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到22日，2005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古城平遥举行。作为记者，笔者赴平遥采访。摄影节期间，本来少雨的季节却接二连三下了几场雨。回京之后，惊讶地看到古城南城墙夯土坍塌的消息。那天，正是摄影节闭幕的日子。
这是平遥古城墙第二次坍塌。上一次是在2004年10月。平遥古城墙为何一塌再塌？现象背后有什么内容？这是人们很自然的联想。
一举成“名”
但并非无懈可击
平遥古城的保存和平遥的“穷”有关系。据古城规划者阮仪三教授说，当初和平遥一样的古城还有太谷、祁县、忻县、介休。太谷城的规模比平遥还大，有完整的城墙，完整的钟鼓楼，完整的孔庙，完整的各种各样的坛庙，很多很多很好的民居。可是就在1980年的时候，按照规划建设新城，拆掉旧城建新城，一切都没有了。而平遥因为穷，工程进度慢了一点，才给了阮仪三教授“刀下救城”的时间。
1997年12月3日，幸存的平遥古城，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跃提升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平遥，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话语中，成了“典范”的代名词。
的确，平遥为保护古城付出了巨大努力成了样板。但，平遥的古城文化保护并非无懈可击，尤其是作为众多城市以之为成功模式的平遥，以“塌城墙”为由，不能不令人有深入的思考。
门票收入直线上升
文保资金能“升”多少
与保护并行的是把古城当作一个巨大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颇多诟病。特别是11个月之内，古城城墙的两次坍塌，让这种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有人回忆，1996年去平遥，那儿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巨大的商机显现出来。据平遥县旅游部门统计数字显示，申遗成功前的1996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为82万元，2004年这项收入高达4760万元，是1996年的58倍。至于门票收入的去向，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小虎曾对记者说，根据与平遥县政府的合同，门票收入第1年向县财政上缴300万元，第2年上缴450万元，直到第11年上缴2000万元，除去员工工资、股东收益外，剩余部分进行旅游开发运作。
2004年，坍塌事件发生后，平遥县组建了“平遥古城保护管理委员会”，以理顺管理体制，可理顺了古城管理体制后，文物保护又能分到多少“羹”呢？据平遥县文物局有关人士介绍，门票收入29.7%返还个人景点，再扣除文物局、旅游局人员工资、公务费用、旅游宣传费用，剩余的才能用于文物保护。当问及文物保护资金占门票收入的具体比例时，接受采访的平遥县文物局局长贾忠照说：“还没有定下来。”
一切似乎在印证，自平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时起，开发与保护的悖论就已经潜滋暗长了。
反思：保护到了十字路口
平遥古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池。这一点也让平遥人心理颇多自豪。不过，细想起来，这种完整是相对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安阳等七大古都面貌整体毁坏而言。
平遥古城的“完整”其实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存在，所谓模糊，就是古城仅仅是没有被拆除，至于城墙以及城内的古建筑有没有危险、有没有被现时人们的无知继续毁坏，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警惕。古城是留下了，但并没有“绝对”安全，城墙的倒塌就是警钟。
城墙的两次倒塌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这座600多年的古城，与城同龄的甚至更为古老的建筑，是逐渐增强“体质”，还是变化于无形，慢慢毁在当代人的手里，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从技术层面来考察，城墙的两次倒塌都是有原因的。不管是前次“豆腐渣”工程之说，还是这次“雨水祸首”之说，它们都说出了城墙倒塌的物理原因。可古城并非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环境里，因此人们更关心保护的缺失。而这种缺失除了管理和制度等，理念的缺失是核心因素。保存古城的原真性是公认的最理想的保护状态，可考查现实，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不仅这个理念实现不足，甚至这个理念已经被把古城当摇钱树的理念越拉越远。终于，巍然的古城不能沉默了，它发出了自己轰然的声音。
假古董与“耳根后”
城墙倒塌只是一个极端事件，在古城内的古建筑内部，也存在诸多不协调。
在电影《不见不散》里面，李清和刘元两人幸免于难，拥吻之后，李清嘴里咬着的却是刘元的假牙，终于忍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身上还有什么是假的呀？”走访平遥，同样的疑问也会盘桓于人们的脑海：古城中，到底哪些是真古董哪些是假古董？
