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无论对于深圳交响乐团还是深圳交响乐团的人来说，2006年都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轮，因为，随着深圳“文化立市”战略的确立，深圳交响乐团（以下简称为深交）的改革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其标志是：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深圳市政府每年对深交的财政拨款达到1994万元；在深交完成了11个深化体制改革文件修订工作的基础上，法人代表、团长陈川松与所聘任的职员、雇员签订了聘任合同，并组建了室内乐团，实现了结构性调整，为深交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追问的是，自1998年以来在团长和艺术总监“双轨”管理体制下，深交的改革延续了一条怎样的发展轨迹，此次的改革与以往又有什么不同，其普适性价值在哪里等。为使这种分析和追问更具直观效果，记者试图采用结构主义的原理，借用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以“米”字的结构为意象，分析和解读深交的改革发展路径。
“米”字笔画之一：深交之于深圳——深交改革发展的横坐标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深圳特区的建立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诞生于1982年的深圳交响乐团，则是拉开深圳文化建设的一个序幕。但是由于受制于整个旧的文化体制和时代背景的制约，直到1998年实施团长与艺术总监“双轨”管理体制改革之后，深交才开始步入正规化的发展轨道。在团长陈川松、首任艺术总监张国勇和继任艺术总监俞峰的努力下，从音乐季艺术排演机制的确立，到拉幕考核、以考定岗、按岗分配的机制改革；从马勒《第五交响曲》专场音乐会的举办，到大型梵呗交响乐《神州和乐》的排演等一系列足以载入深交发展史册的举措和作为，使深交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既令同行刮目相看又令社会关注的业绩。近3年来,深交年均演出100余场，观众10余万人次，演出年收入平均达到450多万元，为满足人民群众对高雅文化艺术的需求，树立深圳文化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深交2006年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深圳市政府加大对其投入创造了话语空间。
因此，经过这一轮深化改革，作为目前深圳市重点扶持的大型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深交，在深圳今后发展建设的历程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则是深交人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对此，陈川松说道，深交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地方院团：对外，它要发挥“文化名片”的作用，积极宣传深圳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发挥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作用；对内，围绕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文化提升民众素质、涵养城市文化气质的功能，通过开展一系列品牌化的活动，为深圳的发展作出深交的贡献。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除了需要在实际操作中继续完善深化改革方案和措施之外，还要围绕建设国家一流交响乐团的目标，在艺术生产方式、曲目积累等方面付出更加扎实的努力。
“米”字笔画之二：文化体制改革——深交改革发展的纵坐标
事实上，在这次改革之前，深交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诸如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严重制约了乐团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使深交与国内外其他优秀交响乐团相比，整体水平依然存在一定差距，这不仅使乐团难以充分发挥培养观众、培育市场的作用，也难以适应深圳“文化立市”的战略要求，深化改革成为深交的必然选择。
因此，2006年深交的改革首先明确了其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属性，确保了政府的必要投入，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主、演出创收和社会赞助为辅的资金保障模式，从而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调整，不仅显示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加大文化建设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拨款的投入方式也做了调整，由原来对人员的补贴改为对项目和演出场次的补贴。
其次，成立理事会和艺术委员会。深圳市文化局领导下的深交理事会，是一个指导、议事、协调、监督机构，其职责是对乐团年度业务计划、经费预算及使用、重大经营活动等进行指导、协调与监督，听取乐团工作报告，并进行评审。其成员由深圳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音乐家、热衷支持艺术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和企业家等组成，人数在11至13人之间。艺术委员会则由深圳市文化局组织有关艺术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定期对乐团现有人员和新引进人才进行业务考核把关，对演出质量、演出场次进行评估。据陈川松讲，这种做法在今后的实际操作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但这无疑为深交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和国际接轨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
