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花钱买教育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是我国教育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着非理性行为，这种非理性主要表现为教育的高消费和滥消费
●产生非理性教育消费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们的人才观问题、传统文化问题，也有我们的教育政策问题、企事业单位用人高消费的问题等
●强烈呼吁从转变我们的人才观念着手，在基础教育阶段真正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着重调整在中高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置于战略地位。同时社会用人部门和政府用人政策也要正确引导人才市场，抑制人才的高消费现象
教育消费，通俗地说就是花钱受教育。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花钱买教育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是我国教育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着非理性行为，这种非理性主要表现为教育的高消费和滥消费。
所谓教育的高消费，是指我们的教育消费者不从需要和实际出发，一味追求高学历、高水准的教育，几乎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家长们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儿园，生怕自己的子女输在了起跑线上，如此“竞争”将一路延续到高中毕业。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专甚至本科，可不少家长还是不满足，让子女弃之继续复读，准备来年考一个更好的大学。同时，每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都在节节攀升，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其中不少学生并非真心希望在某一专业领域能够有所精进，从众或者攀比者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似乎是被一种单纯追求学历的竞争心态所驱使。这种教育高消费的非理性心态，几乎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之中，并大有蔓延之势。
所谓教育的滥消费，主要指教育消费者不问是否值得或必要，一味追风，别人学什么自己也要学什么，或者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学了再说。笔者最近在一家大学幼儿园观察到，给孩子报5、6门兴趣班的家长不在少数。也就是说，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就要承受几乎是每天都有“兴趣”学习的重任，几乎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了。笔者并不反对孩子们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学习一两门能自娱自乐的本领，可是家长们的“胃口”并不止于此，学乐器者非要考个8级、9级不可，学围棋者不考个几段也不罢休。孩子们的功课本来就够累的了，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业余学习，弄得孩子们真是苦不堪言。大学生们也是一样，除了正常的功课之外，还要考各种证书，什么驾驶证、会计证、律师资格证等等，生怕毕业时自己的证书比别人少。笔者以为，这些都是教育滥消费的非理性行为。
产生这些非理性教育消费行为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我们的人才观问题、传统文化问题，也有我们的教育政策问题、企事业单位用人高消费的问题等。首先是我们的人才观不够健全，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众所周知，可不少用人单位却并不理会这一套，似乎只有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才是人才，职业院校毕业就低人一等。某些教育政策导向也相当令人质疑，人为地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迫使人们对重点学校趋之若鹜。而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则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被纳入主流教育体系。媒体对所谓“高考状元”的追捧以及对高考升学率的高度关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非理性消费已经是一个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我们的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也有必要问：我们的基础教育真的在进行素质教育吗？
笔者以为，基础教育必须回归素质教育，特别是公民素质教育。长期以来，当我们谈到素质教育的时候，似乎就是音乐、美术、舞蹈等的教育，其实，最基本的素质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素质。但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恰恰缺乏基本的公民素质教育，不遵守交通规则、不讲究公共卫生、破坏环境、大声喧哗、冷漠无情、不珍视生命等现象随处可见，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正是我们基础教育失败的一个表现。
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普遍存在定位不准的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高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大量需求的是熟练技术人员，而不是身无一技之长的所谓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在很多学校、很多专业正在成为无情的现实，这不仅导致大量的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也给无数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而另一方面，技能型人才却严重缺乏。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经决定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人才市场也给我们释放了一些有价值的信号，那就是一些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正在成为人才市场的宠儿。一些地方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将逐步调整人才引进政策，尝试建立以“品德、知识、能力、业绩”为主要指标的人才综合评价体系，不再单纯把学历和职称作为人才进京的门槛。这些都是我国人才消费开始走向理性化的重要表现，它暗示我们的中、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高职、高专和地方本科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切不可好高骛远，必须回归理性，科学定位，培养适合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人才。
为此，笔者强烈呼吁从转变我们的人才观念着手，在基础教育阶段真正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着重调整在中高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置于战略地位。同时社会用人部门和政府用人政策也要正确引导人才市场，抑制人才的高消费现象。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抑制目前教育高消费和滥消费的问题，让人们的教育消费重新回归理性。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袁本涛 2006年02月14日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