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问题逐步得到我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①。2005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将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1995年到2007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学界发表了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文章不下300篇，对当代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特点和规律、建设目标、任务与内容、战略与对策等均有论及，并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热点：一是关于农村文化体制的研究，包括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政府基层文化管理职能的转变、农村文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等；二是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包括当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理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研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政策研究等；三是关于农村文化资源开发、保护和农村文化的产业发展研究，包括农村文化资源的类型研究、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1-6]但这些研究成果不论是作为理论成果还是应用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存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局限。为全面了解我国农村文化现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索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式，特别是公共财政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06年3-7月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本次调查按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宗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五大类选择了19个省(自治区)的70个县(市)200个乡镇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共发放农民调查问卷18500份、乡镇干部调查问卷4500份，收回有效农民问卷17971份，回收有效乡镇干部问卷4332份，共完成了22303份问卷、630万个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结论。

一、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概述

(一)农民群体的业余文化活动形式

调查显示，文化消费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不占重要地位。2005年，农民家庭的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仅有871.77元，占全部平均开支(10989.46元)的7.93%，在所有开支项目中排在最后。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5种文娱活动分别是：看电视(27.35%)、打牌(12.69%)、读书看报(11.15%)、下棋(7.25%)、听广播(7.11%)。在接受调查并作答的15770位农民中，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约为2.76小时。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以现代文化形式为主，受制于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农民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的兴趣正在逐步降低。

(二)当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拥有及使用状况

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拥有状况来看，普及率最高的前5种设施分别是：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寺庙、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老年活动室。从农民经常使用的公共文化设施的情况来看，农民使用最多或常去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前5位依次是：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②、寺庙、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戏台或戏楼，而农民日常最少去或使用频率不高的5种公共文化设施分别是：公共电子阅览室、录相厅、个体文化室或个体网吧、教堂、祠堂(见表1)。

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拥有状况来看，普及率最高的前5种设施分别是：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寺庙、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老年活动室。从农民经常使用的公共文化设施的情况来看，农民使用最多或常去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前5位依次是：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②、寺庙、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戏台或戏楼，而农民日常最少去或使用频率不高的5种公共文化设施分别是：公共电子阅览室、录相厅、个体文化室或个体网吧、教堂、祠堂(见表1)。

实地调查显示，政府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供给首先是有线电视系统或电视差转台，其次是农村文化活动室，排在第三、第四、第五位的分别是农技学校或培训班、有线广播和老年活动室；但同时乡镇干部群体也已经认识到，在政府提供的这些文化设施中，农民使用最多的是有线电视和文化活动室。

从农民自有的文化设备情况来看，普及率最高的是电视机，约90.5%的农民家庭拥有一台或多台电视，62.4%的农民家庭拥有一台或多台VCD或DVD机。随着电视机在农民家庭中的普及和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快速推进，调查结果显示，约74.0%的农民所在村庄已连通有线电视网络③，另有24.1%的农民家庭安装了卫星接收设备，能够在家中上网的农民家庭也达到了0.9%④。

(三)当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政府供给与农民的期待

为了了解当前农村可供选择的文化活动及其参与状况，课题组设计了“你们那里有哪些文化活动？”“您参加最多的文化活动是哪些？”“当地政府举办最多的活动是哪些？”以及“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文化活动有哪些？”四个选题，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群体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状况评价和对政府的期望。

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农民参与最多的集体性或公共性的文化活动是“放电影”，其次是看戏和祭祖；而政府主办最多的是“文化下乡”活动，其次是给农民放电影和演戏。另外，政府对杂技、花灯等民间艺术活动、民俗表演等比较重视，但对剪纸等民间工艺展览、比赛出力不多。对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的高参与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民对政府的期望，排在农民对政府文化活动期望的第一位，其次是“放电影”和“民间艺术表演”，而庙会等群众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并不在农民对政府的期望之列。

调查显示，乡镇干部群体与农民群体在对于政府角色认同上有区别。乡镇干部们认为现在政府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提供最多的是“文化下乡”、农业科技培训、节庆活动和免费放电影；但乡镇干部们并不认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案。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举办的活动首先是农业科技培训，其次才是“文化下乡”和劳动技能比赛，而传统的民俗旅游、庙会、花会灯会以及民间工艺展览和演戏等都被乡镇干部们排在了政府行为的备选项目中，这反映出乡镇干部积极推进农村经济建设的意图。

