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所料，在刚刚过去的黄金周里，不少风景优美的“世界文化遗产”因游客人满为患，垃圾遍地，甚至有人在古老建筑上涂刻“某某到此一游”、在稀罕的石雕上留下“闲庭漫步”之类的画面。我闻之不禁心里一沉：一方面，是对游客乱刻乱画、乱攀乱爬、乱扔乱抛等陋习深为不满和忧虑，同时也不由地再次思考有关文化遗产申报的得失与是非。
自从我国有风景名胜于上世纪90年代中叶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以来，遗产申报之风吹遍神州大地。能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无非有两大条件，其一是景观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二是保存完好，基本不受人为的破坏。前者是先天的造化，后者是后天的结果。总之，它必须具备不可替代性的价值和优势。
在当今世界文化长廊里，与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倍受世人推崇。但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的争战，在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同时，古代文化遗迹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而如今，从全国范围看，即使是幸免战乱的地区，也多半逃不过建国之后的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的拆墙扩城。全国由北京而省城，再由省城至各县城，有城毁城，有墙拆墙，以求“旧貌换新颜”。第二次是在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全国新一轮旧城改造，受到工业化的负面效应影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是实施标准化管理，没有标准化便无规模效益可言，而标准化的前提是消灭差异，即抹杀个性。
这些破坏中能幸免于难的有几种特例：第一，群众自发奋起抗争。民众的觉悟是古迹保护最有力的武器，远比几个领导人的能量大，北京紫竹院地区民众为保护鲁迅《狂人日记》诞生地建筑的行动、山东济南民众为保护著名画师李苦禅故居的努力等等，既壮观又有效；第二，已经声誉在外的名胜古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旅游者的光顾已使一批著名的古典名胜走向国际化，慑于开放政策的巨大影响，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处于“有心无胆”的境地；第三，地处偏隅、人迹罕至的古典景观。近年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对象，为数不少属于此类情况。
地处偏隅的“遗产”景观在申报之前，长期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光顾者极寡，原始状态除自然风化损蚀之外，几乎完好如初，至少无人为损坏的痕迹。申报者的动机无非是指望提高其国内外著名度，降低冷落度，广为招徕顾客，扩大旅游收入，振兴地方经济。但是，申报成功之后的文化遗产很快在保护与创收之间进入悖论状态。申报成功归之于保存完好，保存完好往往(指管理相对落后地区)又归之于景观偏隅、冷落度高；申报成功之后，景观名扬四海，冷落度降低，光顾客增加，保护难度也随之上升。假若联合国审核标准具有动态控制的话，那么古迹保护度下降，就有遗产“名分”得而复失之虞。这不又进入成也“申报”，败也“申报”的悖论之中吗？
申报成功产生的正面效应自不必多述，国人在大小媒体上已闻之多多。但申报成功的负面效应往往令人讳莫如深，因为这是地方官员所不愿听的，却又是难以讳避的。首先，景观保护进入拐点时期。一旦景观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者纷至沓来。为适应大规模人流之需，立体化交通体系(水、陆、空)将随之完善，餐饮业、旅馆业、休闲业等一系列服务设施不断兴起，其目标是为景观配套服务。从此开始，原先门可罗雀的景区门庭若市起来，景点内建筑、设施、绿化、环卫将面临新的挑战。原来适应人烟稀少的一整套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技术和管理政策，再也无法适应新的情况，面临改弦更张。倘若景观管理无法顺应大规模旅游需求的态势，其后果只有两条：要么加速景观破败，要么投诉不断。要实现改弦更张，对于交通相对闭塞、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决非易事，它一缺理念，二缺人才，三缺启动性投入。其次，原生态环境遭受威胁。地处偏隅的景观，其原生态环境条件因少受或不受工业化侵蚀而相对完好。但是，这种原生态环境与景观配套设施建设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二者之间的选择和权重，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利益偏好。四川著名风景区张家界为旅游服务的“人造配套”建设项目，导致原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景观风韵大变，当其被迫拆除时，有人算了一笔财务细账，其建设和拆除所耗资金相当于九寨沟对外开放营业以来的全部收入。再次，不少地方社会风气有日下趋势。偏隅之地，民风纯朴，淡于心计，令人可爱。但当旅游者蜂拥而至后，商机频仍，使当地居民逐步养成欺诈之风，令游客们作呕。这几乎成为我国旅游名胜地区一道普遍的“风景线”，它务必引起管理者们前瞻，以防患于未然。(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2006年10月11日 新民周刊 特约撰稿／朱荣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