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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2008-6-28 阅读742次 本站网友 faguichu 发表 【字体: 上一篇<<>>下一篇

“中国目前很难生产出类似《功夫熊猫》这样的动画大片,即使偶尔出一两个优秀的作品,也不是必然的趋势,无法持续发展。”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说,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软肋是不成规模,文化产业所有者太多,都是分散经营、缺乏整合,大家都各自为战,无法形成一个能够托举出优秀作品的生产机制,更缺乏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6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好莱坞梦工厂的喜剧动画片《功夫熊猫》正在国内热映,第一个周末就创下了3800万元的票房纪录,片方希望第二个周末的票房超过8000万元,甚至破亿。这也引发了中国动画、电影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思考。一位看过影片的观众说:“《功夫熊猫》惟一的缺点,是它足以让很多中国电影人感到羞愧。这部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的,可为什么是外国人拍出来的?”这个问题正是很多观众想问的。

尹鸿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软肋是不成规模。但为什么不成规模,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能够托举出优秀作品的生产机制”,其实更值得追问。中国不缺乏优秀的导演和编剧,对商业化运作体系也并不陌生,为什么整个电影产业不能壮大?每年出产的优秀作品少之又少?

姜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惊艳世界,第二部带有姜文独特历史观的《鬼子来了》却给他带来无数麻烦,也让他不得不沉寂多年。《鬼子来了》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却最终在国内无法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让姜文明白了在中国什么样的电影是不可以做的。

从地下“转正”的贾樟柯,当初也体会过电影被禁的苦涩。在2007年初的一次专访中,他指出了“市场选择的背后是行政权力”的实质。他说,“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他还谈到了技术审查的弊端,以及电影分级制度何以迟迟不能出台。

我们的国际电影节,也正在沦为“鸡肋”,因为国际大腕都不愿意来。一位参加过很多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发行人说,“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一个紧箍咒。“我们现在不仅是进口影片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查,即便是参赛电影节的影片也需要有主管部门的审查,这点和其他国际电影节是完全不同的,国外的电影节选片人的权力是很大的,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可以决定影片是否入围。”

谈到国内动画片的创作和生产,重庆视美动画总导演周宗凯认为,“我们在用一种‘老人文化’在管理和看待”。什么是“老人文化”?好比现在一个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在他们的意识中,糖就是孩子们天生喜欢的东西,所以就给他们糖,实际上,现在的小孩子还喜欢糖么?周宗凯直言,熊猫,就肯定是那种毛茸茸憨厚的形象,谁要设计成《功夫熊猫》里的熊猫,口水会淹死人,审查会通不过。(6月24日《时代信报》)

对所有中国导演而言,审查永远是一柄悬在头顶的达魔克利斯之剑。除非你不做电影了。但是其他文化产业又能好不到哪里去呢?本来运作得好好的选秀节目,广电总局却要求“不能哭”;作家陈希我写了一部小说《冒犯书》,2007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却因繁体字版未对书中“性描写”作删节处理,台湾出版社寄给陈希我的样书也被定性为“违法行为”……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是很明白吗。

1980年10月8日,在逝世的前两天,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他认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从电影而推及整个文化产业,又何尝不是如此?文艺复兴、文化大发展的充要条件,只能是允许文艺的自由发展,允许文艺工作者尽情挥洒创造性和想象力。公权力插手越多,条条框框设立得越多,越容易窒息文化产业的发展。

2008-6-28 0:06:59  红网  作者: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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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观点
  • 本站网友 faguichu 于2008-6-28 8:39:00发表评论:
  • 赵丹: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在赵丹逝世前两天,即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1980年9月于病床上〕

    1980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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