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江曾培网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4月版）的时候，我惊异于文坛长者江曾培先生的才华和豪气，他从年轻时起到现在步入老年，一直笔耕不缀，这部网评集，竟然已经是他的第26个集子了，著名学者邓伟志先生在这部书的序言中称赞曾培先生的如涌文思，说他的写作速度已经超过“枚速”（枚乘的速度），这是大有深意的。

最近七、八年来，曾培先生的大量作品发表于东方网的“东方评论”专栏中。从2000年创办之初，东方新闻网站就以先见之明，发展网络评论，这对上海的网络写作，是开了风气之先的，曾培先生自2001年起，即成为东方网的特约评论员，在网络评论领域纵横驰骋，其收获的丰硕成果，已在网评界传为美谈，成为楷模。

曾培先生的网络评论之所以会在网评中造成持续影响，是由于他的网络评论本身独具的品格决定的。说到网络写作，前两年，人们似乎对此有一些模糊的界定，认为凡是在网络上发表的感言、评论，必须有所谓的特殊“网络语言”，而什么是“网络语言”呢？意即一些年轻人（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在网络的论坛中发表的一些文章，其语言很不规范，例如称“我”为“偶”，把八路军、新四军简化为“八四”，将妇女称为“三八”，等等，还有就是用代称、用不规范简化语，语气有时摹仿港台腔，有时摹仿孩子、“发嗲”的女生，而署名也都用代号，怪调怪腔的，什么“火焰山公主”、“西王母”、“灌水区战士”等等，不一而足。当时人们认为凡这种文风和腔调的文章才是网络语言，才是标准的网文。所以，当时一些原先在平面媒体写作的文人转向网络写作时，常被讥为“不像网络文章”。现在，大量的文化人掌握了网络的基本上网技术，也进入了网络写作领域，当他们活跃在论坛上，活跃在评论版中，活跃在BBS里时，人们再也不敢讥讽他们写的不是“网文”了。而事实上，有识之土早前指出：原先认为只有青年人才用的网络语言，其实常常只是一种不规范的汉语，是代表了一种不成熟，是一种“玩文字”式的网络游戏文体，此类文体只要有人看得懂，当然可以存在，但却不是语言的示范。因此便可以得出结论，网络文章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它应该与平面媒体、出版物上的文字是一样的，是多种模式的，存在即合理性，现在，东方网“东方评论”上的文章，其他新闻网论坛、评论版上的时评、杂文、感言等，又何尝不同样是“标准的”网络评论呢？

当然，就“东方评论”的写作群体而言，多位已形成风格的评论家的文风，也并不相同，应该说是各有个秋，各具特点。例如邓伟志、周锦尉的网评，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和理论阐述的严谨性；吴兴人、苏应奎、汪长纬、吕怡然等的文章，更多的是体现在“触觉”的灵敏性和“触角”（即题材）的广泛性，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使他们的文章锻炼得既老辣而又有极强的时效性，是东方网评论圈内的“快速反应部队”；过哲峰、严宝康、孔曦等的文章，则常常能识小见大、大处入手小处着眼，以平和的议论亮出对是非的判断，而司徒伟智、吉力马等的文章，于扎实文化功底之外，更多了一分精致，等等。

曾培先生的网评，与以上衮衮诸“评公”则又有不同。我读他的网络时评，感到了一种大气，他虽没有刻意去炫耀自己丰富的知识，但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知识宝库感；他议事论人虽然并没有声色俱厉，但字里行间分明折射出一种浩然正气；他的文风看似比较传统，但其众多文章一经聚集便显出时代的绚烂色彩来；最后，我们可以说，他虽然并没有刻意用权威的语气说话，但文章中却分明流溢着一种“大家”之气。