(四)农村日常文化资源获得的途径与渠道

调查表明，农民日常所阅读的书报、杂志主要是自己花钱购买(44.2%)，其次是向他人借阅(21.3%)，第三是政府及有关单位赠送(8.8%)。这说明，农民日常文化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农民自己及所在社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和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依然是电视(41.73%)、报纸(书、杂志)(21.03%)、广播(14.37%)等大众媒体，与亲友或邻居聊天(10.84%)也是获得资讯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网络在农民了解国家政策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在农村的普及率不高。

二、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特点

从体制、结构和变迁的角度来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当代农村文化的特点，从中可以窥见当代农村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一)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性特点

1.投入体制：总量不足、重投轻管、个人为主。尽管中央财政投入的比例逐年增长，但从总体上看，国家财政对文体广事业费的支出在“十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从文化行业的局部看，由于基数小，财政拨款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六五”是0.52%，“七五”是0.45%，“八五”是0.46%“，九五”是0.45%。“十五”期间，2001年是0.40%，2002年是0.38%，2003年是0.35%，2004年是0.40%，2005年是0.39%[7]；从财政对文化投入的级别构成看，中央财政对文化投入的力度远远超过地方财政。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农村文化的投入在国家对文化投入中的比例较低，统计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国家对农村文化的投入所占国家文体广行业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到25%之间。

调查显示，农村文化公共投入在配置上不尽合理，国家对农村文化的有限投入主要集中于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且大多数是一次性基建投入。中西部地区县以下几乎没有对文化人才的投入，也几乎没有保证文化设施正常运行的经费，绝大多数是只管“建设”，不管“运转”，存在明显的“重投轻管”的特点。

与公共文化设施严重老化衰败相对照的是电视、影碟机等现代文化设备快速普及到家庭，从投入主体上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农村文化设施的投入开始进入一个以个人(家庭)为主的时期。

2.组织体制：行业部门分割、重复建设、有限资源浪费。农村文化建设责任分属多个行政主体(部门)。在县一级，县广电局负责电视广播，县文化局负责群众文化，县体育局负责群众体育活动，县委宣传部负责群众文化宣传工作。在乡一级，党委有党委组织的文化活动，教育办(所)有教育办(所)组织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内容重复率高，组织形式简单，政出多门，领导网络不健全，分类不明确，边界不清，谁都组织管理农村文化，谁都不负全责，谁都没有同其他部门协同起来做统一的规划与投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原本有限的农村文化资源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

3.评价体制：重形式轻效果、轻后期管理与评估。绩效评价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它对农村文化建设起着监督管理和激励约束的作用。但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评估工作机制不全，评价标准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评价的标准就是多少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多少本藏书、多少盘光碟、多少台电视、有无正式的规章制度，等等，很少涉及到诸如文化设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文化设施的使用率等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的评估一般都是一次性评估，缺乏一个事后的反馈监控机制，一些已建成的农村文化设施很难得到有效使用。

(二)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结构性特点

1.农村文化在供求结构上的部分不对称。调查发现，政府供给的文化活动与农民的文化活动需求之间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如上文所述，政府提供的文化设施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农民技术学校、有线广播、老年活动室；而农民对政府提供文化设施的需求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文化活动站或服务中心、图书馆(室)、农民技术学校或培训班、体育场地和体育器材、青少年活动中心(馆)。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政府供给的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普及率已经比较高，农民对这一设施的需求也相应地降低，从而导致农民文化需求中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等设施没有排进前5名，但这并不等于农民不需要“电视”。在其他的调查中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造成这一错位的原因，不能仅仅理解为农村文化资源贫乏，而是一些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而另一些供给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造成的结果。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制度存在缺陷。[8]

2.农村文化在城乡结构上的边缘性和滞后性。调查发现，与城市文化相比，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以家庭消费文化为核心的“私性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相比，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却日益衰败，特别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式微。[9]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努力下，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有所改变，但在整体上仍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永远是城市盲目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但农村却在追随和模仿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从农民对文化活动的选择偏好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对文化活动以及文化设施的偏好具有明显的模仿现代都市文化的痕迹。调查发现，农民使用频率最高的也都是电视、广播、书、报纸、杂志等现代媒体，普及率较高的也是各种现代文化传播工具，但在文化内容的供给方面，仍然大大滞后于城市。当代中国的中心文化是现代都市文化，农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

