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众文化现状和发展的一点思考

一、命题的提出：群众文化活动历来是在一定的载体中开展

众所周知, 群众文化活动历来是在一定的载体中开展的。没有一个有效的、合适的载体，群众文化活动就难以持久、有序、健康地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是各种各样的。从形态上说，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形的如在城市有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社区和居民小区配套的文化设施、老年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在农村，有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地广人稀、人口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边远山区和农牧区有流动文化汽车、汽车图书馆和流动剧场，还有城乡各地的和茶馆、酒肆、庙会等。无形的载体如节日，包括信仰节日、人生节日、家庭节日、农事节日。从分类来说，有政府宣传、文化部门建设的公益性的载体，有单位、个人投资的非公益性的载体，也有历代相传的民俗载体。

民俗载体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无形载体大都属于民俗载体。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的加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2002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曾转发文化部等三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同时指出：“文化设施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各地认真贯彻,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地方，在文化设施建设上不断创新.如浙江省通过创建省、市两级“东海明珠”活动，大大地推动了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也就是群众文化活动的有形的载体建设(或叫实体、硬件)。同时，各地各部门也十分重视节日的文化娱乐活动，充分地利用“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节日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但是，对于充分认识和利用民俗载体，往往显得比较滞后。有些地方只注重有形的“设施”，不注重无形的载体，特别是不重视民俗载体。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官”办活动，轻民间民俗活动；重创建“实体”（如“东海明珠”）,轻挖掘利用民俗载体。即便是对于民俗载体，也是只注重国定节日,轻民俗传统节日；重洋节日,轻传统节日。另外，有些地方建设有形的载体很积极，但事后却被移用或是关门“大吉”，新建的有形的载体根本没有起到丰富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作用，一些地方群众文化活动依然严重贫乏，少数地方特别严重。

总之，如果民俗载体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对于基层文化建设是一个不应该的缺失。

二、命题的意义:民俗是基层文化活动中一个有效的、合适的载体。

众所周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没有相对固定的场所，群众文化活就难以持续开展。在旧时，政府并没有设立过以组织、开展群众文化为责职的专门机构，只是在汉代曾设立过以采集民歌为任务的“乐府”，但并不是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专门机构。然而，在民间，却有群众文化的有效载体，那就是民俗。

举例来说，传统节日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无形的民俗载体。

传统节日在传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传承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群众文化是依附于节日民俗而开展的。传统节日及其伴随着的群众文化，成为民俗的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也使传统节日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每当一个传统节日到来，当地群众总是自觉地以传统的民俗文化形式进行活动，体现了节日广泛的群众基础，体现了节日的群众需要。元宵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从古到今，元宵节有“灯会”、“掼火把”等群众文化活动。宋代海宁女诗人朱淑真写过这样一首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词中反映的场景是元宵灯会。由此可见，元宵灯会历史的久远。宋代范成大写有《烧蚕田词》，反映的是元宵节农村里的“掼火把”（也称“烧田蚕”）。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节日不仅体现了群众文化活动源远流长。还体现了群众文化在节日民俗中发生和传承。当然在传承过程中必有变异，也有发展。多少年多少代，元宵节这一民俗载体一直承担着传承和发展包括“灯会”、“掼火把”等群众文化活动。传统节日成为群众文化一个有效载体。

所以,充分地利用好各种群众喜爱的节日,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这是繁荣群众文化的有效途经之一。
又如，庙会也是群众文化活动的民俗载体。

“庙者，貌也。”《白虎通•宗庙》这样说。《释名•释宫室》曰：“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围绕着庙宇所举行的有一定规律的群众性信仰活动便是庙会。产生于上古年代，兴旺于唐、宋年间，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庙会，不仅是有祭祀神灵的活动，还有娱神的各种活动，而这种娱神活动，事实上是那个特定年代的群众文化活动。

马书田先生在《华夏诸神》中对乾隆时期北京地区庙会作了统计，各种庙宇共有一千三百多处，关帝庙一百一十六座，观音庙一百零八座，土地庙和真武庙都有四五十座，其他还有火神庙、龙王庙、玉皇庙、五圣庙、三官庙、天仙庙、地藏庙等，各有二三十座位（1）。马书田先生还说：“旧时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无一例外皆建有城隍庙。北京城在清代就有五座，包括都城隍庙、宛平城隍庙、大兴城隍庙、江南城隍庙。”（2）他还记述了城隍的庙会，也就是城隍的出巡：“一般在每年春、秋、冬各一次。” “城隍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在万民伞、万民旗等后,“为民间走会杂耍，如中幡、杠箱、五虎棍、高跷、秧歌、耍坛子、耍狮子、跑旱船等。河南等地还有一种收‘抬阁’、‘肘阁’的民间技艺。所谓‘抬阁’，是以五岁以下儿童扮演戏剧人物，或立或坐于特制的木箱中，四周圈以红绿彩绸作栏杆护手，由四个棒小伙抬着，称之‘抬阁’。……棚外则百戏杂陈，热闹非凡。有的地方还要请戏班唱大戏，有时多达几十台。”（3）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规模，多么宏伟壮观，多么丰富多彩！说明了群众文化活动是庙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娱神最终也是娱己。

