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舵《花城》刊发争议作品
○为袁庚叫好“改革就是真理”
○愤怒诗篇痛陈日本侵华史
花城出版社前总编辑李士非。许黎娜 翻拍
记录生命——逝者·李士非
◎籍贯:江苏徐州丰县人
◎出生时间: 1930年5月1日
◎去世时间: 2008年5月25日
◎生前简介:中共党员。1948年冬到开封中原大学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花城》杂志主编、花城出版社总编辑,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士非生前著有散文集《银河纪事》(合作),诗集《北大荒之恋》、《俄罗斯行吟》,诗文集《东京纪事》,长诗《向秀丽》、《逍遥游》等。报告文学《热血男儿》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我既然活着,就不能装聋作哑,总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十分微弱,也是有声胜无声啊。——李士非
10月10日,中国旅日著名导演李缨将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关于中日问题研讨会,这是近半年来,他为推动自己耗时十年拍摄的作品《靖国神社》在国内外上映要做的工作之一。李缨希望,这部电影今年年底能在国内顺利上映,以了却父亲的心愿。
今年5月25日,当李缨携《靖国神社》参加法国嘎纳电影节时,他的父亲——广东著名诗人、作家、出版人李士非因病在广州辞世。李缨遗憾彼时不能守在父亲身边为他送终,但他也相信:在天国的父亲会理解儿子——这部电影承载着父子两代人的共同记忆。
慷慨为国士,悲歌何时休?李士非一生写诗。诗,追随他足迹所至的南中国、北大荒、俄罗斯、东京；诗,记录他对老红军李学先、珠影编剧刘任涛、日本记者本多胜一、改革开拓者袁庚的崇敬；诗,涌动他对正义与良知的追求、对政治运动的反思、对家国民族的赤诚。
李士非的一生亦如一首诗,跌宕起伏,深沉激越。
行吟诗人用生命写诗
“上课时曾有一位同学轻声说,你是会写诗的,我向那边一望,印象中留下一张圆圆的脸。”穿过淮海战役炮火烽烟,原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范汉生关于李士非的记忆,就是从诗开始。
1948年,河南开封中原大学里,几千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年方18岁的李士非和他们一道,为了共同革命理想,冒着风险从国民党统治区秘密投奔解放区。
新中国建立,刚毕业的李士非即接受组织派遣,南下刚解放的武汉,参加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工作,此后又调往广州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
1959年,广州何济公制药女工向秀丽以身扑火的壮举闻名全国。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李士非受命前去采访,一股向英雄学习的激情令他诗兴涌动。李士非利用春节三天假期、日夜埋头写就生平第一部长诗《向秀丽》。作品获得了高度赞誉。当时在北京《诗刊》社当副主编的老诗人徐迟评价道:“材料并不比别的报告文学的多,但是多的是激情。”
李士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92年他因心肌梗塞入院抢救,醒来后躺在重病号监护室。心力虽衰竭,诗句却激昂——“洁白的病床,正好做思想起飞的跑道。”他不顾亲友、医护人员的劝告,左手吊针,右手写诗,连续13天写了1300多行,于精神世界中的自在行吟,成就了诗集《逍遥游》。
“他是用生命在写诗,诗就是他的生命。”在范汉生看来,李士非是以战士的姿态在写诗,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寄诗歌歌颂生活、干预现实。
热血男儿东京怒吼
诗文敢于直面黑色灾难,彰显着李士非的红色血性。
1998年3月-6月,他和妻子到日本东京探望儿子李缨。年近古稀的老人为这个国度爱树爱花爱鸟、对知识的尊重发出由衷赞美,也在去靖国神社看樱花的路上听到二战时期日军的《进攻徐州战歌》而悲愤不已——这“狼嚎似的歌声”正是他八岁时在老家的恐怖记忆。
东京行前,亲友们叮嘱李士非不能写诗,以免心脏不堪重负。老人却不“听话”,随身带着小本子,写下了《东京上空的怒魂》、《“砍头滨野”》、《鼠类》、《怒火》、《登东京塔》等20多首愤怒诗篇。愤怒令他的心脏痛苦不堪。回国那天,他的心率每分钟高达100多次,赶回广州第三天便因心衰住院。
2001年,李士非在东京写下的诗和日记结集出版。《东京纪事》的“后记”中,老人直抒胸臆:“我既然活着,就不能装聋作哑,总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十分微弱,也是有声胜无声啊。我们这一家人,别的长处没有,总还有一腔中国人的热血。”
李缨说,父亲东京此行的言行和思想对他拍摄《靖国神社》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李缨在日本的“龙影”公司位于靖国神社旁,李士非曾为之赋诗“说不定哪一天/它要叫靖国神社/大吃一惊”。这预言在十年后应验——《靖国神社》在今年5月一推出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除了关切《靖国神社》早日上映,病逝前,李士非的另一桩心愿是出版诗集《人之歌》。诗稿浸透着他在“文革”灾难中的悲惨往事:抄家,下放干校,8岁的儿子无端被打成“反动标语分子”。带着对历史的反思,李士非大声疾呼“人要生存/人要创造/人要自由/人要思考”。