3.农村文化在地缘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中国农村文化具有地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建国后，随着农村宗族逐步消减，亲缘、业缘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消退，而基于地缘之上的地域文化特点保存相对完整。据课题组对东、中、西部农村的实地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文化体现在地缘结构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即不同地域的农村文化差异很大，地域文化特色往往与当地的方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文化的系统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同地域的农民很难轻易融入其他地区的文化体系中去，例如，各地方戏曲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农村文化在地缘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

4.农村文化在层次结构上的差异性。农民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标准又可分为不同的次级群体，形成不同的群体亚文化。群体亚文化既是层次分化的原因，又是层次分化的结果。因此，农村文化体现在层次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不同层次、归属不同亚文化群体的农民具有相同和相近的文化消费取向，一般不会融入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文化交往圈子。本次农民文化消费偏好调查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相似，但不同年龄的农民对于文化设施的需求则具有很大的差异，当前农村文化消费出现了分众化趋势，一种文化样式难以满足所有农村亚文化群体的文化需求，农村文化在层次结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三)农村文化发展中的变迁性特点

1.文化主体：当代农村空心化趋势与农村文化精英的出现。除东部发达地区之外，广大中西部地区大多是劳动力输出地。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家庭平均每户就有1人外出打工。中西部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一般要占全村总人口的25%-30%，西部个别地104区可能达到40%。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妇女和老人，而对于农村发展具有主导作用的中青年人却处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之外。一方面农村中坚层流向城市削减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后劲，造成了农村文化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因为缺乏农村中坚力量的参与，客观上使其日益边缘化。这要求农村文化建设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

同时，调查组在一些农村基层考察时也看到，一批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敏锐、富于改革和进取精神的中青年农民已经成为农村文化事业的主体。他们以农村文化市场为导向，组建各类农村民间职业剧团、农民业余文艺队或民间演出队等文化组织，采取适宜的文化活动形式，积极迎合本地及邻近地区农民的文化需求，成为农村文化专业户和农村文化精英。

2.文化内容：民间非物质文化的萎缩与现代都市文化的渗透。调查组发现，农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正在逐步消失，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一些民间艺人也随着生活的压力等原因相继转换岗位，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和文艺人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原有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瓦解熄灭了农民文化参与的热情，原已发展起来的唢呐、秧歌、皮影、戏剧、舞龙、舞狮等农村班社随着集体经济生活方式的瓦解也逐渐解散，民间艺术也很难吸引年轻人参与。

集镇生活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模仿和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来了城市文化下沉和乡村文化模仿现代都市文化的双重动力。同时“，民工潮”在城乡间的空前大流动，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了解城市、参与现代生产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机会，电视、广播、书刊、报纸、杂志等现代大众媒体也逐渐占据了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主导地位，广大农民群众模仿城市人的文化消费方式，现代文化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农村文化开始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3.文化载体：低技术服务产品的没落与高科技文化载体的流行。当代中国农村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体。在当代农村存在着戏曲杂技、电影、电视和计算机互联网等多种文化类型。传统戏曲杂技以人的身体为介质，电影基于近代光学技术，电视基于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则是当代众多高新技术的集成，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构成了一个从低技术含量到高技术含量的等级阶梯。技术进步同样影响到农村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随着当代农民自己拥有的现代文化设备愈来愈多，低技术文化服务产品愈来愈不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调查表明，戏曲传统开始在农村出现断裂“，有线广播”和老式胶片电影这些文化服务方式，无论是在农民心目中还是在乡镇干部眼中，都没有得到认同。社会经济愈发展，这种趋势愈明显。

调查发现，西部地区由于相对封闭，现代经济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比东部要小得多，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主要是地方戏曲)保存相对完整，民间“自乐班”发展较好，电脑和互联网开始进入农民家庭，但普及率不高。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家庭已经进入到一个电脑和互联网服务快速发展时期，调查表明，广东有5.7%的农村家庭能在家中上网，26.3%的农民家庭拥有电脑设备，高新科技的文化载体发展迅速。

