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业的存在是被社会和政府看好和鼓励，还是面对白眼和限制，翻翻政府管理规定的条款，便可一眼望穿。发廊、歌厅、桑拿、网吧、游戏等等这些行业的政府管理规定中，种种限制性条款比比皆是。这些行业都是问题较多的，社会舆论颇多微词。哦，有些已经不是微词，而是大声疾呼要取缔关闭了。发廊本是理发美容的营业场所，却和卖淫嫖娼联系在一起；歌厅本是歌舞娱乐场所，却和公款消费、三陪小姐摇头丸联系在一起；桑拿来自芬兰土耳其，在中国却和异性按摩等等龌龊暧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网吧为的是给没有电脑的人开辟一个上网冲浪收发邮件的场所，却和逃学旷课玩物丧志联系在一起；至于电子游戏网络游戏，那就已经被说成是电子海洛英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把这些地方统统说成是“问题行业”。如果不是其中普遍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有何必要一次次地重申禁令、集中治理？如果痼疾严重、沉疴不起，政府何不顺从民意，一关了之？为什么别的国家别的地方清清爽爽简简单单的事情，到了当代中国就变得灰头土脸鬼头鬼脑的呢？
简单一句话回答你：因为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
对这些“问题行业”、“问题场所”政府还真不能一下子关了它。去发廊、歌厅、桑拿、网吧的人多数还是去理发、唱歌、洗澡和娱乐的，这是这些行业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有问题或者问题严重就都关了它，情理上说不通。可是其中也确实藏污纳垢，必须要严加治理。留着它为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治理它也是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以这里面也有个“帕累托均衡”。这就让相关的政府部门很为难很为难。谁能一天到晚老是看着它？这些“问题场所”缴纳的税金远远不够集中治理的开支。可是你只要不看着它，种种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就蠢蠢欲动。这些行业存在多少年，治理整顿就开展了多少年。遇到个突发事件，老百姓的呼声骤起，好了，全行业停业整顿、提高行业标准、重新审核登记、法制学习教育，呼呼呼呼，风升水起。这些年这些行业就在“失范－打压－再失范－再打压”的循环当中打转转，什么时候老百姓正、反两方面的需求都衰减了，这些行业守法和违规都赚不到钱了，也就消停了。于是顺应人民的意愿政府部门也招致许多抱怨，说这是恶治而不是善治。弄得政府部门忧谗畏讥，缩手缩脚。
我读了不少批评政府部门在管理这些问题行业采取“恶治”做法的文章以后，认真地替政府部门思索过避免批评的“善治”做法。比如，我们设身处地想想，政府管理的相对人本也是善良的老百姓，他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出现，政府管理人员可以怎么办呢？可以苦口婆心地劝他，可以把种种危害编个歌谣告诫他，可以严肃地吓唬他，什么办法都不管用的时候也可以大嘴巴抽他。这里面确实有个善治与恶治的区分。如果政府人员立足于善治，可是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老百姓会责备政府部门软弱无能；如果政府人员在治理违规行为时追求效率，立足于简洁明快，老百姓又会抨击政府部门手段太辣。当政府部门使出霹雳手段时，一部分老百姓说你权力有限；当社会顽疾久治不愈时，另一部分老百姓非说政府部门本来法力无边。老百姓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时候，对政府部门评头论足，这个善来那个恶；自己家的孩子把钱都扔到网吧、游戏里面时，那咬牙切齿的劲头比政府部门恶得多。我要说的中国国情，就是政府部门的手段有限可逼着它管的事情又太多。你说说如今的政府部门有多难？
我也见识过我们这里所没有的“善治”手段。在香港街头你能随便看到卖色情淫秽画报的，只是人家用透明的玻璃纸封好，不让你随便翻。这种东西只卖给成年人，小孩不行。干这个行当的牌照很贵很贵，查到违规，立马吊销。至于成年人买回去让家里的小孩偷着看了，小孩学坏了，那是家长的责任，不关卖书人的事情，更不关政府的事情。我当时想，噫，香港这个办法好，我们的政府管那么多干嘛？可是一到内地看到这乱糟糟的市井，马上觉得政府的管理太欠缺。我估计和我想法相近的人绝不会少。小孩要玩游戏，游戏又太好玩，于是孩子痴迷，家长和老师管不了，一股脑地责备政府，把政府说烦了，这恶治不就来了？
要我说，政府的治理手段，有多项选择的时候，便有善有恶；只有一个的时候，就不好区分善恶；多项选择时，管用的为善，不管用的为恶；只有一个的时候，今日为恶，日后未必不是善。归根到底，手段要服从于目的。古人说，治乱世，用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