若要给曾培先生的网络评论的特色做一个简单总评的话，我以为用“网络杂感”来概括可能更为恰当些。杂感就是杂文，当年鲁迅先生写的杂文，瞿秋白就称之为“杂感”，并专门写了一篇《［鲁迅杂感集］序》。在《序》中，瞿秋白指出，“杂感这种文体，……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他又正确地指出杂感形式上是文艺的，而内容特质上却是政论或时政评论，而它的最擅长之处，则是对于现实反映的直接性和迅捷性。假如我们用瞿秋白评述鲁迅杂感特点的标准来衡量江曾培的杂文，那么便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江曾培的网络杂感实在是承继了鲁迅杂文（即杂感）的思想潜质和艺术风格的，所不同的则是鲁迅杂感发表在报刊上，曾培先生杂感载附于新媒体网络上。在当今的上海，除曾培先生以外，还有一位何满子先生，其创作的杂文亦颇有鲁迅遗风，但假若我们仔细分辨，曾培先生的网络杂感和何满子的杂文两者也还是有不同，前者在批评、针砭之外，颇多一些儒雅之气，使人不禁联想到他的网络杂感更像一位善于说理、又富雄辩的思想课老师；而后者的杂文在多了一份老辣方面更接近于鲁迅，是一把无情的解剖刀，是匕首和投枪。

这几年，曾培先生在网络杂感的写作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的网络杂感，虽也尖锐，也针砭时弊、批判丑陋，但与有些网络评论绝对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写作境界的自如，而反映到文章中，则充满着占居道德高地的自信。相较传统媒体，网络舆论环境较为宽松，因此作者可以更自由地表内心思想，从而在写作过程中不必过多顾忌编辑审稿的严密，使思想更加放松，这样，就有助于作者的思绪像脱缰野马般在广阔的思想天地里驰骋。我们看《江曾培网文选》中的大量作品，就会很自然得出这个印象，即作者的思想是在完全放开的状态下去观察生活、选择题材的，从而使他文章中思想的触角能伸展到社会各个方面。例如他除了运用新闻报道内容、现实中的事例作为素材以外，还从历史角度、生活消费、科技知识、文化艺术等方面去抓题目，《治庸论》（2005年1月7日）可使人联想到欧阳修的《朋党论》和苏询的《辨奸论》，作者先分析庸官之害，又谈到治庸官的关键是要破除他们的无作为、无功无过及乱作为，完全符合当前某些地区的官场生态。《想起恩格斯的话》（2004年2月5日）一文以禽流感爆发提醒人们要敬畏自然、不与自然“作对”，最后引用恩格斯的话作为结束。《想起林则徐》（2004年2月20日）一文从我国吸毒人数的增加联想到林则徐禁烟，提出今天仍要发扬林则徐精神，与毒品作斗争，巧妙而自然地运用历史知识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2004年4月6日）抓住不规范拆迁、违法拆迁问题，用了德皇威廉一世强拆行宫前一座老磨坊故事，指出私有财产不应被随意侵犯，是维护社会法制的大问题。《房奴之我见》（2006年4月26日）、《“概念消费”正反观》（2006年5月2日）等文章讲的是民生问题，但作者娓娓道来，看似天南海北大侃，但说理令人信服，又一点也不枯燥，这些都显示出曾培先生的功力。当然，题材涉及面广也好，知识性强也好，能抓到好题目也好，这都与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读破万卷书的勤奋是分不开的。