4.文化消费：公益文化活动的退缩与农村文化产业的起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逐步降低对农村基层的介入程度，乡镇和村一级的经济实力弱化，除东部个别地方之外，中西部的绝大部分乡镇和村都不再有文化设施上的资金投入，乡镇文化站、村一级的老年活动室、文化大院、村组文化室大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县乡文化机构组织的“文化下乡”、“电影进村”活动，有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喂食”式的文化建设机制，往往是政府唱独角戏，难以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心中的文化热情，也没有点燃农村的文化火种，几十年的建设和努力依然没有培养出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与这种公共文化活动逐步退缩相对照，农村文化建设的产业化开始起步，农民自发集资改建文化阵地、资助政府办电视差转台、成立个体电影放映队、兴办舞厅、游戏厅与网吧等，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产业成为满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新生力量。

5.文化阵地：政府文化阵地的衰退与民间文化组织的成长。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几乎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建立了县、乡、村和生产队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对农村管理方式的转型，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不再存在，没有了公共文化网络，县乡政府也很难开展大规模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与此同时，民间文化活动开始兴起，农村自办文化发展迅速，民间组织的管理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增加，一些地方戏剧和曲艺团体活跃，民间文化精英开始出现。

农村文化的这种现状与特点也得到了众多调研报告的证实，这些报告普遍认为当前政府对农村文化重视不够，供给不足，投入不足，渠道不畅，体制不顺。[6]

三、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模型和目标模式

为了保证当代农村文化建设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必须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确立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与行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三种理论模型

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基础结构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期混合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农村文化建设进程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可能超越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改革空间限度，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能提供的潜在范围。因此，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呈现出从计划控制模式、过渡转型模式向公共发展模式层次递进的基本趋势(如图1所示)。

这三种模式的区别是，计划控制模式以行政力量和国家文化动员为主，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了广泛的参与，在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文化参与权的同时，也部分地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享有权，这种模式在农村公社时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过渡转型模式以国家供给为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实行国家和市场双重主导，尽可能地保障广大农民群从的文化享有权。公共发展模式作为一种预设的理想模式，必须借助于国家宏观政策主导和制度安排，通过政策导向和利益引导等途径，调动国家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实现。

当代农村文化建设模式是一种以保证农民群众文化发展权为核心的公共发展模式。文化参与、文化享有和文化发展构成当代农村农民群众完整的文化权利形态。一方面，政府保证农民的文化参与、文化享有是实现文化发展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发展权又寓于群众文化参与和文化享有的过程中。在具体的文化生活实践中，由文化参与、文化享有和文化发展权构成的完整文化权益很难完全分开。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应是以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发展权为最终目标，体现为一种由过渡转型模式向公共发展模式演进的过程。

(二)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

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目标定位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先觉者意识到改造中国农村文化的重要性，发起农村文化建设运动，如陶行知的“晓庄试验”、黄炎培的“农村改进试验”、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等，[2]128-140这些试验尽管取得了局部的成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人行为并没有转变为国家行为，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改造收效不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国家力量的主导。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力量对于农村基层的全方位强力介入，改变了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对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则造成了重大的文化损失。因此，当前对于国家力量在农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按照农村文化建设从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目标、总要求的原则，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的需求，培养一代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养和专业职业技能的新型农民。

本次调查显示，当前农民群体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近80%，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3.1%，这一群体的绝大部分缺乏自我文化提升的能力，需要政府的帮助。因此，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是：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文化市场服务体系，提升农民的素质，保证农民群体的文化发展权。包括：第一，通过文化的方式提升政治参与能力、经济保障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第二，通过文化的途径来构建承接来自社会和国家资源输入的素质基础；第三，通过文化的渠道来提高日常生活需求和权益表达的能力；第四，通过提升文化的价值来重构城乡差距背景下的农村生活意义。

2.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

(1)界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范围，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地调查表明，当代农民群体存在着两种文化消费需求：一种是基本的文化需求，满足的是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本文化诉求，对于整个农村地区具有共性；另一种是享受型文化需求，满足的是农民群体中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具有较强的个性。由于存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需求，所以在当代农村文化建设中事实上也存在着“公共实现模式”和“市场实现模式”两种满足方式(如下页图2所示)。

满足基本公共文化需要是政府的职责，满足享受型文化消费需求是文化市场的功能。因此，必须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当代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第一，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农民群众最基本的公共文化需求；第二，引导农村文化市场服务体系发展，满足农民个性化和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

