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还记得4年前的那两个数字——2004年宁波的GDP为 2100多亿元，而昆明是940多亿元，两个数据的悬殊之大令他很郁闷，也引起他的深思：为何宁波一个地级市能有如此高的GDP？“宁波有文化。”4年后的2008年，李勇对记者说，“一个天一阁铸就了宁波的文化底蕴。当今时代，文化是经济的支撑。”

之所以得出这个答案，和李勇经营的事业有关。现在，他是拥有28个连锁书城、经营总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年纳税超过500万元的民营文化企业——昆明新知图书城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在昆明，像新知图书城这样的民营企业还有吉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柏联集团、云南映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风驰传媒有限公司等。何以至此？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文化厅副厅长范建华说：“云南省政府鼓励个人或社会团体兴办文化企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为云南特别是昆明文化企业的做大做强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并在不同的产业门类中初步形成了一批有一定示范和引导作用的文化企业。正是这些在政府鼓励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成为托举并舞动昆明这个“龙头”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新知图书城无疑是“舞龙者”的一个代表。

1991—2008：新知“四步”

1991年，昆明新知图书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当时的经营面积只有30平方米，一共4个人，全部的资本是1万元贷款和3000元借款。”李勇回忆当年的艰辛，语气平静，“因为家庭负担重，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了。开新知前我已在一家书屋做了6年。”

创业之初，新知就确立了一个四步走的发展战略，并把“创建图书行业的一流品牌”作为企业目标。到1993年，新知的员工增加到34人，营业面积扩大为300平方米，销售额达到1400多万元。在一个有关民营企业的会上，李勇说要开中国最大的民营书城，“当时大家都质疑，说这话说得太大”。

新知战略发展的第一步于2000年完成，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和后备人才的储备，发展所需资金在自有的基础上滚动壮大，所有的经理级人才都是从普通员工做起，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新知人”。

2001年，他们迈出了发展的第二步——在云南开20个书城。“新知采取了区域性推进的发展战略，由云南到西南，再到全国。”李勇说。

新知企业整体的执行力，在这段发展历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并显示出令人惊叹的速度：普洱书城从选址到招工培训，只用了15天，蒙自书城的速度与此相当。新知在30天之中完成了两个书城的开业筹备。

2005年，新知图书城提前实现了在云南省各州市建设连锁书城的目标，开始了全国连锁的探索。同年，新闻出版总署授予新知图书城图书、报刊、电子刊物全国连锁经营许可证；2006年，新知又获得文化部批准的音像制品全国连锁经营许可证。至此，新知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两证”的民营书店。

邻近昆明的攀枝花市成了新知进军四川的第一站。此后，新知成都店于2006年6月开业，开创了书业跨省经营的新纪录。谈到新知的对外发展，李勇忍不住感叹：“出去发展阻力相当大，比如出于地方保护的动机，有的地方部门会通过各种名目的政策，设置壁垒，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到2008年，新知图书城的28个连锁书城，分别分布在云南的16个州市，四川省的攀枝花、成都、温江以及贵州省的遵义，有2000多名员工，30多万个图书品种。此时，新知战略发展的第四步——在云南呈贡县马金铺乡建设“韶山藏书楼”也拉开了序幕。这个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占地1600亩、最大藏书量达2000万册的民间藏书楼，已经被列为云南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之一。

在全力推进书业发展的同时，新知图书城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李勇本人被评为“昆明十大杰出青年”，被昆明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称号，2006年又被评为“云南省十大文化企业家”。多年来，新知捐书、捐款、资助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的资金累计达700多万元。

不打折的新知

新知有“四不”，即不打折、不搞多元经营、不搞股份制、不上市。

不同于国内多数书店以打折吸引顾客的做法，新知图书城不打折，也不跟进打折。李勇告诉记者，出版社30%至40%的折扣是书店应得的，图书明码标价，不应随便打折。不过，现在多数消费者有非打折书不买的习惯，新知不打折，能否在折扣竞争中胜出？新知图书城的副总经理姚书生并不担心：“知识不应该打折。真正的买书人，对价格并不在意。”