第三，根据深交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需要，通过组建室内乐团（小乐队）的形式，实现了乐团的结构性调整。这种做法，不仅使“以考定岗”的分流人员得到了合理的安置，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使得深交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解决了“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据了解，深交室内乐团自2006年9月组建以来，截止到2007年3月，已经演出了40多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上述做法，使深交的人事管理体制实现了四个转变，即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单纯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由行政依附关系向平等人事主体转变，由国家用人模式向单位用人模式转变，从而为“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制度化的土壤。与此相对应，深交的工资分配制度也做了重大调整，原有对应事业单位层级的工资制度被取消，代之以按照聘用职位和岗位职责进行分配。
回眸深交的改革路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原则和逻辑——不唯上，不唯“西”，只唯实，结合实际，渐进式推进。譬如，艺术总监制虽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艺术院团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但在国内却是“水土不服”，鲜有成功的范例。对此，1998年深交在深圳市政府特别是市文化局的支持下，在法人代表、团长陈川松的倡导下，实施了团长和艺术总监“双轨”管理体制。
所谓“双轨”管理体制，即团长由文化局聘任，是乐团的法定代表人，在行政管理和用人方面有决定权。其主要职责是制定乐团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引进优秀人才，拓展国内外演出市场，强化行政经营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与保值增值。音乐总监由文化局聘任，其主要职责是，塑造乐团演奏风格、提升乐团演奏水平，主持制订乐团中、长期艺术发展规划，主持乐团演奏员聘用和专业技术考核工作，同时承担重点音乐会的指挥工作。
“‘双轨’管理体制实际上就像是战时的司令员和政委，其精髓是两个领导人在权力上的平衡和制约。”回首来时路，学历史出身又当过兵的陈川松是这样看待“双轨”制管理体制的，“业务的事情归艺术总监管，行政的事情由团长负责。从制度架构上来说，两个人是非常平等的。”
“我国的艺术院团就像一个小社会，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上到调解演奏员的家庭纠纷，下到小孩上幼儿园的事情，千头万绪。而国外的交响乐团往往都是职业化的，各种关系比较单纯，艺术总监制再加上董事会的制约，是比较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正是这种特有的“双轨”管理体制，使深交走上了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为此后的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但必须指出的是，“双轨”管理体制要求其领导者必须具有健全人格和心智，方能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由此，我们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首任艺术总监张国勇之于陈川松，还是陈川松之于现任艺术总监俞峰，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为深交找到了一条目前看来值得期许且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也是他们的真诚合作，为各自的人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令人感叹的佳话。
“米”字笔画之三：《神州和乐》——拉开深交交响民族化的帷幕
2006年，深交创演了大型梵呗交响乐《神州和乐》。作为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闭幕晚会，在去年4月17日《神州和乐》上海成功首演之后，又在广州和深圳进行了演出，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业内人士认为，将音乐与宗教相结合是很好的尝试，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创新了音乐表现形式，是近年中国乐坛难得的精品。看过《神州和乐》演出后，著名指挥家陈燮阳说：“深交演奏家们舞台上的状态，饱含着艺术激情，这种难能可贵的激情使我对这支乐团的印象和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印象重合起来，我相信这里必将爆发出令人惊叹的文化能量。”深圳市委书记李意珍说，深圳交响乐团能够在短时间排练出这样的精品，反映了乐团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活力和取得的成果，希望深交能够把《神州和乐》打造成闪亮的文化品牌，代表深圳文化走向世界，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而为了推动中国交响音乐的发展，深圳交响乐团从2005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作曲博士作品音乐会，为国内迄今为止不到30名的作曲博士创作的新作品提供演出平台。此种做法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一致认为深圳交响乐团为中国作曲家走上舞台创立了一种“深交模式”，是一种创举，具有战略眼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吴祖强说：“这样的活动在我国还是史无前例的。深交在自身任务很重、经费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贡献，令我非常感动。”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文景说：“深圳交响乐团介入到音乐教育中来，是一种新的模式。抓创作，培养作曲家，是发展中国交响音乐的根本。就算中国有1万个乐团，但演的都不是自己民族风格的作品，那能算什么？深圳的这种模式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米”字笔画之四：引入外籍演奏员——“鲶鱼效应”催动深交的人事体制改革
作为国内最年轻的交响乐团，深交是最早引进了外籍演奏员的乐团之一，尽管当时在业内和社会上有各种议论和说法，但他们没有动摇。谈起这个话题，陈川松依然难抑激动，他说，一个交响乐团被称为“土匪团”，可见其混乱程度是多么的严重，其演奏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为了提高深交演奏的整体水平，引进“外援”势所必然。
