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其实是很悲哀的。当“圣贤”活着的时候，固然可以得到些许尊崇或礼遇（大多数恐怕连这一点都得不到），一旦死去便成了一个符号，由人使用，把他画成个红脸固然无可奈何，把他涂成个三花脸，也一样没脾气。

孔夫子自秦以后不知变化了多少模样。秦代烧书，并非孔子有何得罪，不过是一些与孔子并无干系但号称“儒生”的人多嘴多舌，让始皇帝发了脾气。到了汉代，孔夫子又大红大紫，其实也不是孔老先生的能耐，而是汉时一些儒生的行为，对上了皇上的口味。制礼作乐的孙叔通那一套并非孔门真传，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讲的也并不是孔子的道理，虽然都借了《论语》《春秋》等经典之名，其实同孔老先生也并无多少关系。这就像时贤开讲《论语》，是在替当前的需要凑趣，并非真要告诉你孔子本相一样，倒是为此闹腾的博士们显得未能通古今之变。

古之名人遭际如此，今之名人所遇亦同。马克思之后，许多思潮都称正宗，不是继承，就是发展，弄到后来，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反倒搅得浑浑沌沌含糊不清了。

孔夫子等都“公已无言”，今人所言是否其本意已不能起地下而问之，所以也无从叫他们“下课”。应该知道的是，无论采用什么圣贤符号，都只是当代的一种思潮。我们从中可以知道的不是先贤说了什么，而是时贤想要什么。

作者：陈四益  《读书》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