新知以图书起家，也以图书为本。“我们不搞出版，只做销售，并且是只做正规书，不做礼品书。”李勇认为，企业发展到“半山腰”时，在主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并不十分富余的情况下去搞多元化经营，不明智。“把销售做精做细，企业一样能做强做大。”

目前的新知除李勇之外，还有多位李氏家族成员在公司担任各种职务，如经理、工程负责人、驾驶员或会计。在被问及新知的家族企业色彩是否会影响将来的发展，李勇说：“家族企业没有什么不好，新知不搞股份制。当然，也不主张上市。自己有足够的发展资金，为什么要上市？上市募钱做什么？不搞清这个前提，上市等于上吊。”

新知的又一个“另类”是开“两会”。“企业的‘两会’为大家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让我们取长补短，完善各自的管理工作。”在2008年新知企业书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一位经理这样说。

这里的“两会”指的是领班工作经验交流会和书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记者看到了2008年新知“两会”的报告汇编，厚厚的两大本，共40余万字。

“这算是新知的一种企业文化吧——会议文化”，李勇说起来颇有些自豪，“每年年底开，3天把经验总结做完，之后汇报销售情况。所以，每年年终别人休息，新知人却是最紧张的时候。”

据说，新知经理们日常的工作电话一般每天不超过15个，这种高效与每周的视频会议分不开。姚书生向记者介绍，2004年起，新知每周一的例会就采用了视频会议的方式，各地连锁书城的员工通过可视会议系统，参加公司总部的会议或培训。“新知是国内图书发行行业第一家采用可视会议系统的民营书店，也是第一家向全国读者开通800和400免费图书查询电话的民营书店。”

“一个人做企业的时间是有限的，而文化能恒久流传，因此，做文化企业不能昙花一现，要有能留得住的企业文化。新知除了追求强大的全国书店行业阵容、高水平的采购业务员队伍、先进完备的通讯系统、高效快捷的物流配送系统等硬件水平外，更希望给社会留下一笔财富”，李勇说，“韶山藏书楼，是新知作为一个文化企业最后的归宿。或许，它能够为昆明的文化底蕴注入新的因子。”

写在结束也是开始的话

通过系列报道的形式，对某一区域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集中的宣传报道，在我刊并不多见。“风景这边独好——云南文化产业映象系列报道”的推出，无疑开了一个好头。

自4月25日起至今，映象系列共刊发8篇文章。我们试图通过这些报道，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现象”进行解读，使广大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而集中地了解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尽管已经刊发了2万多字的报道，但是面对云南文化产业取得的扎实业绩，面对云南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还是免不了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每念及此，我们常常回忆起在云南采访期间的一个个场景、一个个人物。无论是和云南省文产办领导的交谈，还是和各州县负责人以及基层文化产业工作者的交流，我们都深深感到，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指导下，云南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只争朝夕的工作热情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机意识，这些构成了云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力量。如果说这一系列报道还具有一些新闻上和产业发展上的意义，那么我们最希望做到的，正是把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机和活力展现出来。

还有，由于此次系列报道是以区域为主线，有些学者的名字没有出现，但是通过与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施惟达、常务副院长李炎等教授以及云南社会科学院王亚南研究员的交流，我们发现，在云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始终潜隐着一条智库的红线。正是云南当地专家学者们眼睛向下、注重调查的“田野作风”和既实际又前瞻的理论观念和思想，为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机缘巧合的是，在刊出本次系列报道最后一篇的同时，云南省在曲靖市召开了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吹响了在云南省全面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号角，这成为了我们这一系列报道最完美的收篇。当然，这更是云南文化产业一个美丽的新开始。由此，我们可以期待：云南文化产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映象”系列！（本刊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8-06-20 10:13 来源： www.ccdy.cn 作者：程丽仙 崔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