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之都”学术研讨会摘要
编者按 “晋”的商文化艺术周”活动即将开幕，市委宣传部邀请8位专家学者于8月21日，举行了“晋商之都”学术研讨会。他们围绕“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主题，各抒己见，既为“晋商文化艺术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晋商之都”，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市委宣传部事业处整理的诸专家学者的论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晋商之都”及其建设
对“晋商之都”的看法，有以下三点：
一、区域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晋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它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什么时期，那时的太原是什么区域范围，我们现在打造的太原“晋商之都”又是什么区域范围。如果晋商活跃在社会经济舞台的特定历史区域是在太原，那应该是指太原府。太原府除了是一个行政辖地之外，也是经济非常活跃贸易非常繁荣往来非常频繁的地区。晋商除了财东、总号、票号在祁县、太谷一带外，还有大量的或者说更多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在太原。晋商在晋中一带更集中的提法是对的。但从区域发生的角度来说，他们属于当时的太原府。所以我们要搞清，我们所指的是现在的太原市，还是历史上的太原府。现在的太原市，在晋商后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它的资本构成大部分是晋商的积累，包括近代教育的兴起，也与晋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所说的太原市，是当时太原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晋商活动非常频繁、非常繁荣的地区。如再把现在太原市的区域范围扩大一点，从太原府的角度来看，晋商的典型性就表现得更为充分了。
二、时间概念。如果问晋地商业的最早发达地，或者山西贸易和运输最有代表性的起源地，答案应该是运城盐池。如果从晋商的经营范围、贸易特色来看，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即北部雁同地区，以茶马为典型；晋南或河东地区，以盐业为主；晋东南潞泽地区的铁器和丝绸比较集中；太原地区则以服务业和金融贸易为主。如果我们把晋商同山西商业最典型的发源结合来看，可能会觉得它与太原关系不大。但如果从发展过程来看，太原作为“晋商之都”是无可厚非、无可争议的。
三、从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来看，太原是非常重要的枢纽点。关于丝绸之路，有人说它的东起点在西安，有人说在洛阳，这是可以商榷的。但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丝绸之路的丝绸从哪里来？丝绸主要从山西来，生产地也包括太原地区。元定都北京之后，太原是丝绸之路经西安到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点。太原往来商人特别是西方商人极多。他们来中国时，一般都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即使是政府派出的使节团，也有大量的商人跟随。这些商人到了内地之后，如敦煌、酒泉等地，其中一部分留在那里，剩余大批人接着走，从西安、运城、临汾、太原到河北然后一直到北京，这个路程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就是太原。太原曾发现过古罗马的钱币，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运送丝绸向北方或西方走，太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地。再说茶叶，通过蒙古、俄罗斯到欧洲，太原也是非常重要的枢纽点。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条最重要的商路：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商路也是文化之旅。它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在太原。货物来太原不单纯是转运，还有相应的文化活动、贸易活动和金融活动。在经济贸易交往的过程中，除了政府行为，更多的是商业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买卖”。就区域来说，太原处于山西的中心地带，就交通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枢纽地带，就物流来说，它是一个“旱码头”，从黄河碛口运输来的货物商品，先来到太原，再从太原向东南西北发放。
以上三点说明，太原作为“晋商之都”是有历史依据的。
如何打造“晋商之都”呢？一、加强基础性研究。要加强学术性研究，找到更多更充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二、加大宣传力度。人们普遍认为晋商是在晋中，这当然是有事实依据的。但这和旅游的开发、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文化宣传、文化活动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三、城市文化品位的塑造也很重要。（杜学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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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晋商之都”