(2)厘清农村公共文化需求类型，满足农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需要

当前政府介入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因此，必须对何为“基本公共文化产品”进行界定。本课题组认为，界定农村“基本公共文化产品”的方法和途径就在于找出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信仰的人群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需求。通过本次对农村文化的实证调查和对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差异进行比较，本课题组认为，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需求尽管在个别项目和需求强度上有差别，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需求也稍有差别，但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根据当代中国农村东、中、西部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可以初步确定当代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范围。如在公共文化设施方面，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电影放映室或电影院、有线电视或电视差转台、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文化设施是普遍的共同需求；在公共文化活动方面“，文化下乡”、放电影和演戏、花会灯会歌会等传统娱乐项目是不同群体的共同需求。

四、当前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文化建设“双三赢”的目标，其基本内容包括农村文化社会进步、农村文化经济发展和农村文化生态保护，[3]64也有学者提出了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大基本内容。[2]100-126这些理论观点的长处是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基本的范围界定；不足之处则是内容庞杂且责任主体不明确，使农村文化建设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本课题组从政府主导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是：

(一)建设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支持体系，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1.建设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规划，推动县、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和阵地的配套建设，构建县以下面向农村基层的公共文化设施支撑体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建设县、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紧密结合，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服务优质、覆盖农村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2.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要以文化工程项目为基点，加快推进农村“三大”文化工程，健全农村广播电视、文化信息和电影服务网络，满足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文化需求。不仅要确保中央业已确定的三大农村文化项目的建设与完成，还要建立保证这些项目长期正常运行的长效机制。如：大力推进“村村通”工程，尽快全面实现广播电视进村入户；以国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基础，健全“人”、“机”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开展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大力推进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探索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新机制。逐步建立以数字化放映为龙头、以乡为重点、以村为基点、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相协调的农村电影放映体系。

(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公共文化产品需求

由于存在地区之间文化发展差异和地域文化特色，农村文化在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方面呈现出广泛的差异性，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按同一标准统一建设。在这些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国家重在引导。

1.引导地方和社会资金支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农村特色文化，是农民应对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冲击的有效缓冲机制，发展农村特色文化，既可以让农民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生活的意义，又具有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新时期，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丰富，它基本上是公益文化产品，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投入。

2.继续支持“送戏下乡”(流动舞台车)项目，满足农村中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实现传统地方戏曲“活态”保护目标与农村文化建设目标的二合一。调查显示“，送戏下乡”受到基层政府部门和农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体的普遍欢迎。调查组在与基层群众和文化干部座谈时发现，公共财政支持的“舞台流动车”项目更是基层关注的热点话题。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送戏下乡”(流动舞台车)项目的支持力度。

3.支持农村体育设施建设，引导建设兼有体育健身与文化活动功能的村落公共活动场所。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证明，不论是在东部还是在中西部，体育健身项目受到乡镇干部、农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以体育健身带动农村文化活动的趋势。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群众希望将村公共体育场地建成综合体育健身与文化活动及村落公共活动的多功能活动场所。国家应支持在村一级建设兼具体育健身与文化活动两种功能于一体的村落公共活动设施。

4.进一步强调“送书下乡”工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基层性，引导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投入。根据实地调研的结果，农村的“三农”图书和报刊数量偏少、实用性差、价格偏高。中国农村广阔，差异极大，国家统一配送方式目前在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技术性难题“，送书下乡”项目应该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如“送书下乡”要求送到乡镇文化中心，有村级文化室(中心)、“农家书屋”的地方，要求送到村级文化室、文化中心和“农家书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送书下乡”工程项目中引入竞争机制，放开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准入限制，切实提高“送书下乡”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国家扶持农村具有公益色彩的民间文化的成长，实现“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

1.支持农村文化精英人才的培养，引导地方培养基层文化队伍，奖励和补贴农村基层文化带头人培训项目。历史经验证明，尽管几十年来国家对农村一味的“送文化”花费了不算小的公共资源，但几十年来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文化的落后面貌。农村的许多文化观念是依靠国家力量从上而下向农村社会强行“植入”的，主要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改造和替代，但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单靠国家力量从外面强制“植入”乡村社会的精英文化观念，难以在农村社会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是一种“无根”的文化。一旦国家力量从农村社会中撤出，这种“无根”文化就会凋谢。因此，通过国家公共财政引导的方式，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和本土化的农村文化精英队伍，使之成为农村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这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

