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日前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展，以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四大文物为主展示了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创造。丝绸部分的主要策展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赵丰表示：原来的四大发明，已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这次是新“四大发明”的首次集体亮相。(相关报道见今日12版)

400多年前以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为主总结出来的、不只“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还被世界范围广泛认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今日我国专家学者的手中就这样被改头换面了。如此一来，不晓得是西人、前人的尴尬，还是国人、今人的尴尬。但是一个取向却异常明显，联系到一些专家学者热衷于考证李白、李清照等古人的“另类隐私”风潮，今日专家学者仿佛涵养了越来越强烈的改变历史的欲望。

历史是一种文化积淀与认识积淀，正因于此，在民间难免有约定俗成的部分。譬如之于诸葛亮，虽然我们多不相信有借东风的自然能量，但依然认可其是古人智慧的化身。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由来已久，广受认同，即使在国外，其中任何一项也都是条件反射般代表中国的，已经成为基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现代代表符号。

69年前，钱穆先生就表达了对历史要抱以“温情与敬意”的信念。在我看来，所谓温情，即是不宜轻易恶搞和颠覆；所谓敬意，应该包括对成就历史和记载历史的人基于其时代背景心存敬意。而且，所谓“四大”亦无遴选“四最”之意，即使如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研究认为，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达到26项，也与400年前界定的四大发明并行不悖。一定要以现代回视的眼光审视前人特殊背景下的“局限”，以丝绸取代指南针，则显得过于冲动、霸道甚至哗众取宠。

如果以单纯的学术浮躁来看待今人总也按捺不住改变历史的冲动，不免过于浅显。事实上，整个社会都有改变历史的冲动，譬如之于古迹，我们的着眼点似乎并不在怎样保护上，而是热衷于仿建重建，屡屡试图用自己的双手推出一个“××第一”，仿佛只有经过“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梳理过的历史，才是满意的历史。根本上看，毋宁相信某些专家学者或者地方长官的历史观出现了偏谬。

但在眼球经济大行其道的当下，无论地方以建筑的形式重建历史，还是专家学者以学术争鸣的方式改变历史，都会赢得眼球聚焦下的某种利益——哪怕是虚名一领风骚中的“荣光”。当这种方式屡试不爽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地复制的时候，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除了能够制造社会的历史模糊感甚至虚无感之外，恐怕只剩下历史的哭泣和现代的喧嚣。

据悉，赵丰们正在研究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创造发明，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其实包括此次以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为切入点展示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创造，都是极富社会人文意义的事情，但是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作为前提。设若依然按捺不住改变历史的冲动，非要与山顶洞人抬杠的话，那么这个探源不探也罢。 (作者系高校教师)

2008年08月01日08:23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作者：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