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官僚政治有其特殊的“亲和力”。孙越生先生在为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指出：“中国二千余年的一部官僚政治史，洋洋洒洒无奇不有:在经济上从门阀(变相的贵族制)到庄园制，从自由经济到官僚买办资本都能搭配；在政治上从西方议会制到法西斯独裁皆可信手拈来;在思想体系方面，儒释道兼容并蓄，甚至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女皇制都可以和它熔于一炉。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学亲和力’像魔术一样神奇。这是为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及的。”即使官僚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后，“官僚政治的残余因素仍很活跃，顽固地寄留于宿主之内，只要在依靠人治的地方，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都有可能乘虚而入，形成病灶，可谓‘官僚顽症’或‘官僚主义恶魔’”。

这也正如王亚南先生在写于1948年5月这一著作的《自序》中所说：“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两位先生都极有远见，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犀利而深刻。

即以官场中的毒瘤——贪污受贿来说吧，王亚南先生在书中指出：“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古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这是中国官僚政治或称官僚主义特殊“亲和力”的一大要害病根。这种封建余毒至今还在一些领域侵蚀、滋生。譬如最近几年煤矿重大事故频频发生，伴随着矿难不断的是官员腐败不断，而且正是官员腐败不断才使得矿难不断，弊端长期得不到根治。以一年之内连续发生二次重大矿难的山西临汾市来说，主管煤炭工作的副市长苗元礼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批拨煤矿维简费等，受贿及挪用公款达700多万元。而他与他的多名情妇收受贿赂7000万元之巨。金钱诱惑力是如此巨大，权力的含金量是如此之高，而监督又是如此缺位，时间一长，即使原本品质还不错的干部，也极容易被拉下水。官员的权力一旦和经济如此融合，那么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的“亲和力”再次发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这几乎是一个定律。

因此，要根除官员的贪污受贿，要使官员做到廉洁奉公，须采取的措施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必须把政府官员掌控的权力同经济利益链条彻底割断，才能从经济基础上、从根子上瓦解其“亲和力”。否则，在目前的体制结构下，苗元礼式的官员还会层出不穷。因为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

（2008年第2期《民主与科学》 耿 法）

2008年07月06日 06:12:42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