2.支持和鼓励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开展农村公益和准公益文化活动，奖励地方为保护优秀民间文化而进行的文化保护、开发和研究项目。我国历史悠久，农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要实现保护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和发展当代农村文化的双重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通过公共财政的政策和利益导向，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实现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参与热情在农村优秀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平台上的有机结合，改善当代农村文化的状况。

3.支持和鼓励农村民间自办文化，奖励“农村文化大院(中心户)”、“农村电影队”、“业余剧团”、“农家书屋”等，为当地农村社区提供特色文化产品。通过民办公助、公办民助，以多种形式支持和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国家鼓励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培养农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积极扶持热心文化公益事业的农户组建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等，允许其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国家支持农民群众自办农民书社、集(个)体放映队等，大力扶持民间职业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的发展。

4.支持农村民间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有学者立足于西部农村丰富的文化资源，提出了“集体开发、招商开发、个体开发、共同开发”四种开发模式。[3]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8.6%的乡镇干部认为农村文化可以走产业化道路，但在选择政府支持农村文化的“作为方式”上，并不赞同政府在具体产业项目上的深度介入，国家支持农村文化产业的措施主要限制在政策、法规、税收和信贷等方面，不宜介入具体产业项目。

五、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一)深化基层文化体制改革，以体制整合和资源整合为基点，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

1.农村文化建设的重心下沉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中的“基层”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般认为乡镇所在地就是农村基层，但乡镇所在地并不是农村文化的最基层。因此，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重心下沉，改革以前农村文化管理以乡镇为主的模式，在行政村范围内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应的文化设施、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建设村级文化交流平台，将村落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建设纳入村舍整体规划之中，并建立相应的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整合资源，建设综合性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首先是整合各部门的资源。目前，由于我国条块治理的行政体制，乡镇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和沉淀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教育、科技等系统。将分散在各部门的农村文化建设资源集中使用，在县或乡一级“打包”整体下拨至村一级，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其次是充分利用农村文化资源存量。目前农村文化经过长期的建设，已有一些存量，如“村村通”等相关的硬件设施，合并后废置的村小学校舍，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络等，在资源投入仍有缺口的条件下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可以综合利用，充分整合农村现有文化资源存量，使农村公共文化的有限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3.统筹协调都市文化和农村文化，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独特要求。农村文化的边缘化是“晚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陷阱。国家的现代化一般始于城市，为了配合城市的物质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必然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应的行为方式、制度等文化价值体系。在城市高速发展和集聚、吸纳农村资源的过程中，城市始终处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农村的文化体系不断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理念贯穿于国家文化设施布局、文化经费投入、文化生活安排、文化产品生产等各个方面，在政策和投入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实行城市带动战略，以大城市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建立城乡互动、互利双赢、协调发展的统筹机制。

(二)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以机制创新为平台，确立公共财政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的多种实现模式

新时期要扭转农村文化建设持续下滑的趋势和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必须要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国家公共财政介入是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状况主要和基本的途径之一。

但必须指出的是，公共财政加大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村文化发展滞后问题，只能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文化产品的有限责任。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滞后既有国家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总体上，我国农村文化体系是一种与中华传统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迅猛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当代农村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农耕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主义的文化结构业已松动和瓦解，而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农村文化结构的建立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市场的选择下，科技含量的高低日益成为决定文化产品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电视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以戏曲、民间工艺为代表的农村传统文化形态日益面临边缘化的窘境。因而农村文化总体上是新旧夹杂，发展无序，在城市文化的比照下，更显得落后。而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农村文化结构的变迁，则超出政府的能力所及。

公共投入机制创新的核心在于激发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引入“民办公助”和“公办民营”等多种实现模式。“公办民营”即通过政府搭建基础平台，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政府与社会两种力量通过整合，形成合力，有利于加快改变当前农村文化发展滞后的状况。“民办公助”以民间力量为主体，公共财政予以补贴奖励，引导民间力量服务于农村公益文化事业，同样可以达到公共财政投入最大化的目标。在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共文化投入责任主体不明、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些具有现场存在、即时消费特点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服务，均可借助于政府购买的渠道逐步纳入“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公共经费的支持范围，通过扶持民间文化市场主体，形成国家主导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市场服务相结合的综合型服务体系，满足农村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三)为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制度和组织保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保证。构建和谐社会，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所具有的培育时代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文化权益、促进文化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独特功能，把文化建设纳入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共进的整体进程，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负有重要责任，要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确保新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要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目标责任制和基层文化单位的评价机制，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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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