晋商是指明清时期的晋商。从地域上讲，从时代上看，历史上都有晋商，即山西籍商人均可谓晋商。但从时间上讲，我们现在所讲的晋商是指明清时期的晋商 （现代晋商已习惯称新晋商）。那么，为什么晋商特指明清晋商呢？因为此时代的晋商不仅仅是海内最富、财力雄厚、活动面广、经营范围广，更重要是它具有新的经济因素，即已成为地域性商人集团，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现象，它反映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此说理由与根据有四：一是有了会馆，二是创建了联号制，三是创建了两权分离制，四是创建了人身顶股制。
——所谓会馆，是以地缘与纽带形成的松散的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山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大商埠，计300多个，它的功能主要是：联络乡情；维护同乡同行商人利益；祭祀神祗，尤以关公为主；庆典活动场所。
——所谓联号制，就是对所经营的在各地不同行业商号以子母形式进行管理。如太谷曹氏励金德账房管理在江南各地商号，用通玉账房管理在东北各商号，三晋川商号管理在山东各商号。如励金德辖彩霞蔚绸缎庄、彩霞蔚辖张家口锦泰亨、黎城瑞霞当、榆次广生店、太谷锦生蔚。各号之间又可酌盈济虚，相互支持。
——所谓两权分离，即资方聘任经理后，不再干预号事，由经理全权负责，这已是近代的经营制度。
——所谓人身顶股制，即资方出资顶股，经理、伙计按资历能力也即人力顶股分红，从而调动了员工积极性。
上述四方面都反映了明清晋商经营制度已有一定组织形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具有近代经济意义，所以受到学界的重视。
那么，太原与明清晋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应以历史眼光看，明代太原府领五州二十县，包括今天的忻州所辖，晋中、阳泉、吕梁部分地方，如代州、宁武、偏关、河曲、保德、兴县、岚县、崞县、原平、五台、静乐、定襄、忻州、寿阳、平定、离石、中阳、文水、祁县、交城、清徐、太谷、榆次、阳曲。清代太原府辖一州十县包括阳曲、清徐、交城、榆次、太谷、文水、祁县、岢岚、岚县、兴县等。清代的山西还包括今呼市的归绥六厅，包括察哈尔部分的朔平府，部分察哈尔地区和丰镇的大同府均属山西巡抚管理。
在清代晋商中，票号有三大帮，其中的祁县、太谷二帮均为太原府辖。可见，太原府是当时晋商的重要基地，这是其一。
其二，从业务经营上讲，太原府商人是晋商中的主力军。汉口是长江沿岸大商埠，工商业繁华。据光绪年《汉口山西陕西会馆志》载：山西陕西驻汉镇各业有：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合茶帮、卷茶帮、西菸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皮货帮、众账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化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等。在这23个商帮中，以地域划分者仅太原、汾州、闻喜三帮，其余皆行业帮，而各帮中皆以太原帮为首，充分说明太原府商帮在晋商中发挥着主轴作用。
其三，明清晋商活跃，太原府自然是中心地。例如光绪年间山西开展征回矿权运动，先在太原兴起了罢课、罢市示威游行活动，之后才征回了矿权。山西最早的近代工业是火柴业，山西火柴局创办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地址在今三桥街。光绪二十一年（1903年）改由祁县富商经营，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就是官办资本工业转变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开始，并由此一度带来了全省火柴工业的发展。随后又在闻喜、平遥、新绛、汾阳开办了火柴公司，迎来了山西火柴工业的黄金时代。以上可见，历史上的太原府作为全省首府其中心辐射作用自不待言。
在如何打造“晋商之都”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太原作为历史上的“晋商之都”，其历史经验值得当今太原社会经济文化起飞借鉴。因此要做好历史上晋商经验与现代新晋商的有机结合。举办晋商文化艺术周就是很好的做法，希望今后进一步做下去，进一步做好。（张正明/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晋商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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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之都”的历史与现实
太原作为一座建城25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其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 “龙兴之地”、“和睦之邦”、“晋商之都”、“锦绣之城”，分别体现了它在历代政治变革、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而其中“晋商之都”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辉煌文化标记，集中反映出这座城市宽广博大的胸怀、创新进取的精神、朴实诚信的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姿态。“晋商之都”形成的历史必然