多少年多少代，庙会这一独特的民俗，传承、发展着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庙会成了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民俗载体。

再如:茶馆是旧时基层文化活动的最普遍的日常民俗载体。

日常生活中也有诸多的群众文化活动。遍布各地城镇的茶馆、茶楼、茶肆、茶坊，既是人们饮茶的去处，又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茶馆就是旧时最常见、最普遍、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民俗载体。

茶馆、茶肆、茶楼、茶坊使饮茶习俗与群众文化活动高度有机的结合。曾有学者指出：“这种茶馆文化，是在乡间由血缘、村社、亲戚构成的以茶交际、欢娱的集体氛围基础上产生的，是城市重新由职业、行业或经常性社会活动进行交往的人际关系和人际环境的新产物，是和在清寂中独立思考的以茗为伴迥然不同的倾向于集体与欢快为特点的民间茶俗。”“……南昌的茶馆大致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其中高档茶馆，装饰宽敞，并专辟雅室、特座，以茶为主，兼办小吃，也有清音曲艺、琴棋等文娱活动；中档的设备略差，但大都附设说书的（南昌人叫做听‘古儒词’），讲《彭公案》、《济公传》、《水泊梁山》、《包公案》等；低档的大街小巷均有，最次的叫做‘寡茶店’，多是些老人饮茶谈天说地之处。”（4）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茶馆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茶俗中有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茶馆是旧时日常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民俗载体。这在其他地方的茶馆中同样如此, 从饮茶民俗与群众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无时，日常开展群众文化工作需要一个有效的载体，有了这个载体，日常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才能得到保障。

由此可见, 民俗是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一个有效的、合适的载体。民俗是约定俗成的，民俗是人们的一种行动规范，民俗是人们行动的“守则”，民俗是一种群体行为，民俗简直带有不可拒绝性。真正的群众文化活动往往是在民俗载体中进行的. 发展的。民俗载体对于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发展、传承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因此,民俗载体,这是基层文化建设一个不能忽略的命题。在文化设施等群众文化活动载体建设的同时，必须强调民俗载体的建设。

三、命题的破解:建设民俗载体的方法

民俗载体是千百年的积累,是世代群众的认同.具有强有力的生命力、亲和力、抗拒力和传承力。毫无疑问, 民俗载体的建设，首先是尊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而“旧瓶装新酒”和“推陈出新”是则最常见的两种方法。

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利用原有的传统节日，原有的传统庙会等大型民俗活动、开展原有的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注入新的活动内容，新的活动方式。

传统节日中往往伴随有大量的群众文化活动,所以，应当充分地挖掘传统节日及其所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充分地认识在这些传统节日中群众往往有迫切要求，甚至是自觉地开展文化活动这一民俗习惯，因势利导，让群众文化在传统节日这一民俗载体中展翅腾飞。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传统节日消失了，依附于这些节日的群众文化活动，有一些也随之消失（不是全部）。但是，还有不少传统节日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如“春节”、“清明节”、“立夏节”、“端午节”等。特别是春节，依然是人们文化活动的“大餐”。同时，新的节日也必然会产生，新的节日民俗也必然会产生，同样必然依附有新的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过去时代产生的一些群众文化活动，也会随着时代的需要，新的节日民俗的需要，被继承下来，依附于新的节日民俗中，形成新的民俗，产生新的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

大型民俗活动在各地有不少，如庙会、船会、蚕会、歌会、歌节、歌圩、花儿会，少数民族地区的那达慕大会、泼水节、火把节等等。在浙江嘉兴地区就有王江泾的“连四荡网船会”、“桐乡的”含山蚕花会、西塘的“四月初三七护国随粮王庙会”等规模盛大的民俗活动。

庙会等大型民俗活动中的群众文化活动是逐步形成发展的。比如庙会在上古时期，相对地说，规模不大，属于民间文艺的活动也不太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也太丰富，但是，唐宋以后，庙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民间文艺活动越来越多，群众文化活动成了庙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庙会中的民间文艺和群众文化活动是随着庙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庙会这一独特的大型民俗活动是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对于群众文化有着重大贡献。一个地方具有一定规模的庙会事实上成了这一特定地区的具特色的大型民俗活动。