为使这一措施能够得到尽快的推进和落实，陈川松和当时的音乐总监张国勇与团员们直接对话，面对面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为什么要请外援，说明请外援和国内演奏员的“性价比”。经过这样一番“博弈”，多名高水平外援陆续来到深交。这些外援用他们较高的艺术水准和职业精神有力地提升了乐团的演奏水平。目前深交已拥有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等七国的23名外援。
现在看来，外援带来的“鲶鱼效应”， 在当时不仅起到了刺激和鼓励本土演奏员水平提高的作用，也为考核聘用上岗的人事体制改革起到了观念启蒙的作用。副团长王鹤说，深交虽然还是事业单位，看起来是“铁饭碗”，实际上大家捧的是“泥饭碗”。按照团长助理张庆的说法，一个“聘”字，消除了事业单位实行了多年“体制内”的国家干部与“体制外”的聘用人员的界线，一律按岗位计酬，经过选拔进入乐团的新人，不再是二等团民，刚刚毕业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现在每月能拿到万元以上的收入，这对其他演奏员的带动性就可想而知了。
“米”字笔画之五：室内乐团的组建——培养交响乐观众、构筑公共音乐教育体系
2006年这一轮改革，深交由一团变两团（管弦乐团和室内乐团），也许有些令人费解。深交既没有选择“减员增效”这个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也未按照深圳市有关文化体制改革单位人员可以分流7％至10%的规定，而是“别出心裁”地组建了室内乐团，但是稍作分析即可发现：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是一个创新的选择，一个实事求是的选择，一个前瞻性的选择，一个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中问题的选择。
第一，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不仅为这次改革的人员分流、转岗就业开辟了有效途径，化解了改革中的消极因素，保证了改革稳定有序地推进，调动了大家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起到了凝聚人心、坚定信心的作用。
第二，符合深圳作为未来国际性大都市发展的需要。陈川松以自己的直觉很早就断言，深圳无论是从对外交流上还是内需上，无论是提高交响乐还是普及交响乐，深交的演奏员和员工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第三，室内乐团的组建，为深圳交响乐观众的培养、公共音乐教育体系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如何弥补和解决目前我国公共音乐教育体系的缺失和不完善，本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但这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谈及室内乐团的组建，陈川松继续说道：“交响乐作为古典艺术的一种形态，确实存在曲高和寡的问题。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深交恰好应该承担起义务和责任，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因此，在确保管弦乐团完成公益性演出任务的同时，希望发挥室内乐团轻便化的特点，以市场化的方式，扩大演出场次。这一点，恰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单位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培养观众也是一个新课题。”
“米”字笔画之六：音乐季演出制度——深交的品牌之路
自1998年实施“双轨”管理体制之后，为尽快提升乐团的演奏水平，深交以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为突破口，从1999年开始实行音乐季演出制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深交的品牌化之路。
音乐季是国际公认的检验乐团能力、修养、水平的“试金石”。9年来，深交涉猎了大量经典曲目，并确立了中外并重、古典与现代并重、艺术性与普及型兼顾的原则，储备了可与国际一流乐团媲美的曲目库。
2006年深交春夏音乐季演出了纪念莫扎特250周年诞辰音乐会，纪念肖斯塔科维奇100周年诞辰音乐会，贝多芬、马勒专场音乐会，德国古典主义精品音乐会……在2006“秋冬音乐季”中，深交又为观众准备了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作品专场、协奏曲专场、交响乐专场，以及电影音乐专场等20场演出，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深交现任音乐总监俞峰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深圳交响乐团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艺术水准，与音乐季对乐团的磨练密不可分；深圳交响乐能够获得如今不俗的市场和反响，也与音乐季对高雅艺术观众的培育和影响密不可分。”
经过多年音乐季的洗礼，深圳出现了一批喜欢和热爱交响乐的观众，从而使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以及近两年来推出的“新春音乐会”成为观众追捧的热点，出现了门票销售率超过95％的罕见情况。
此外，为配合深圳市申办2011年第２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扩大深圳市的国际影响。应法国和意大利的邀请，今年1月深交分别在意大利都灵的国家广播电视音乐厅和法国巴黎荣军院的圣路易大教堂进行了演出。演出结束后，都灵市市长塞尔吉奥·坎帕里诺兴奋地说：“音乐会非常出色！深圳有培育一流音乐家的深厚土壤，能跟深圳这样一座充满活力与艺术气息的城市结缘，是都灵的骄傲。”在法国，深交演奏了《云南音诗·火把节》和被称为一流交响乐团“试金石”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乐团还与张昊辰合作演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旅法著名华人作曲家陈其钢对记者说：“今天的音乐会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那种杰出的张力足以让深交跻身国内一流乐团的行列，完全具备了闯荡国际音乐市场的实力。”
发布时间：2007-04-27 09:36 来源： www.ccdy.cn 作者：崔成泉 徐良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