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与文化的沟通---以中国为主例

“韩流的热潮”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异常现象。90年代末，由中国媒体第一次使用以来，在既往的数年间韩流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了我们媒体常用菜单之一。中华圈及东南亚各国，通过报纸和广播电视知晓韩国的大众文化后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们惊讶于我们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中从文化的进口国变成了文化的输出国。

我们对于韩流现象的关心集中于韩流的经济效应和持续的可能性、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其所具有的意义、对韩国形象的影响。韩流现象是集中显示韩国文化产业飞跃的象征，并突显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破口。因为文化产业是先进国型高附加值产业之一，所以以韩流为代表的韩国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我们经济的新的龙头。这种期望牢牢地抓住了我们，使韩流持续下去的方案在积极的研讨当中。其次，期待韩流有助于提高韩国的国家形象、增加对韩国的美好印象，即亚洲各国喜欢我们大众文化的人越多，对韩国的关心和对韩国的善意会更强。最后，有些人认为韩流现象是在具有类似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需求的亚洲（或东亚）各社会重新形成亚洲认同的象征。我们社会的如上的关注点，似与我们要急着展望韩国在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地图中所占据位置的欲望紧密相关。

此篇文章以可称为韩流发源地的中国为焦点，观察中国人对韩国大众文化的反应，讨论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韩流这种文化交流方式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再具体一点，根据2002年夏至2004年夏在中国进行的问卷调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访谈、被认为中国韩流代表人物的安在旭中国迷们的调查等作为基础，观察中国人对韩国大众文化的反应，研讨中国对韩国大众文化的接受和消费对于文化的沟通具有多少积极的影响。

中国的韩流及其背景

在韩流的发源地中国，大众音乐和电视剧成为核心。韩国大众音乐被中国人广为知晓是通过“汉城音乐厅”的广播。从1997年在中国开播的“汉城音乐厅”，在中国大城市通过FM介绍了韩国的名曲。从1998年酷龙的《弓大力夏巴拉》受欢迎开始，Babybox，SES，神话，李贞贤，HOT，NRG等的舞曲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2000年的HOT中国音乐会的成功和安在旭在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的10次音乐会等，使中国人强烈地意识到了韩国大众音乐的存在。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哈韩族”，“韩迷”等新词，用来指称陶醉于HOT等韩国舞曲而模仿韩国歌手的发型、服装的青少年。我们的舞曲使中国社会听到了强有力的振动音。

韩国电视剧自1993年出口到中国，通过地方台播放《嫉妒》、《黎明的眼睛》等以来，到了最近，《大长今》在牢牢地吸引着中国人的眼睛和耳朵。特别是1994年CCTV曾播放过的《爱情是什么》在1997年重播时，在进口电视剧历史上创下了第二高收视率，从此韩流开始了。此后《星梦奇缘》、《医家兄弟》、《向日葵》、《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模特》、《西红柿》、《蓝色生死恋》、《冬日恋歌》、《人鱼小姐》、《明朗少女成功记》、《大长今》等在韩国受欢迎的电视剧陆续出口到中国。

中国人在看好多韩国电视剧的事实通过2003年在北京和上海以2000余名市民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了证实1。寻问是否看过13篇在韩国最具人气的电视剧时，回答收视过一次以上的人的比例是：《蓝色生死恋》最高为68%，《明朗少女成功记》较低为16.1%。这证明中国人通过电视、VCD、DVD等媒体，在相当程度的接触韩国电视剧。我们还应注意中国人对韩国大众文化的消费根据性别、年龄、收入不同的事实。以上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韩国电视剧是在女性当中、韩国音乐是在低年龄段当中特别受欢迎；而在北京地区收入越少、在上海文化程度越低，韩国电视剧的收视率越高（李俊雄2004：296-297）。

中国人频繁接触韩国电视剧的现象，也通过在中国国内所放映的海外电视剧中，韩国的作品所占比重高的事实得到了证实。2002年度中国的进口电视剧放映片数：以香港133部（占总数的40.7%）占第一位，韩国67篇（20.５％）居第二位；进口电视剧放映频道：韩国的《蓝色生死恋》和《女主播的故事》在香港电视剧后占有第二，三位（杨英钧（音译）.文玉彪（音译）.宋道英（音译）２００４：７３）。韩国电视剧的好人气，也反映在每片进口价格的上升上：１９９３年《黎明的眼睛》和《嫉妒》等剧每片卖了４００美元，而２００３年《四姊妹的故事》则卖了４０００美元，最近人气电视剧价格要高于６０００美元。