自古以来，太原因其北通塞外、南接中原、东邻燕赵、西向大漠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北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以及中外商贸、文化沟通交流的黄金地带，从而在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及至明清时期，晋商逐渐兴起。太原先后是抚署和府治所在地，祁县、太谷等晋商大户聚居之地均在其辖下。当时许多商家出于同政府交往和扩大业务的需要，纷纷在太原设立办事机构以及总部分号。城内商铺林立，会馆云集，物流潮涌，交易活跃。作为山西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中国北方的商业重镇、交通枢纽，太原不仅是沟通南北、衔接东西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而且是商界政界人员的活动中心，是集金融、交通、游乐、餐饮为一体的服务中心，与各路晋商的经营活动、对外贸易、社会交往、生活起居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如果把晋中地区看作晋商的“发源地”，把晋西北及其以外地区看作晋商的“发迹地”，那么太原则当之无愧可称为晋商的“中心根据地”。
由此可见，“晋商之都”的形成，发端于明清山西商帮的崛起，得缘于太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明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晋商之都”这一地位的确立，既是由多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演变和积淀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晋商之都”发展的现实诉求
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太原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过去的荣耀变为今日的辉煌，打造一个充满自信和活力的现代“晋商之都”，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城市的目标定位上，太原提出的建设新型工业基地、特色文化名城、现代宜居城市的宏伟蓝图，与“晋商之都”这一特定概念联系起来，要求它具备先进而丰富的产业形态、独特而鲜明的文化表征以及和谐、宜人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从而为当代晋商发展提供优越条件，使之真正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和“创业乐土”。
其次，从城市的功能定位上，发挥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作用，就是要以开放进取的积极姿态，把继承优良传统与顺应时代潮流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能源原材料及装备制造业和文化旅游业，聚集和吸引省内外、国内外的商家和客流，形成汇通天下、业及五洲的局面，塑造“晋商之都”的崭新形象，谱写“晋商之都”的崭新篇章。
再者，从发展战略定位上，还需要进一步审时度势，拓宽视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抓住新一轮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凭借太原承东启西的位置和自身具备的优势，努力打造“大太原”经济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科技转化，实施资源整合和产业延伸，从而有力促进中部崛起，并对西部开发产生辐射和影响。可以说，太原在整个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引领作用，关系到城市的未来发展，也是新世纪“晋商之都”续写历史、再创辉煌的战略举措。“晋商之都”昭示的文化价值
“晋商之都”概念的提出，是从特定区域的角度出发，对晋商文化品牌的深入解读。通过研究“晋商之都”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可以进一步领略晋商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源流和发展、价值和意义、传承和推广，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晋商之都”体现了晋商精神与城市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提供了载体。以“勤奋节俭、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为主要内容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文化的精髓和内核，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它所确定的“兼容和谐、诚信卓越”的城市精神，与晋商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和发展，从而集中体现了建设集三晋文脉和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要求。
第二，“晋商之都”反映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相融关系，对树立“大文化”观念具有积极意义。从历史上看，晋商现象就是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依托经济来彰显文化，凭借文化来提升经济，昔日的晋商已经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今天，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晋商之都”的历史成就和现实意义，就更应当自觉运用“大文化”的观点，才能促使文化融入大局之中，发展引领作用，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水平。
