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建省六百年社会生活变迁研究》课题组

观察社会的嬗变，最直观的表征，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使用“生活方式”的概念，认为生活方式是区别阶级、阶层的一种重要指标，并与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我们观察社会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总会围绕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种文化源流、一个时代的变动而留下新的生活模式。

早在古史传说时代，贵州就是多族群迁徙、交汇之地，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处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但从秦皇汉武的最初开发直至晚清，贵州各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改观。推翻帝制后，中国主流社会的生活已变得面目全非，贵州人的生活方式才开始出现缓慢的调整，但在边远的乡村社会，仍然浸濡于传统的生活情境之中，大体上仍自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和实践中，贵州各民族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逐渐积累积淀，形成了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即“文化传统”。它是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无形，却无所不在。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间，由领主制封建经济向地主制封建经济大转型，最后形成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第二次则始于晚明成化、弘治，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大转型；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进程中又交织了由独立国家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彻底阻断了这一屈辱沦丧进程。自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大转型，这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转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迅速崛起。在前两轮转型中，贵州迟滞了许多时段，却也渐次汇入其中；而明显的嬗变，则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中。虽然贵州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总体小康实现程度等，仍然滞后于国内不少地区，但这种差距并非量的差距，而是阶段性差距，时间上的差距，即所谓“历史积淀”。这也是贵州基本省情“欠发达，欠开发”的历史根源之所在。

同样重要的是，在贵州地方文化传统结构深层，由于生境艰难而具有更多、更板结的“安土重迁”的巨大惰性，贵州社会转型因而面临着比其他先进、发达地区更多的特殊困难，难度更大，所表现出来的地区差异性、不彻底性和艰巨性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和提高。在物质生活层面上，贵州一些主要城市与国内许多大城市并无十分明显的根本性差异；但在多数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交通不便的深山区、石山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因受生产方式的制约而相对滞迟。历史地看，在贵州社会生活中，与物质层面关系密切的生活方式变化较快；反之，变化则不甚显著；与之相关的精神观念的嬗变则更慢。一方面，具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日常生活变化，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另一方面，时至今日，一些源自古代的生活方式，仍有不少以“习俗”、“民俗”的形态，被完整或部分地保存、并活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一方面，贵州各民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内容有了极大地改善和丰富；另一方面，地方民族文化传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震荡。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一嬗变过程之中。

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以一定的生活方式存在，而这种存在首先是一种“自在”的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不同的生态(自然的和人文的)环境，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其所包含的劳动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决定着各地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通常，只有当这些差异被“我群”在对比中发现、意识到时，群体内部才会产生对生活方式的自觉，并进而引起对生活方式的关注、思考和变革。社会转型的异常复杂性由此而生，并直观地反映在民族生活方式的嬗变上，呈现出多种价值观(多元)相纠结、多种文化资源(多源)相结合的社会生活画面。这种“多元”与“多源”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与互动，既造成了各地域、各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问题多多，也带来了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生生不已的活力。

多民族的贵州，自有其地方民族文化传统。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各有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有同有异。在外部诱因和内部动力的不断驱动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吸收外来因素、应对外来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在这种嬗变过程中，不仅贵州社会整体是处于一个滞后于先进发达省区的阶段，而且贵州的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乃至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尽相同；它们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其间既有相互抵牾、矛盾冲撞，也有交流融汇、互补共生。因此，贵州多元文化共处乃至杂处、杂糅的文化传统背景，从总体上决定了贵州社会转型的局面复杂：传统的与现代的，民族的与外来的，主流的与民间的……在竞争，在互动，呈现为色彩斑驳的复杂图景。

对于贵州这样一个物质积累相对贫乏的社会，人均占有和享用资源、信息量不足，人均产值和可支配的收入也过低等，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贵州的社会生活中，却拥有一笔丰富的资产——地方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贵州人的生活根基，它体现在贵州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那些不能工业化、商品化的民俗之中，它富于人情味，建立在民间日历的框架之上，包容在农事、礼仪和生老病死等人生活动之中。文化传统总是在无意识、潜意识中存在并潜行于日常社会生活中，赋予社会成员以基本的生活观念，是群体认同的根据，奠定了他们世界观的基础，这是民族的根本活力所在。每一个社会成员不论贫富，都身处其间。这就是我们的生存背景，一张地方的、民族的文化传统之网。无论是“外发”的、还是“自发”的现代化诉求，都必须首先认识并重视这个大背景，才不致于在社会转型中导致剧烈的矛盾冲突和人格危机，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才能够在包容、自然与和谐中进行。当年，清廷挟“改土归流”之威势，欲使“苗疆”“沐濡华风，一体同仁”的举措；抗战胜利后，民国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以“进化论和大同论”强制苗胞“易服、易声、易俗”的企图；“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破四旧”运动……其所以终归于失败，沦为笑柄，低估、无视社会生活方式背后隐藏着的那一张巨大而广博的、地方的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之网，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认识到，现代化和由现代化引起的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在此背景下，不同人群、不同社区所选择的不同生活方式，都会给地方、民族的传统社区带来一些矛盾乃至冲突，但只要它们限于一定的界域内，就不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趋同”等同于进步，“现代”就定是“发展”。同样，我们还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生存环境千姿百态，不能够用整齐划一的同一种文化模式，去规范甚至强加于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对于贵州这样一个具有特殊“省情”的多民族地方，任何以“趋同”为最终目标的企图，都只会破坏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破坏了地方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则意味着破坏了自主、和谐、平稳地吸纳、消化外来文化的背景、能力和必需的时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促成传统与现代生活需要的结合，在各民族各自独特的认知模式上，在传统的自然延续中，融进现代生活的内容；根据在变革过程中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其间，矛盾冲突当然不可避免，但解决的办法决不是“你死我活”、“不破不立”或“推倒重来”，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各得其宜，相得益彰。

说到底，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并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替代，“进”与“退”的线性逻辑，而是一个消化吸收、互动调适的漫长复杂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对任何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来说，对于哪怕是再先进、再强势的外来文化，也不能因为它们是“前所未有”的、是“新”的、是“人家”叫好的，就以为它们一概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找到附着的“生长点”，就一定有效，就等因奉此，全盘接受照搬。任何地域、民族的社会生活嬗变，虽然大多导因于外界的冲击，但是能否实现变迁、以及实现的程度、快慢等，却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地域、民族文化自身的调适和发展，消化与吸收。必须针对自己的情况，变被动为主动，特别是要与自己民族的认知模式接轨，从而加以选择、消化、吸收，通过不断的调适后达成平衡，转化为可以滋养自己地方、民族文化健康成长、壮大的养份。

在经历了、并还在经历着的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贵州的社会生活，已呈现出这样的图景：传统生活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并不重要的变异，依旧以原有的轨迹延续着，但纯而又纯的传统生活方式却已不多见；同样，纯粹现代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也不多见，更远非常态。贵州社会生活的样态，更多的是二元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交叉，而不是单纯的谁取代了谁。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广，一方面，外来文化(对贵州而言，不仅是指西方文化，还包括来自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的文化)对人们观念有着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贵州的传统社会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人们的价值观明显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但另一方面，作为自古就是“移民”汇聚之区的贵州，其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巨大包容性，在包容、吸纳着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会按照自己的“省情”、自己的生活轨迹运行，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并把这一切悄悄地积累、积淀进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

(本文为《贵州建省六百年社会生活研究·余论》之一部分，有删节。作者：何光渝何昕)

2008年08月19日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