因此，利用好大型民俗活动无疑是对于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重视和利用好节日民俗、大型民俗活动这个“旧瓶”，装进群众文化活动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的“新酒”，就能使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繁荣兴旺、传承发展和创新。

第二个办法是“推陈出新”。

毫无疑问，过去时代的一些民俗及其群众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些是不符合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糟粕。对过去时代的民俗“推陈出新”这是建设民俗载体的又一办法。具体地说是：借鉴茶馆这一形式，建设好各种日常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民俗载体；借鉴庙会等大型民俗活动建立民俗生态保护区。

各种节日，无论是岁时节日，还是农时节日、祭祀节日、庆贺节日，都有约定的时间，即使如春节这类综合性的大型节日，有相当多的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也只有一次。一个地方的庙会、蚕会、船会、歌会等大型民俗活动，在一年中往往只举行一次、二次，虽然规模盛大，群众文化活动内容丰富，但在平时是不举行的。而茶馆却是天天开张，日日有各种群众文化活动的。茶馆是旧时日常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也是相当有效的载体。

借鉴茶馆，建设好日常的载体，首先在布局上遍及城乡，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在活动内容上满足群众的需求，真正体现“群众文化群众办”。

开办茶馆最重要的是符合老百姓的消费、休闲、娱乐意愿。所以，一个老农，清晨起来，乐意走几里路到茶馆里去吃茶，这是多少年形成的习俗，谁也无法改变的。茶馆里进行吃茶时能欣赏到各种小型多样的民间文艺表演，这也是习俗，群众文化活动一旦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习俗，习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轻易很难改变。

其次，借鉴茶馆，日常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也应遵循“市场游戏规则”。茶馆是多功能的，既能饮茶，又能交流各种信息，还可以看到各种民间文艺表演，有的茶馆还有能提供洗澡的场所、做买卖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文化消费、娱乐休闲。茶馆就是严格地遵循“市场游戏规则”。根据群众的需要开设各种服务。没有或者缺少经济的支撑，任何最好的载体都是无法持久地维持下去。

现在各地的茶馆依然存在，只是老百姓钟爱的乡村小茶馆少了，高档豪华的多了，但茶馆的多种功能仍然没有变，茶馆的群众文化功能没有变。对茶馆充分地借鉴，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建设好群众文化活动的日常载体，这样的载体符合“群众文化群众办”的方针、符合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自愿、小型、多样、节约”的原则、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符合受众的需求。这样的载体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推陈出新”还应体现在建立民俗生态保护区上。

有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往往在一定的地域内开展、传承的。这一特定的地域，就是民俗生态区。民俗生态区是传承、发展群众文化的有交的载体。因此，应当建立民俗生态保护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很多有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得以在一定地域内开展、发展和传承，民俗的作用功不可没，民俗区域的作用功不可没。习俗是有强烈的区域性的，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一定的区域内，民俗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牢固的纽带。尤其是一些独特的民俗和独特的群众文化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内传承的。只有形成习俗，才能成为自觉行动，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从而形成民俗区域，使群众文化活动绵延不绝。

因此，必须设立民俗生态区加以保护，才能使民俗生态区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民俗载体。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文化部等三部委《关于加强基层文件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所强调的：“要切实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扶持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农村区域性民间民俗艺术活动、艺术项目,资助民族民间艺术及其资料的抢救和整理等.”其实质就是建立民俗生态保护区。
建立民俗生态保护区，就要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切实地加以保护，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民俗保护区真正成为传承、发展群众文化的民俗载体。

当然，强调民俗载体的作用，并不是忽视政府设立的公益性的群众文化载体（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等）在一个地区的导向作用， 这是一个地方必不可少的群众文化“龙头”。但是，确保公益性的群众文化载体的主导地位并非意味着不需要其他的群众文化活动载体，相反，其他的群众文化活动载体，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犹如绿叶护红花，在公益性的群众文化“龙头”的引导下需要大量的包括民俗载体在内的其他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载体。民俗载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科技来提升。只有这样，群众文化活动才能繁荣，才能真正满足各界人士的不同需求。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其他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载体越来越多，群众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因此，民俗载体是基层文化建设一个不能忽视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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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参见马书田：《华夏诸神》第117页，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2）、同上，第239页。

（3）、同上、第247页。

（4）、参见余悦、吴丽跃主编：《江西民俗文化叙论》第23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10版。

(本文系嘉兴市2005年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