第三，“晋商之都”集中和整合了晋商文化的相关资源，有利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山西全省乃至国内外有关晋商的典籍资料、实物遗址和研究成果多不胜数，为晋商题材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晋商之都”需要发挥自身优势，大范围整合并有效开发利用晋商文化资源，打造精品，强化品牌，切实推动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近些年来，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紧紧围绕“晋商之都”的概念，在形成知名品牌上做文章，在促进文化产业主要门类上下功夫。通过作规划、建平台、立项目，力争使太原成为“华夏文明看山西”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国际晋商文化研究和展示中心以及区域性出版、影视、演艺、会展中心，用先进文化创新城市建设，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实现由自然人文资源大省向经济强省、文明强省的跨越做出更大的贡献。（卢 渝/山西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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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晋商之都”的历史思考
“晋商之都”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即证明晋商研究的理论水平上了一个档次，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提炼出来的。作为历史研究人员，觉得这个提法还是科学的，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个概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对晋商研究具有阶段性的里程碑意义，对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一定的指导性。
现就如何打造“晋商之都”谈一些想法。
城市概念中，既包括商业，又包括建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建筑特色，不同的人文内涵，所以我想打造“晋商之都”要在建筑方面多做一些文章。晋中的晋商之所以被炒得这么热，除了理论研究支撑，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因为它的建筑，就是一批晋商大院的存在，包括票号的存在。这些实物存在对“晋商之都”的概念有一个支撑作用，有时候跟文字资料的价值是等同的。就打造“晋商之都”来说，太原本身的建筑、艺术、店铺、商宅、大院、教堂、学堂，应当引起关注。太原建筑的特点是商铺较多。许多老字号虽说门面不大，店铺不大，但它是代表那个时期的产物，用这一点来反映晋商成果，反映晋商之都的丰旺显得尤其重要。像华泰厚、亨得利、益源庆等一批老字号，本身代表晚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经营成就、文化理念，应该给予充分重视。
我们在开发“晋商之都”的时候应该考虑宋代太原街市的形成，如羊市街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太原建设“晋商之都”与晋中的晋商研究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晋中晋商指明清时期辉煌五百年，而太原则可以把宋代的商业也作为一个关注点，这样就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往前提了一下，并能显示出“晋商之都”的特点。为什么在现代人看来明代的晋南商人没有晋中商人发展的好，实际上就是因为年代久远以及战乱等因素，致使晋南保留下来的晋商遗迹比晋中要少的多。但太原却可以寻找到这些街市。当时的太原街市都是以集市、贸易命名的，通过对太原宋代商人的研究，能更好的充实晋商的内涵。
太原的近代工业遗存也应该是一个亮点。在我们的概念里，晚清、民国时期的企业家也可以算商人，就像现在一样，新晋商还是可以包括企业家的。除了服务业、金融贸易业外，晚清到民国的近代工业，还有实业遗址也比较多，值得引起重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把旧的遗址弄出来，古为今用，为未来使用，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设计理念。从奥运场馆的设计来看，它设计了一条中轴线，从奥运场馆一直到天安门，整个串起来，体现的是一种将过去与现代连接起来的设计理念。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如能兼顾到旧的遗迹、店铺将会更好一些。
前两天碰到青海社科院的同志，说他们那儿有人也在研究晋商，但很不够。他们将山西票号的伙计叫“山西钞娃”，这个叫法已经叫了好多年了。我们太原建设“晋商之都”，能不能也引进一个品牌，就叫“太原钞娃”，将整个山西人明清时期去西北经商的活动历史赋予其中，或许可以做出些文章来。（孙丽萍/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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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区划看“晋商之都”的建设
我国的省级地方建制，产生于元代，但是，元并没有置山西省，山西省的设置始于明初，当时名“山西行中书省”，后改为“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则称为“山西行省”。因为山西省这块“表里山河”春秋时大部为晋国所属，春秋战国之际为魏晋、韩晋、赵晋三家共有之地，所以又有“晋”和“三晋”之简称。由此而论，山西商人被称之为“晋商”，从地方建制的严格意义上讲，似应为明初以后的事情，而不应在此前。
明以来，太原府作为山西省的省城或省会，历经明、清两代，约540余年。民国虽废府制，太原府不复存在，但新置之太原市仍是全省最高机关驻地，省城地位未变。共和国创建，太原市为省、地两级领导机关所在。以此而论，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已有640多年的历史，说它是明以来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枢纽或中心，当不会有异议。然而，在对晋商的研究上，却始终不见或鲜见晋商与太原之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或诧异。
