，这种情况也屡见报端。这表明，政治力要素在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中，并非普遍认可的最具竞争力的评价指数。国际国内许多此类评比，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一些首府、首都屈尊让位，原因也在于此。
从综合发展的角度讲，由于政治中心城市的某些特殊要求，有时对该城市的发展，对该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形成，反而因其作为政治中心的要求而受到限制。我们从德国、澳大利亚的首都选址，包括曾经一度成为热点的韩国“迁都”议案等事实中，或许能悟出其中的道理。总之，作为结构性评价要素，政治力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形成与构成中，地位很重要。作为一种制度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城市综合实力构成中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视，但还不是绝对意义的制约性因素。
文化力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性要素
文化力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性要素。当代世界城市的发展进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近5年来，一些公认的世界城市，愈来愈重视文化在促进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纷纷从城市未来发展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化竞争力的新要求、新目标。伦敦市市长2003年2月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纽约市当局文化事务部提出“促进和保持纽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新加坡2000年制定的《文艺复兴城市》战略，提出新加坡的发展目标是“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即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 香港文化委员会2002年文化咨询报告提出，香港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开拓国际视野，吸取外国优秀文化，将香港发展成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转引自杨荣斌、陈超《世界城市文化发展趋向》）。对文化竞争力的培育，韩国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不遗余力发展文化产业，其掀起的产品“韩流”可谓全球瞩目。然而，尽管近年来韩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岗位却未增加，作为对由这种后果产生的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今年7月6日，韩国文化观光部提出了《文化强国2010培育战略》，决定将文化产业、观光产业和休闲体育产业培育成国家增长动力，力争到2010年使上述产业的产值达到225万亿韩元，吸纳就业人员383万，并由此主导开创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时代（参见《每周韩国》2005第25期）。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实际，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参评城市的经济力、政治力要素指数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最具竞争意义、最具发展潜力、最具时效性的要素，有时往往是一个城市拥有的文化实力。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广义的文化在城市发展中，主要从精神、物质和制度三个层面对其竞争力的形成施加影响。当代世界，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源被称为“文化财”，文化产业被称为“体验经济”、“朝阳”般的“第四产业”。上世纪西方学者预言“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时至今日，面对全球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面对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日益扩大，我们也许可以说，文化就是现实的经济。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文化既是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的精神投影，也是经济、政治发展的物质表现，但它同时又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最难以把握却又必须把握的要素。在城市发展中，文化竞争力的高低，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城市发展的后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底蕴的深厚和文化发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对城市竞争力的把握，从完全忽视到纳入视野，从纳入评价体系到科学设计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可操作性量化指标，这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文化力认识提升的过程。
文化竞争力能不能找到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可能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可操作的。分歧和困难也许在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某些不确定性。文化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构成，起码应该包括文化资源（物质遗存、精神遗存、文化资本、人力资源等）、文化体制、文化管理、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输出力等方面。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认识上的不同，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局限，导致对城市综合竞争力中“文化竞争力”评价误差迥异；也由于操作中某些技术上的困难，影响我们对文化力在城市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客观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实的发展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
事实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早已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国家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在中国国家统计学中的指标体系也已建立并不断完善。然而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的缺失，却使其得出的结论发挥不了应有的指导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某专著列出的“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50 强”中，其“文化竞争力”城市排行榜的前10名依次是：上海、温州、苏州、佛山、绍兴、重庆、南京、深圳、南昌、南通。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竟排名第21位，远远落后于温州、佛山等新兴中小城市，这样的“文化竞争力”评价结论，恐怕一般人都难以苟同。究其原因，或许由于论者对文化的隔膜，或许只是戴着“经济眼镜”说文化罢了。
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应该而且必须开辟一条既借鉴外国科学的评价模式，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的更为科学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用以指导21世纪飞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建设，正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