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实际是评价艺术的一个基本问题。最近，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就其批评超女一事召开了说明会，再次强调，“超女现象”对青少年存在着毒害，对教育是极大破坏，并认为广电总局作为管理部门监督管理不力。刘忠德批评超女引来一些反批评的声音，只因 “超级女声”拥有着大量的观众群。其中非常有影响、最受读者重视的是一位生于80年代的朋友高杰写给刘忠德爷爷的一封公开信：《我们想“高雅”，但口袋里没有钱》。笔者在写这篇评论时，这篇公开信在新华网发展论坛已经有近20000人点击，数百个回帖。如此热，在论坛上也是不多见的。
依笔者看，高杰的这封公开信与其说是在反批评，倒不如说是在借“超女”之名为通俗大众文艺争得应有的尊重。刘忠德讲话中提到：“说得极端一点，毒品能创造更高价值，为什么不让它存在呢？收视率高不一定好，低也不一定坏。作为一个在电视上播出的节目，每个人都有权批评和抗议，应当提倡讨论，支持正确的舆论。”如此批评确实有些过了，所以会受到猛烈回应也是当然。
高杰说：“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属于听着‘四大天王’的歌，读着金庸武侠小说，看着美国大片，伴着香港电视连续剧长大的那代人。”也正是自这个年代开始，通俗艺术全面走进了中国。记得在文革之前，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香港的一些电影和印度电影《流浪者》在国内放映时，看电影的人真是人山人海，用“爆棚”形容也不过分，想必刘忠德也不会忘记。当时的影视界评论这些电影为小市民电影。可是这小市民电影它就有观众，有市场，只因它属于通俗的大众文化。和“超级女声”一样，高杰所言到的“四大天王”的歌声、金庸的武侠小说、美国的大片、香港的电视连续剧等也都是通俗的大众艺术作品，因此也都是有观众，有市场的。可以这样定义，从历史长河中观察一切文化艺术现象，凡是属于通俗的大众文艺作品都是会有庞大的群体接受这种文化的。
战国后期楚国的辞赋家宋玉，在其脍炙人口的《宋玉对楚王问》中写道：“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是古代楚国的歌曲名，同属于优秀的作品，这也是“曲高和寡”的来历。刘忠德一直从事着文化部的领导工作，却如此粗暴对待“超级女声”，着实令人震惊。在1942年5月23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结论部分，提出过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毛主席说：“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今天，我们同样不能不重视文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文艺的普及问题，这也是一个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
如何让“高雅艺术”步入普通人的家庭呢？现在有了电视，应当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向广大观众介绍“高雅艺术”了吧。可是笔者却震惊地看到文化部门领导的专业剧团，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境地。商业化的过程，并没有让社会主义的文艺更加繁荣，相反却使得传统的戏剧（尤其是地方戏）、曲艺等正在迅速衰败。让人痛心的是，连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都将已没有继承的余地，如何能推陈出新？有道是继往开来，往难继，来何开？
也有被保住的专业剧团，如中央芭蕾舞剧团等，一般都分布在一些大城市。但这些演出单位的票价却不是一般人（大众）所能承受的。电影市场之所以萎缩，依笔者见还是电影票价太贵。盗版猖獗的原因之一也还是电影票价太高。进入电影院享受现代电影，已成为了普通大众生活中无法承受之奢侈。
刘忠德的批评忽视的正是文化艺术发展的普及问题，一切先进的文化都不能离开传承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创新性，更不能离开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的需求。
中国教育也存在有同样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普及提高国民素质。如果中国高校的扩招背离人才的市场需要，那么就不仅仅是上学贵的问题了，还同样会被责问教育究竟是为什么人？！
因此高杰的这封信“一矢中的”说到了刘忠德批评的要害。
不过笔者对于通俗文艺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高杰的信中所没有提到的，也是刘忠德批评中合理的部分。
高杰所说的“四大天王”的歌、金庸武侠小说、美国大片、香港电视连续剧这些通俗文艺，包括“超级女声”在内并不是多完美的，也存在许多的不足。我在2002年就写过一个帖子——《我很想和金庸先生对话》，在里面我说到：“他作品中的‘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最好请金先生在作品前注明：文中武功，纯属虚构，如要习武，切莫模仿。”我批评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通俗艺术作品中。就拿如今非常盛行的小品来说，若归类，赵本山的小品也是通俗文艺的一种，有着其独特强大的艺术魅力，其中不乏众多的优秀经典之作，但同时他作品中难以免除的一些媚俗却也让很多观众严重不满。
“四大天王”的歌曲是典型的通俗歌曲，其中有许多非常优秀，在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听众群体，非常正常。但我不能说“四大天王”的歌在中国没有负面影下，有些中学生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而耽误学习，责问的不应该是这些歌曲本身，而是我们的媒体与教育都没有很好的引导。
“超级女声”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若是在社会上没有造成负面的影响，刘忠德也绝不会提出如此批评。笔者深有体会的不仅是文艺作品，甚至竞技体育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中国足球已经到了“烧钱”的地步，职业化过程下的中国足球进步甚小，“恐韩症”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痊愈；现在艺术类高校招生，一个省竟然能出现十几万考生，这很不正常。演艺界，娱乐圈中出现的绯闻，丑闻以及和他们一掷千金的报道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社会的拜金主义以及浮躁都不是正常的。从事艺术表演的人，都是人，而且是要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你的观众，其中更多的是你人格的魅力。电影《舞台姐妹》有一段经典台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戏”。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名角，名嘴你们做到了没有？
我想姚明就是一个榜样，他的球技精湛，作风正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热忱，这是姚明真实的价值，这个价值远远高于媒体报道姚明的商业身价。
“超级女声”对及他们的“粉丝”产生了负面的作用，不是我对他们宽容，因为他们都很年轻，许多问题出在主办单位。文化管理部门从“超级女声”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很好重视如何规范这种活动，因此也有一定的责任。
因此，评价文艺作品的最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内容形式的高度一致。中国电影从整个制作技术来说，已经进入世界一流，也就是说许多电影的表现形式达了世界一流的水平，可惜缺少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即缺少与技术统一的优秀剧本，缺少富有生活气息的好故事。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作者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无法拒绝多元的意识形态，但是必要的识别还是必需的，因为有许多作品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刘忠德批评的是“超级女声”在运作上，以及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想这种批评是应当接受的。笔者观看过一场央视《梦想中国》在重庆的选拔，看后喜忧参半。央视的播出几乎是全过程，主持人的表现以及一些追星族的表现很有点离谱，着实也让我担心。
今天中国无法拒绝“超级女声”的魅力，试图一棍子打死是非常愚蠢的。与其堵，不如正确引导。“超级女声”的主办者正面接受刘忠德的批评，积极整改应当说是一件好事。笔者期望“超级女声”主办者能扬长避短，能在运作上，为普及文艺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网 2006-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