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开赛在即,频繁的媒体报道和观摩活动使得人们有机会再次开始关注相声这一领域。从30年代的撂地摊卖艺到进茶馆开“相声大会”,从建国后的广播相声进千家万户到电视相声送图像入门,相声在中国走过了它的蒙昧之初和黄金年代,也经历了近年来的青黄不接和盛况不再。相声在当下所面临的窘境与挑战,理应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与探寻。
相声是一门笑的艺术,更是一宗笑的商品。一百多年的相声发展史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声的起落兴衰和大师明星们的闪烁更迭,却很难确定是何种力量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望向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笑海潮声深处,或会发现,影响并改变相声命运的,是远比艺术性更为神秘和重要的社会性与经济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又集中地表现在相声的观演关系变迁与重建当中。每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催生与塑造出一种特定的观演模式;当时代发生变化,相声的观演关系便不得不再次面临破旧立新的巨大转折。
撂地摊时代的相声——要么有绝活,要么下三滥
相声从其他曲艺形式当中渐渐萌发与分离之初,仍然和其他大多数曲艺表演的方式一样,以“撂地摊”为主。这种观演模式的特点是:一、观看者是不固定的和迅速流动的;二、表演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可能在20米之内就有5、6个竞争者,例如老北京的“天桥八大怪”当中就有4个是说相声的);三、由于在户外的公共空间中表演,表演者无法靠门票这种事先预收的“买卖方式”来收钱,因此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过吸引过客的注意并让他们认为物有所值从而往盘子里扔钱。
这些特点决定了相声的表演者最终能够“混”下去并维持生计的只能是两类:一类是有绝活在身的,另一类是以粗俗和迎合观众口胃为取向的。绝技非常人皆有,故而这一类自然属少数,夹在中间反正也落不着好的人只有转向另一极端——以低粗取悦听众,拿人的身体器官(特别是有关性的)、父子关系、妻子和残疾人开玩笑的相声,都是这种观演关系下的产物。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新中国解放前相声已沦为“下三滥”的代名词,一般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绝不可能去听相声的。由于受众总是低端客户,所以一般相声艺人的日子也颇为惨淡。这种观演关系下的相声表演对于相声艺人而言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谋生的简易工具,离艺术追究还差距甚远。
茶馆剧场里的相声——稳定的需求创造质量较高的产品
市场象一只无形的手推动供需双方交易模式的改变,有能力提供较高质量表演的相声艺人必然不会满足于在街头撂地摊,而察觉商机的茶馆剧场老板也有慧眼识英雄和拉这些艺人入伙的能力,用分帐或定码洋的方式将相声引入“户内”。与街头撒狗血招徕客人的时代相比,观演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观众变得相对固定和不那么迅速流动;二是同档次的竞争者相对减少;三是有了一个固定的场所,等于有了一个卖方略占优势的交易格局(当然也并非绝对优势),门票或分成收入为相声艺人提供了一个最低收入保障。
这些特点使得相对高端的相声表演者们不必急功近利,而必须更多地运用真功夫和创新来留住顾客。同时,茶馆剧场里那些常客不再是些光会听热闹的新手,他们不仅有更高消费能力买门票、茶水、点心,也是些既有鉴赏经典老段子的能力、又有听新创作愿望的“高级观众”。当高级表演者和高级观众在一个互动热烈的环境当中相遇,一种相对良性的观演关系便应运而生。所以在相声的发展史上,许多著名的精品段子都是诞生或成熟于这一环境之下,也有许多真正的大师成名于此。
相声改进及公营时代的相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腾飞期
解放以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原来“耍贫嘴”的生意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但很多演员还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演出中陈旧低俗的气味依旧浓重。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0年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在前门外大礼纱帽胡同路北新华游艺社演出相声大全。此后,北京市各曲艺场所就没有相声了,观众听相声只能到新华游艺社来。再到之后的北艺社和曲艺三团,都是民营公助的集体性质,与之相似的组织架构还有各国营剧院团下属的曲艺团等等,个体的竞争被渐渐消弥于集体的组织架构当中。
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可说是相声的第一个腾飞期,老舍和候宝林等大师启动的相声净化工程一方面改造提升了传统相声的品质,另一方面也使得相声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真正得到大众的认可,从曾经的边缘化位置进入表演艺术的主流范畴。同时由于隐匿于制度身后的“集体买卖”这一观演格局的形成,大部分相声艺人都获得了更稳定的收入和生活保障,并愿意投身于相声艺术的创新和改造工作当中。广播在这个时代成为现场表演之外的重要传播工具,使得相声成为一种可以以“非现场”方式欣赏的表演进入千家万户。也是在这个时期,相声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被积极运用,讽刺相声和歌颂相声繁荣于斯。
电视及综艺时代的相声——造星运动的尖峰时刻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停顿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声的第二个高潮发展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创作都在复兴,社会进入转型期,新思想、新现象层出不穷,但流行歌曲、综艺晚会、商业电影等流行文化的高潮又还远没有到来。在缺少有力竞争者的情况下,相声以“短、平、快”的优势在初露锋芒的电视媒体上大展风采,通过屏幕将这种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合二为一的特殊艺术形态送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观众面前。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几乎都是相声的造星时代,这一领域披挂上了“相声表演艺术家”和“相声大师”绶带的人不计其数,而换在其他领域,顶多只能被称为“著名歌星”。