关于韩国大众文化在亚洲各国倍受欢迎的理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看法强调韩国大众文化本身的优势如韩国歌手的唱功、有韵律的舞蹈、电视剧脚本的优秀构成、演员的魅力和演技等。有的则提出儒家文化的相近性，另外还有人从亚洲大众文化市场的地域性角度进行解释（请参考赵韩慧贞（音译）外，２００３）。

包括电视剧和流行音乐在内的部分韩国大众文化商品，与正在刮起韩流热潮的国家自产的相比，似乎可以肯定其水平更高。在享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电影节中，我们的电影所取得的成就，雄辩了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半周边的我国大众文化，在这段时间已取得了刮目相看的成就。不用说从１９８０年才开始关心大众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产业发展速度较慢的东南亚，甚至在多国媒体文化曾经以较快速度发展的台湾，据说其演艺产业的制作条件也相当不好。所以现认为从韩国和日本等地大量进口的电视剧，成为影响台湾演艺界生计的威胁要素（金贤美（音译）２００２：２２４－２２５）。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有关人士们也指出：在现今的状况下难以制作出可与韩国等海外电视剧相竟争的优秀电视剧。所以他们曾向政府提议过要限制进口外国电视剧及其播放。

韩国大众文化受欢迎的秘诀可能有多方面。但最可能的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向市场经济急速转换的中国当今社会的多种需求和矛盾，韩国大众文化以比较华丽和精炼而可亲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对暴露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其物质万能的消费文化中、处于诸多新的需求和矛盾中的中国人来说，动用华丽的道具来表现爱情与矛盾情节的韩国青春偶像剧和家庭电视剧有时回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尤其在偶像剧中其纯粹而坚定的爱情、家庭剧中家庭成员之间温暖的情感以有趣的故事情节来编织出来，这些都被认为是韩剧的亮点。

基于共同儒家文化的相近性来解释中国韩流的做法看来是有问题的2。首先，韩流主流之一的韩国舞曲音乐是与儒家文化根本没关系的大众文化形式。再看电视剧，中国人观看韩国电视剧的时候可能对剧中所表现的家族成员之间的情义和传统的家庭制度表适一定的乡愁，但这与儒家没有关系。应该说这是由对现代化过程中核家庭化了的中国状况的强烈的反射作用引起的（韩洪锡，２００４）。

好多中国人称赞韩国的电视剧和舞曲是事实，但韩国大众文化并不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也不是他们最喜欢的。大部分韩国电视剧的播放和制作是同时进行的。而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作品企划和制作方面投入很长的时间和足够的资金，所以其完成度和质量更优秀是不可否认的。在调查中值得嘱目的结果是：中国人所喜欢的电视剧顺序是中国（30.8%），美国、欧洲（26.4%），台湾、香港（17.5%），然后才是韩国（朴素罗2004：222-223）。约半数的应答者讲喜欢自己所熟悉的中华圈的电视剧，四分之一以上人更喜欢西方的电视剧。

“韩流”的大背景是文化产业的世界化和地域化的巨大潮流。在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性移动加速化的今天，特别是在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的交流和交易促使了韩流现象（请参考河钟源（音译）.杨银京（音译）2002）。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从1980年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以媒体产业为主的大众文化市场迅速增长。其结果对香港、台湾等中华圈及海外大众文化的需求也在大大的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韩剧和流行歌曲逐步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了韩流的始发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广播电视视也得到了快速成长（杨英钧（音译）.文玉杓（音译）.宋道英（音译）２００４，韩洪锡2004）。1978年全国的广播电台只有100家，电视台只有32家，没有有线电视。以后其数量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至1996年广播电台增加到1，238家，电视台增加到880家。90年代后半期，为了减少过度的竟争和混乱对广电部门进行了结构调整，结果其数量有所减少了。2003年全国有广播电台282家，电视台360家。虽然电视台数量减少了，但各台的频道数量及中转台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所以视听众可进行选泽的频道数较以前明显增加了。2002年所有的电视频道数超过了2000个。从90年代中期开始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台占据的数量呈上升的趋势，2003年收看有线电视的超过了1亿个家庭。

在电视播放呈急速扩张的趋势中，受观众喜欢的电视剧有了飞快的发展。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在改革开放后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从国内电视剧制作的数量来看，从1980年的177集，到1998年的9327集，18年间增长了52倍之多。2002年中国国内拍摄的电视剧有489部，共达9005集。但这个程度的制作量远不能满足众多频道对电视剧播放的需求，所以中国的电视台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电视剧的进口。

