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省份之一。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1.864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3.713万元，财政总收入324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65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1768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265元。浙江以占全国1.06%的土地面积和3.79%的人口，实现了占全国7.47%的生产总值、6.53%的财政收入和7.9%的进出口总值，连续29年GDP以13％的平均速度递增，创造出经济大规模增长的奇迹，由原来一个属于中等经济规模的省份，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并正向经济强省的目标迈向。

浙江的经济为什么能如此迅猛的发展？从根源上分析，就是浙江的思想解放，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浙江厚重的商业文化底蕴，造就了浙江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浙江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注重工商的新思想、新观念。先秦越国的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政策。宋代的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批判“空谈性命”的朱熹理学，主张“义利并立”、“义利双行”、农工商并重，讲求实事事功、开物成务，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大力提倡“四民平等”，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当时正统思想中重农轻商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观念和思想是浙江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集中反映，并成为浙江区域文化的一个特色。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逐步形成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群体性格。

另一方面，浙江东临大海，悠久的通商口岸引来了海洋文化的新观念。早在东汉时期，沿海一带与海外邻国就有贸易往来。唐宋时代，宁波、温州、杭州已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有了频繁交往。鸦片战争后，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不仅使浙江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也较早接受西方的文化感染。尤其在教育方面，引进了外来文化，兴办了西学。这些外来贸易和文化，对于打破传统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开发市场经济理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了浙江人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正是因为浙江厚重的商业文化底蕴，浙江人是最能创业的中国人，具有自发创业的冲动和热情。浙江人有句“口头禅”：“即使只有一分钱，也要做一分钱的老板”，几乎是全民经商办厂，在他们的眼里，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当，关键是你想不想创业。在开改开放初期，有点本钱的当倒爷、开作坊，没本钱的外出擦皮鞋、弹棉花、卖眼镜、挑糖担，稍有实力后，进行第二次创业，争当老板。从一个普通农民经过拼搏创业成为企业家的比比皆是。 “老百姓经济”催生了千百万个市场主体，一大批昔日默默无闻的泥瓦匠、打铁匠、修鞋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在逐步积累创业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闯市场的经验，一步步从草根阶层成长为经营者和企业家。

我们有些地区还没有完全破除计划经济的“等、靠、要”观念，“官本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不患寡唯患不均”等思想极其严重。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不是各级地方政府，而是千百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才是经济奇迹的创造者。我们要学习浙江，优化政策环境，催生各类市场主体，推动全民创业。民间创业冲动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千百万普普通通的创业者是体制改革创新的实践者。民间强烈的自主创业精神激发出广泛的创业热潮，创业大潮的掀起，不断促进民众创业精神的进一步高涨，创业精神蔚然成风所产生的强大价值示范效应，进一步推动创业浪潮的扩张，使之演变为一种大众化创业热潮。我们要让全民创业的意识成为地区文化的主旋律，把培养创业精神作为建设新时期地区精神的灵魂。

二、浙江各地方政府比较开明务实，对源自民间的改革和发展采取了支持和保护。

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不尚空谈，踏实苦干，讲求实效，面对质疑不争论，面对成绩不炫耀；对于探索中的尝试，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培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抓住了改革机遇，有效地促进了市场主体的成长，保护了农民创业求新的积极性，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体制机制上的先发优势，从根本上奠定了浙江经济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基层群众的一些做法，在现在看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在当时往往不合时宜，会遇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被当作问题和偏向来纠正，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来给予适当的保护，如明确支持、默许认可、允许试验、顺其自然、不予追究等。在这样的保护过程中，各级政府实际上就在新事物和旧观念、旧体制之间发挥了缓冲作用，而且极有可能保全了社会生产力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赢得了发展的机遇和时间。

如在温州、台州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初期，在义乌发展小商品市场的初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不公平对待。温州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被指为“资本主义典型”，台州搞股份合作经济被指为“集体资产流失”，义乌上小商品市场被指为“投机倒把”等。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攻击，政府还是尽可能地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加以保护。温州市委、市政府早在1982年就召开了表彰个体经济重点户、专业户的千人大会；1987年又出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私营企业管理办法，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台州地委行署将股份制企业认定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并允许在工商注册时登记为集体企业，对创业者起了极大的饿鼓舞作用。义乌县政府针对群众创办小商品市场的意愿，作出了“四个允许”的决定，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和允许国有、集体、个体企业之间的竞争。浙江各级政府当时采取的这些保护性政策和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对后来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股份经济的兴起、市场体系的形成是极为有利的。

我们要学习浙江各地方政府的开明务实，彻底打破那种看领导讲没讲、别人干没干、过去有没有、中央有没有文件的思维定势，把思想解放出来，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冒精神，允许试、允许看、不争论，支持群众大胆实践，更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做好经济发展的服务员和导航员，切实把群众加快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最硬的道理和最紧迫的任务。

刊发时间：2008-07-03 20:52:54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魏忠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