在许多研究晋商的文字和资料中，专家学者们认为：“山西人经商的历史也很悠久。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的联系。山西河东解州的盐池，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如果说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是盐，那么，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山西的盐商——晋商的始祖。……然而，山西商人真正的崛起，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并走向世界，则是在明清时期。（见《晋商史料研究·综述》）”
他们认为：晋商 “滥觞期历史跨度很大，从战国至元末。……发迹期起于明代，大约应是弘治至万历年间。……鼎盛期，从明万历至清道光初年，晋商一直在全国商界领先。但在晋商内部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明末至清初，晋商的中心区域由南向北推进，晋中盆地商人崛起，逐渐超过晋南和晋东南商人，取得了代表晋商的资格。辉煌期，从道光初年始至光绪末年，晋中商人创办的票号业，将晋商带入金融领域，并一度操纵了全国的金融，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少有的辉煌。（见《晋商史料研究·从历史广角析晋商》）”
他们认为：“到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简称‘晋商’）已发展成为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世界经济史学界把山西商人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评价。（见《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
上面这些精粹的论述告诉我们：山西人经商历史虽然悠久，但真正形成饮誉天下的商帮——晋商，则是在明清两代的上下五百年。告诉我们：在这五百年中，晋商虽为山西省各府州县商人的总称，但较大和较著名的商家、商人麇集于蒲州、平阳、泽州、潞州，而个中之佼佼者非“晋中盆地商人”莫属。逮至明清之际，他们迅速发展，“取得了代表晋商的资格。”还告诉我们：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从清中叶到清末季的“道光初年始至光绪末年”的约90年间。其标志是从票号业的创办到晋商的衰亡，最盛时有谓“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见《中国金融与汇兑》）”
如此风云一时的、以票号业为中坚的、主要分布在山西中部的“晋商”，近在太原咫尺，怎么在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晋商研究中，专家和学者们，都极少述及太原，往往以“晋中商人”、“晋中盆地商人”去表述？究其原因，似可拟出二条，其一，由于建国以来的政区划治，明清以来的太原府南部属县，诸如榆次、太谷、祁县等县均划属当年的晋中专署，现今的晋中市，所以专家和学者们常以现政区说古事，于是产生了如上说。其二，地方领导要发展一方经济和文化，往往淡化其地历史上的归属，比较强调时下的实际效果，以达到本地在国内、国际的知名度。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专家和学者，于是产生了如上说。一般来说，上述两个原因，无可厚非，“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站在研究历史的高度，站在做学问的高度，上述两因，便有欠周全和科学。
以我陋见，首先研究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应尊重历史上的环境和客观存在，比如研究阎锡山，首先要明确他是山西五台人，而不应以今河边归属定襄，便说他是定襄人。研究武则天，便应该说她是武周皇帝、而不应该说她是唐朝皇帝。研究元好问，便应该说他是元太原秀容人，而不应该说他是今忻州忻县人。研究“五四”运动，应该说这次爱国的学生运动发生在1919年的北平，而不应该说发生在1919年的北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然，我们研究晋商，也不能例外。科学地说明清以来的晋商，似不应该说是“晋中商人”，也不应该说是“晋中盆地商人”，而应该是“太原商人”、“汾州商人”。因为，国家管理“第一点就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明清以来的晋商，或者说明清两代“取得了代表晋商资格”的祁县、太谷、榆次、介休、平遥商人，前三县属太原府所辖，后两县属汾州府所辖。分别居住在前三县和后两县的商人，他们的总号就设在自己的县里，决定其店号命运的当家人物就住在各自的大院，太原商人、汾州商人，就是他们的准确称谓，而不应该是其它。
其次，明代山西行省下设五府三州，五府为太原、大同、平阳、潞安、汾州；三州为辽州、沁州、泽州。府州下分辖108县。清代山西省下设九府十州，九府为太原、平阳、蒲州、潞安、汾州、泽州、大同、宁武、朔平；十州为平定、忻、代、保德、霍、解、绛、隰、沁、辽。府州下分辖108县。根本没有“晋中”这个建置和名称。研究明清两代的晋商，用“晋中商人”和“晋中盆地商人”，超出了历史时期的实际，应该认为是欠周全的。有鉴于此，建议这两种称谓应慎用或不用。
陋见至此，本应打住，但总有余言未尽之感，顺便提议：明清五百年以来，晋商中坚崛起于太原、汾州二府，主要展布于二府所辖的祁县、太谷、榆次、徐沟、平遥、介休等县，其中尤以票号中的三大帮——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名著一时。祁县乔氏、渠氏，太谷曹氏，榆次常氏，平遥李氏，介休范氏，名人辈出，多为晋商翘楚，饮誉国内海外，为发扬晋商精神，再展晋商雄风，塑造新一代晋商，省城太原和全省专家学者，应率先垂范，为打造晋商之都太原，深入研究，积极宣传，举纲抓目，为发展山西作出新的贡献。
2008年08月28日 来源：《太原日报》 （王继祖/原太原市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