“韩流”是随着这种文化商品市场的变化而产生的现象。因文化商品需求量猛增，当然地质优而价廉的韩国商品开始在中国倍受欢迎。较西方和日本的作品价格低廉，又能提供现代音乐和舞蹈的、结构严密、演技优秀、美丽画面的韩国流行音乐和电视剧，大受中国的欢迎。虽然对歌手假唱及老套的题材（不治之症、出生的秘密等）不是没有批评的声音，但这仍不能阻挡大批受中国人欢迎的大众文化明星的诞生3）。

对韩流和韩国的好感

关于韩流，韩国国内的议论集中于其产业价值。但韩流对于东亚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助方面也有着较大的意义。以多样的形态与方式在东亚各国消费的韩国大众文化，起着增加对韩国的认识与理解的重要的窗口作用。虽然国家之间人员的交流正在不断的增多，但用直接的方式体验韩国的人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通过广播电视及CD、DVD等途径看电视剧和电影来了解韩国。

现在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应更加多样化才行。对大众文化的依赖度的增加，包含着文化偏食的危险，所以有必要通过多种文化交流来平衡对韩国的认识及理解。为此在北京举行的韩流座谈会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韩国人过分关心韩流的现象表示了警戒，并指出了向中国介绍韩国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表演艺术、学术研究成果的事情更为棘手。

据如前所述的2003年的问卷调查表明（李俊雄2004，），韩国文化商品对中国人理解韩国和对韩国的态度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收视韩剧越多，对韩国的理解和憧憬越多。总之收视韩剧对韩国的态度、使用韩国商品、韩中间的好感造成了积极的影响。但韩流对形成韩国美好形象的影响是有限的，不但这样还存在值得忧虑的因素。如韩剧的收视确实可增加对韩国的理解，但这些人并不认为韩国是先进的，反而觉得挺落伍的。

这种统计分析的结果虽然说明了多数中国人确实通过韩流增加了对韩国的关心和好意，但这些资料并不说明其关心和好感的程度。在这里基于对“韩流”代表者之一---安在旭的中国迷们的采访结果，揭示其关心和好意的实质内容（请参考高丹丹，张秀贤2003）。

韩国艺人安在旭在中国成名，是从1998年他主演的《星星在我心》在中国电视播放开始的。在这电视剧中主演歌手的安在旭与他所唱的主题曲‘Forever’，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此在韩国并不以歌手闻名的安在旭在中国却以歌手成名。此后安在旭通过在中国举办的多次音乐会和《战争与爱情》、《妈妈，姐姐》、《复仇血战》、《向日葵》、《你好，我的爱》、《坏朋友》、《白领公寓》等电视剧，在中国成为了代表性的韩流明星。

安在旭的衷实迷们-一般被称为旭迷-的年龄分布很广，从十岁出头到70多岁都有。但大部分是25岁以上的职场女性。安在旭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喜欢他的歌的年少学生占主流，但随着通过电视剧知晓他的人增加，旭迷们的年龄段也提高了。

这个事实，通过2003年初在北京地区旭迷们接触多的‘一切就旭’网站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得到了证明。用电子邮件回复问卷调查的有43人，此中男性只有3人，应答者的年龄26岁稍过。回答结婚与否问卷的39人中，未婚的24人，已婚的15人。职业：除了学生13人和退休干部1人之外都是有一定收入的人，即公司职员8人，教师4人，技术员4人，专职人员4人，公务员2人，个体2人。平均月薪1000元以下的有13人、1000-3000元的以21人据最多，以月薪3000元以上收入较高的有9人。43人中大专以上学历的31人，大学生8人，硕士生2人，可知大部分是高学历者。这个调查结果与安在旭演艺企划公司的当地职员根据以往长时间的了解得到的安在旭迷们的特性相符。

他们喜欢安在旭的理由有他美丽的笑容、可亲的态度、幽默感、优秀的演技等多种因素，但多数旭迷们共同强调的是安在旭的亲和力。在北京接受采访的已过25岁的一名女旭迷讲：“我们为什么喜欢安在旭？他还是外国明星…可能是他先天的亲和力吧。他是看一眼就一定会被喜欢的那种人”，并说：他给人就象自己亲哥哥一样的感觉。49岁的女旭迷也吐露了近似的感觉。她说：不好意思叫比自己小16岁的安在旭为哥哥，好象可以叫“孩子”吧。这是安在旭就象自己的家人一样可亲的缘故。