范汉生说,正是亲历过劫难,使李士非对那些遭到不公对待的人怀有深切的同情。1980年,身为《花城》杂志社编辑的他到海南参观时,得知“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官明华烈士平反的消息,当即采写出著名的报告文学《昭雪之后》。这篇作品把话题延伸到如何平复“文革”伤口这一严肃话题,推动当时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
对经历动乱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绽放生机,李士非亦给予热情讴歌。1984年他为袁庚写下报告文学《热血男儿》,振奋高喊“真理就是改革!改革就是真理!”而写于十三大前夕的《招商集团》,正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李士非更敏锐提出“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掌舵《花城》刊发争议小说
1979年,沉寂已久的文艺界百废待兴。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从文艺编辑室分出一部分人来创办《花城》杂志。作为这本杂志的首任主编,李士非展现出了“改革者”的胆识。
当年5月,《花城》创刊号一炮打响,创下了三次再版的奇迹。畅销的原因完全在于当时放在创刊号头条的中篇小说、华夏(原名桑逢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小说讲述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一个英雄人物被当做反革命入狱又最终平反的故事。当时,“四五运动”还没有平反,没有一个杂志社敢发表这篇文章。而时任《花城》编辑部主任的李士非则认为,平反是众望所归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大胆刊发这篇小说。此后不久,“四五运动”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早期的《花城》以贴近现实、尖锐大胆著称,刊发了不少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的作品,也推出了一批新锐作家,很快就与《收获》、《十月》、《当代》被誉为全国期刊界的“四大名旦”。而这些成就,与李士非的思想解放不无关系。
著名作家高行健的处女作《寒夜的星辰》也遭过不少次退稿。送到《花城》时,编辑部对这篇小说的散文笔法有不同意见,李士非在终审意见中写道:“难道小说就不能这样写么?”一语拍板。李缨说,几年前他在法国街头偶遇高行健。此时已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高对李士非当年的挖掘、鼓励,仍十分感激。
1981年,广州美术学院大三学生杨小彦将自己的短篇小说《孤岛》,通过朋友叶曙明交给李士非,大获其赞赏,并安排刊登在当时《花城》新办不久的《南风》报上。这篇爱情小说中有女孩脱衣的细节,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在那个“清除精神污染”的时期,却被有关部门点名是“黄色小说”。李士非不理这些争议批评,杨小彦一毕业,即招他入《花城》当编辑。今日的杨小彦是中大新闻传播教授,对李士非当年的知遇之恩仍感念不已。“每次见面,他总能流利地背出《孤岛》的段落,还问我‘为什么不再写小说?’语气里满是遗憾。”
刊载于1982年第一期《花城》上的遇罗锦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曾引发轩然大波。这篇文章写到婚外恋。范汉生记得,发表前,编辑部里就有争议,有关领导也认为这篇小说要压一压,但李士非坚持把它发出来。作为李士非多年的同学兼好友,范汉生担心这篇小说不仅会给《花城》带来压力,也会令李士非再遭冲击。果然,《春天的童话》被批评是“一篇有严重错误、发泄个人不满情绪、趣味低劣的作品”。《花城》编辑部为此做了公开检讨。
在杨小彦印象里,李士非经此风波后,并没有学乖,他依然故我、顶着压力发表那些敢于揭露现实矛盾的作品。有的作品尽管当时饱受批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读者所接受。
出版人竟也遭遇出书难
谁曾料想,这位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给许多投稿无门的作家带来希望的作家,晚年却遭遇着“出书难”的辛酸。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图书出版发行开始讲“市场”,“诗歌热”也渐退潮。李士非在病榻上、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逍遥游》不受出版社的青睐,还被诟病是“大白话”。1993年,他只好自己花了5000元请出版社印了2000册单行本,出版社留300册,其余1700册自发。老诗人不信“诗歌没出路”,便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一篇《寻找读者》的文章:有读者回信,就免费寄送一本。妻子何纤记得,第一个星期家里就收到800多封全国各地的来信,后来陆续收到2000多封来信。连续两个多月,她整天就帮着丈夫拆信、寄书。李士非由此感慨,“我们的发行部门就是看不到读者。”
李士非临终前夕,言语已含糊不清,大儿子拿来纸和笔,让他用颤抖的手留言。友人辨认这“天书”写的是:“快要上天出大地,好美啊!”
诗人在天国定也会自在行吟吧,生前他已遥想过自己的“彼岸”:
有一天亲友们来到树下/如果树叶沙沙作响/那是我在朗诵诗篇/我一生没学会朦胧/那时便尽情朦胧一番/你们听不懂我说什么/只觉得颇有美感/我便会含笑九泉
采写: 许黎娜 2008年10月07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