直接促成这种造星盛况的原因首先要归功于他们的前辈已经把相声提升为一门真正的表演艺术,其次则有赖于电视图像使得他们率先赶上了“眼球经济”的头班车,第三则是由于真正的买方是各种国营的剧院团体和电视台的综艺晚会,是他们在出钱供养着相声表演者们并提供了各种演出的机会,而电视机前的观众不过是些“搭便车”的消费者,他们不花一分钱或者所费甚少就欣赏到了一种接近于现场性的表演。这一时期相声的创作有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买方是“国家”(因为相声表演者们都是国营院团的雇员),所以讽刺相声退位,歌颂相声成为主流。
繁荣的背后往往是隐含的危机,无需直接面对竞争和残酷生存环境的相声表演者们自然会渐渐失去提高技能的动力,相反一些已经获得名气的“家”们还要利用这名气跨领域“投资”获利。在这个时期,相声逐渐演化成一种表面的“嘴皮子”功夫,有绝活儿的艺人已成凤毛麟角。而无需支付费用的观众通常只能满足于欣赏普通层次的相声表演,即使想要获得更高级别的欣赏快感他们也无从寻觅,因为传统的相声现场演出场所已经消失。这两个重要的隐患决定了相声的表演必然日渐下坡,因为市场真正的买方和卖方中间隔了太多道安全玻璃,观演互动和需求刺激供给的铁律已经失灵。
多媒体时代的相声——如何面对无数的竞争者
世纪之交的中国,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令文艺市场突然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买方市场,一方面每年大量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综艺晚会、小品、戏剧等产品在生产和激烈竞争,一方面是网络提供了大量免费产品,这些都使得人们有了无限多样的选择余地,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可支配收入都已大大提高,他们更倾向于为高品质的文化艺术产品付费,非现场的、表演形式单一的相声便很难成为他们选择的对象。
相声表演者们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陷入这一窘境的,或许是近二十年的好时光让他们忘了闻鸡起舞,等到忽如一夜各种以竞争者和替代者面目出现的文化艺术产品纷纷涌上舞台时,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力把他们迅速逼到了娱乐消费和艺术消费的边缘地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在行业当中的整体地位下降是相声界遇到的第一个危机。而国营剧院团的体制改革一直步履蹒跚,这种“保温箱”体制使得相声表演者们无需面对失去生活来源的压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危机意识和自救意识,相声的创作和表演技能一路凋零,作为一个艺术门类“自已与自己比”质量下降是相声界遇到的第二个危机。当然,一些“大师”们身上的光环和明星效应多少掩盖了这一危情,但观众和听众们普遍反映相声越来越不好听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正是从这一危机开始,相声界的觉悟者们开始了对新的观演关系重建之路。似乎是英雄所见略同,“相声重回剧场”这一倡议应运而生。前行者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海峡对岸的戏剧大师赖声川用相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我们说相声》、《台湾怪谭》和《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一路拯救了台湾相声,同时也给剧场界创下一段传奇;近有1999年于宝林老先生和姜昆等都先后提出“相声重回剧场”,成功的实践者当中有郭德纲领衔的德云社在北京天桥乐茶馆连续一年的周末演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在东城区文化馆的108场演出、天津众友相声艺术团和哈哈笑艺术团连续几年的剧场演出,当然也包括从长沙剧院走向全国观众的奇志和大兵。
多元模式共存的相声——未来的观演格局
相声重回剧场,是一种表演艺术形式寻找适合自身特点之观演模式的回归之路,也是相声在面对其它众多竞争者的“后撂摊”时代所必然经历的转型,但由于剧场当中的经常性演出受到百姓日常消费能力的限制,门票价格不可能过高,大部分稍有名气和“追求”的相声演员都很难选择真正地“走进剧场”并以此为业。愿意留在剧场当中的相声表演者,目前还只能是那些名气不太大或者是对相声这门艺术有极大热爱和激情的人。不过未来的大师必将出自于这些在固定场所中倍受历练的耕耘者,在茶馆剧场时代曾经发挥作用的良性互动观演关系会促进这些相声表演者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同时也陪养出有较高鉴赏能力的资深观众。通过电视屏幕造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既便有人偶获机遇,如果没有高超的技能和深厚表演功力,也只能注定是一颗迅速消失的流星。
扎根剧场、提升段位的同时,要成为金字塔顶端的明星级相声表演者,还必须懂得借助多种传播力量,诸如各种相声大赛、电视综艺晚会、广播节目、视听产品销售、网络视听下载甚至FLASH等等诸多传播渠道。这当中任何一种传播形式在有其独特优点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譬如电视综艺节目因为时间限制会缩短表演时间、广播不能显现真人表演的效果、网络视听下载不能直接给表演者带来收益等等。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相声表演者必须明白,他们不得不和这些并不完美的传播手段共存并依赖它们去捕获得多的观众和听众,因为每一个竞争者和替代者都在利用这些手段,谁利用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毕竟这个难题还没有大到象恐龙面临冰川时代的到来那么巨大,一味地排斥现代传播手段只会使相声成为小众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从而最终滑向衰竭。
既不能远离直接面对面交易和互动的现场观演关系,又不能不借助非现场观演和非直接交易的多种传播方式,这就是相声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必将面对的挑战和生存环境。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权衡选择,如何得兼,如何重新获得真正的生存与竞争力,是每一个渴望在相声从艺路上成功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如何适应这种新的观演关系转变和重建,如何运用集体的资源和能力来为后人营造环境,则是整个相声界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水晶 2005年11月17日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