他们所讲的亲和力是饱含丰富文化含义的。不是只能在远处守望，而是可以接近和交流的明星的概念。这虽然可能意味着与西方明星所具有的异国魅力相比较，长相相似的东方明星所具有的亲近感的魅力，但并不单单指来源于外形的亲近感。安在旭的亲和力基于他在电视剧、日常生活、与中国媒体的谈话中、与旭迷们见面会上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得到了认可。他具有与中国年轻人相似的兴趣，并且品德与礼貌兼备。旭迷们将中国一家报纸提出来的“东方型的现代好男人”的形象赋于了安在旭。对他们来说安在旭不是幻想中的美丽的偶像，而是现实中他们所向往的模范。所以除了安在旭是韩国人之外，对他们来说“韩国的”并无太大的意义。

当然，不是所有的旭迷因同一个理由喜欢安在旭。不同的年龄喜欢安在旭的理由有点区别。10岁和20岁出头的旭迷们认为安在旭站在韩流---最尖端流行的前头。他们有着想要比别人显得更帅气的强烈的欲望，安在旭就是满足他们这种欲望的流行的一部分。安在旭的得体的着装、有魅力的长相、律动感强的舞曲成为他们嘱目的对象。与此相反，25岁以上年龄的旭迷们强调：在安在旭身上可发现平凡的日常美德。人们认为：安在旭是容易接近的人，且离他越近就越发敬重他的正直、诚实、责任感、象朋友和家人一样的亲近感、关怀之心、孝道、纯真、做为艺人的演技等。他不是以明星而是以其具有常见的普通人的形象而著名。

对旭迷们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安在旭为中国人了解韩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网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43名应答者中，41人在加入旭迷俱乐部之前几乎对韩国没什么了解，或没有具体的印象。但成了旭迷以后，大部分以参加夏令营或音乐会为目的去了韩国，或虽然可能对韩国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比一般的中国人有更鲜明的认识。他们因为安在旭而对韩国产生了兴趣，并有了更多的了解6）。有几个人甚至讲道，只要在收音机或电视中听到韩国两个字就会马上引起注意，甚至心跳加快。韩流为中国人提高对韩国的认识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对于明星安在旭的好感是否延续到了对韩国的好感？旭迷的大部分似对韩国和韩国人有着较好的印象。问卷调查还包括了询问对韩国印象的一项，对此大部分的回答是好的，其中特别多的是回答韩国人亲切、有礼貌、勤奋，喜欢韩国等等。

但我们有必要明确认识这不是绝对和盲目的好感。与衷实旭迷数人的深度谈话发现，虽然他们大部分对韩国有好的印象，但其好感是有相当程度的选泽性的。如，虽然有部分旭迷承认韩国的大众文化水准，在作品及技术层面比中国先进。但也有很多旭迷们当被问及到“韩国人评价中国人追求韩流的理由是韩国的大众文化水平高于中国，您怎么想？”时做出了不满或不屑的表情。谈及安在旭时不惜赞美的他们，在直接比较中国与韩国时，则强烈表现出对中国的自负感。他们强调对韩国大众文化的接触只局限在安在旭，并通过安在旭认识到了韩国。

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追寻当代的流行而喜欢上作为韩国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安在旭，但实际上是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消费中，他们是选择了与自己的兴趣和价值相符的明星安在旭做喜欢的明星；且对他们来讲成为他们关心和好感的对象的不是整个韩国，而只是与安在旭紧密相关的那些部分。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充分理解直接将韩国和中国相比较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负感。

为东亚的文化沟通做几点提议

中国人通过大众文化形成的对韩国的关心和好意并不牢固。此关心局限于与明星相关的部分，所以随着其它条件的变化对韩国的好意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对文化的沟通手段---韩流寄于过多的希望和过分强调其价值是不现实的。

引起韩中两国之间紧张关系和矛盾的因素并不少。最近围绕高句丽历史的纷争、国境问题至今留有纷争的火种、围绕海洋资源的不和谐的声音、贸易纷争、对中国产食品的不信任等都可能会引发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战。就象通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中的不愉快的言论攻防战确认的那样，在足球等体育项目中也都有互相贬低和非难的声音。这些如果发展到刺激两国人民之间感情的程度，那么经大众文化交流形成的“薄弱”的好感随时都可以消失。