摄影节期间，许多展览都直接布置在诸如县衙、文庙、城隍庙、清虚观这样的古建筑里面，而这些古建里面许多簇新的局部不由得让人起疑。比如在县衙里面，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和大堂、仪门、花厅、牢狱等均为后来照原貌复建的。据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选的时候，曾对此提出过异议。因为一旦掺入了当代人的建筑，即使再逼真，对“文化遗产“这个称号来说也是一个缺憾。在县衙里面繁复的院落和厅房内还布有许多展览，而许多房子内竟然摆放着明显是出自当代人手笔的桌、凳乃至粗糙的仿古瓷器，就不能不说是对文化遗产的“续貂”了。这样做的理由是：吸引游客。
在后建的房屋和陈列的近人作品前，并没有必要的说明，真假古董并列，就更显现出其“保护观念”的一个重大缺失。
离开古城的白天，下着大雨，我还是鼓起勇气在周长6.2公里的城墙上徒步走了一圈，看到了光鲜背后古城破落的一面。这就是南城墙一带。有一位外国游客这样评价南城墙：就好像一个人洗干净了脸，却忘记了他的脖子和耳根后面还是黑的。比喻虽然有些尖刻，但的确反映了古城的真实现状。我看到的南城：四面城墙唯有南城的垛口有缺口，而且不止一两处；南城内外没有平整的道路，城外是大面积的积水，行人要下自行车慢慢探路通过，城内没有一条畅通的路，有些地段竟然垃圾成堆。
大展组委会主任申维辰在本届摄影节开幕仪式上宣布：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主题是多元、和谐。可是，看着南城干净的“脸”以及黑黑的“脖子”和“耳根”，怎么看都不觉得“和谐”。
文庙里的内伤
如果说，县衙和南城的遗憾都是“外伤”的话，那文庙存在的问题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内伤”。上面说过，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不是文物“在那儿”就万事大吉了，文化氛围的还原才是最终目的。没有与古建协调的文化氛围，只有一堆毫无灵魂的砖石木料，古城还是没有生气，建筑留下来了，文化生命却没有延续。
去年夏天，清华大学历史系师生到山西参观考察，黄振萍写下了对平遥文庙的印象。
一个是氛围不够庄严。祭祀区有大片的黄色的帐幕，好像是签名用的，上面如同小儿胡涂鸦般写着游客的签名。在某个功德榜上出现了一些歌星的名字，就不符合文庙庄严的氛围。她猜测：“这是由于主管部门把文庙的‘文’当作了文化部的‘文’”。
另一个是展览中“很低级”的错误。一处说是徐光启像，其实是明朝状元赵秉忠。展览中的很多图片是从网络上下载并打印，效果不好；科举博物馆也没有突出”世界文化遗产“的优势，缺少和其他文化对比的视野。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都能感受到的话，古迹的研究和资料的整理就是看不见的了，而这个工作也是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比如关于平遥古城的历史沿革和名称来历，依然没有定论，还是一个谜题。
古城保护的原则
阮仪三先生是平遥保护的功臣，他认为“遗产保护”就是四“性”：第一个，是原真性。就是保护它原来真实的东西；第二，是整体性。就是不光是修一个房子的本身，还有它周围的环境；第三个，是可读性。就是你这个遗产反映的信息是可以读取的，不是按现在人的眼光乱理解；第四，可持续性。不是今天保了明天不保了，要保的话一直保下去。
前两个解决的是“它在那儿”的问题，要保护真的建筑，即使它很破旧了，也不要仿建成假古董。这也是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也叫《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的规定，这也正是我们反对县衙那些复建的建筑前没有明确标志的根据。
后两个也是上面提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光有建筑在还不行，平遥作为一座完整的古城，，需要保持古迹氛围的严肃性，让观众从县衙、文庙等设置中读出来古代文化气息，而不是今天在许多景点都能见到的大路货。至于第四点，是最严峻的任务。假如古城的城墙照此频率坍塌下去，又何谈可持续性的问题呢？
阮仪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许多古城保护当中，错误理解为保护古城就是恢复历史遗迹，重建古建筑，热衷于盖庙修塔，重建传统特色建筑，以至于毁掉真古董去做假古董。还认为，保护古城只是为了发展旅游的需要，一味地追求经济回报。对平遥来说，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人们早已认识到了古城的价值。第二个问题依然存在，但不严重。严重的是第三个问题可持续性，也是上文说的塌墙事件是古城存亡的“分水岭”，对此事件的态度将决定古城的命运。
走出“保住文物不能保护文物”的瓶颈
11个月以来两次倒塌的城墙都是在南城。说南城属于保护的盲点并不过分，但问题是，那里并不是开发的盲点。南门外下沉式广场已经竣工，平整的条石地面、整齐的广场边缘，和大片的积水、成堆的垃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站在南城墙上，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保护还是开发的选择上，主管部门毫不犹豫地更侧重于后者。我们可以想见，不久的未来新修的广场上歌舞升平的场景；也可以并不虚妄地预测，照此下去，歌舞升平的同时，不远的地方一定还会有新坍塌的城砖和夯土。
第一号文化古城的保护尚有诸多问题和遗憾，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如何走出“保住文物却不能保护文物”的瓶颈，远远不是平遥自己的问题。张 帆
来源：【济南日报】
（责任编辑：张帆）
2005年09月30日1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