第二，曾培先生的网络杂感善于“透理”。现在一些网络评论常犯的一个毛病，便是激烈，论坛中无论所谓的“左粪”还是“右奸”，或是普通网民基本都是如此，即言词激愤的多，说理的少，而大量的跟帖，虽然观点鲜明、爱憎泾渭，但亦谩骂者多，很少讲道理。一些年轻网络写手虽亦想“据理力评”，但因其终究阅历尚浅、理论功底缺乏、读书不多，所以想引经据典、用党的理论透彻说理，底气仍稍嫌不足，这便是有一些年青学人评论写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读曾培先生的文章，便觉如夏日喝香甜可口的清凉饮品，有沁人心脾的感受，正如郭志坤兄评论曾培先生文章时所说：“作字无雕琢，酣畅哪缺，如行云流水，似珠玑落盘，读之犹饮''''''''雨前''''''''之春茗，清新之味油然而生。”所以我说，曾培先生的文风，其说理之技巧（当然这不单是技巧问题），贵在深透，他善于把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道理，化作很通俗的自己语言，并将知识、掌故、佚闻等信手拈来，加强自己文章的厚度，从而体现着一个“透”字，即：话说透、理摆透，其所反映出来的则是心境的透明。曾培先生的“透理”，其实需要很过硬的功底和扎实的写作基础，因为各类杂感文章的批评、针砭的程度，是不能整齐划一的，有时话可以说重一点，有的话题则应轻一点，有的话题更只须点到为止，这就有一个度的问题，不能开“无轨电车”，而要处分不同的矛盾、性质、轻重，有的文章需上挂下联，入木三分，如本集中之《官车“变脸”与“官脸”官员》（2005羊8月28l日）、《以恶小始，以恶崩终》（2004年5月26日）、《热爱母语》（2002年8月13日）、《想起“金鱼的故事”》（2007年3月28日）等文章都是如此，这便多了一份深刻。但有的文章却只宜就事论事，局限在一定的议论范围，不搞节外生枝。我仔细阅读曾培先生的网络杂感，他的文章都是实事求是，并不去搞横向的“额外”联想，因此即使是针砭时弊，对方也容易心悦诚服接受，不大会愤懑反弹，可以说，曾培先生杂感中的说理，已经达致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国”的写作境界。

曾培先生网络杂感的第三个特点，是他擅长于在文章中“把度”，即在议论的尺度有较准确的把握。现在的许多网络写手（包括专家、学者）毛病很多，在网络评论文章中不大讲究把握尺度问题，信江开河者众，他们大都犯有一个低级错误，认为网络是个“自由市场”，且又在虚拟时空中，所以可以不必太讲究严谨，又为了吸引网民眼球，于是便故意制造轰动效应，或编排谣言，或无限上纲上线，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将局部无限放大，甚或捕风捉影，动辄“左粪”、“右奸”帽子乱飞，不讲策略，不讲道理，去年最可笑的网络热点事件，便是所谓陕西“镇坪虎照”事件，本来无论专家或学者、网友或领导，指出其老虎照片或有造假、或有摆布，都极正常，即使当地林业部门给拍照农民“错发”奖金（也仅区区2万元而已），但亦只是个失误问题（可能还有当地林业部门欲借此建保护区），不一定就牵涉到整个政府的“公信力”问题，但偏有无知网民们盲目追寻所谓“后台”，一直要上挂到国家林业局，这就太过分了，从而使争议双方彼此尴尬，至今也未见尘埃落定，还拉了一些主流媒体“落水”。网上此类胡乱上纲上线的文章，实乃“文革”式大批判遗风，千万不能再给予鼓励。我们回过头来再读曾培先生“有一说一”、“有二评二”的杂感，其议论的度就把握得极其准确，常常严密有致，倒如他批评教育中招生的弊端，写了一篇《莫让“裸考生”蒙屈》（2006年7月14日），就完全就事论事发议论，不搞节外生枝，这类文章若让“愤青”来写，就非把矛头指向教育部和拷问教育制度不可，从而把问题异复杂化。又如曾培先生的《此非“人缘”是“权缘”》（2006年11月26日）、《官民比的几个版本》（2005年6月14日）、《黄金书落谁家》（2005年7月3日）、《无知无畏抑或无耻无畏》（2006年5月22日）、《官员收入不属受保护的隐私》（2007年10月8日）、《防止将灰色收入“漂”白》（2004年11月5日）等文章，都是一些容易引起联想、也可以上挂下联、“上纲上线”的话题，但他都将议论的尺度掌握在一个准确的范围内，虽笔锋犀利，但讲究了语气和节奏的和谐，其立意在为社会主义“换砖”，而不是“拆墙”。当然，杂感的“感而有度”，不致“擦枪走火”，需要一定的思想水平，以曾培先生这样既做过新闻工作、又长期当过名牌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并一直笔耕不缀的学者、作家，其杂感写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自有其独特优势，他人想要效颦恐亦难。

2008年5月12日 来源:东方网作者:陈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