这在与日本目前的关系中已明显地显现出来了。最近的独岛问题和历史教材纷争，充分说明了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进行明确的反省和谢罪，相反地，对亚洲各国进行殖民统治而造成的悲剧，日本右翼否认责任的声音却越来越高，所以日本的周边国对日本的信任度非常低，两国之间的感情尖锐地对立着。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东亚圈内的表面上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不能掩盖和解决彼此间的信任问题。

为了强化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文化沟通，考虑灵活运用韩流是有必要的。但比此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引起可与韩流积极的效应相抵触的、强烈的反韩情绪的误解与矛盾的根源，探索将其最小化的方案。

现在应嘱目在韩中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的现场中产生的许多误解和矛盾及由此产生的相当大的相互距离感和感情的对立。如在中国的韩国企业中，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和文化冲突。中国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平等文化已扎根全国；而韩国社会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可在企业等的组织内部，持续的是权威主义、集团主义的文化。还有，在韩国，同乡、同门、同学、同期、同群等超过家庭范围、联系个人与社会的媒介集团很多，对集团的归属感也很强。而在中国，个人对个人的关系更加重要，对集团的忠心相对薄弱。就因为这种差异，韩国管理者和中国职工间的误解和纷争经常会发生（请参考张寿贤2003）。

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所表现的排它的态度，成为中国人反韩感情的刺激因素。如北京的望京有很多的韩国住京职员居住，简直可称为韩国城。他们最大限度地不接触中国人，维持原本的韩国式生活。本人曾调查过的青岛的韩国企业住中职员的生活状况也是一样的。他们在业务时间以外几乎不接触当地人。生活在与当地人隔离的宿舍里，将社会的相互作用局限在由韩国人构成的网络中的现象很普遍。这种排它的生活方式是与当地中国人之间进行文化沟通的严重的阻碍因素。

在中国当地常常发生的文化冲突和矛盾，不是单纯成为局域性的问题，而是使中国人对韩国的消极的认识和偏见加深、强化、持续。韩流这种大众文化交流肯定能起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薄弱”的文化交流难以承受在相互间因历史的、现实的问题而发生的强烈的冲突。为了克服表面的文化交流和理解，重要的是，通过深层的了解明确认识东亚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努力预防和治愈相互间的误解和冲突。

参考文献（以下人名均为音译）

金贤美，2002，《“韩流”话语中的欲望及现实》，《当代批评》19号，216-233页。

高丹丹、张秀贤，2004，《对韩流接受者的特性及对其含义的考察：对中国旭迷俱乐部的案例研究》，张寿贤等，《中国为什么接受韩流：从多学科角度探讨韩流的中国基础》，首尔：学库房。

朴素罗，2004，《韩国和中国的广电产业的特性及交流现状》，张寿贤等，《中国为什么接受韩流：从多学科角度探讨韩流的中国基础》，首尔：学库房。

白源潭，2005，《东亚的文化选择，韩流》，首尔：图书出版Pantaglam。

杨银京，2003，《关于东亚偶像剧流通的文化相近性研究》，《放送研究》2003年夏季号，197-220页。

李民子，2002，《中国改革期的青少年文化分析：以“韩流”为中心》，《东亚研究》第42集，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

李银淑，2002，《考察中国的“韩流”热潮》，《韩国文化中的外国文化，外国文化中的韩国文化》第一届世界韩国学/朝鲜学/高丽学大会论文集III。

李俊雄，2004，《韩流的沟通效果：中国人的韩国文化商品消费对其对韩国的认识和态度的影响》张秀贤等，《中国为什么接受韩流：从多学科角度探讨韩流的中国基础》，首尔：学库房。

张秀贤，2004，《韩国企业在中国的适应过程和文化矛盾：对青岛某鞋厂的人类学研究》，《韩国文化人类学》36集1号，83-118页。

赵韩慧贞，2003，《从全球的地壳变动征候读解“韩流热潮”》，《韩流和亚洲的大众文化》，赵韩慧贞等，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

河钟源，杨银京，2002，《东亚电视的地域化与韩流》，《放送研究》2002年冬季号，67-103页。

韩洪锡，《中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及对外国大众文化的接受：以“韩流”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中心》，张秀贤等，《中国为什么接受韩流：从多学科角度探讨韩流的中国基础》，首尔：学库房。

许进，2002，《对中国的“韩流”现象及接受韩剧的研究》，《韩国放送学报》16卷号，496-527页。

作者：（韩）张秀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