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的四卷本“索尔·贝娄文集”收入《洪堡的礼物》，还是蒲隆先生的译本，由译者自己修订，这个中译本198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首版时，我们这些不能读英文原著的中国大陆读者才得以第一次读到完整的贝娄作品，这本那时觉得非常另类的小说令人耳目一新。

译者在“新版后记”里谈到为《洪堡的礼物》译本加注释时写道：“翻译工作是上世纪70年代末做的，那时候，皮尔·卡丹、《教父》之类都闻所未闻。到了现在，这些注释都是多余的了，可是又出现了新问题，70年代一般看报的人都知道的吴庭艳、庇隆等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又不知道了。”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那时的风云人物已成历史过客，当年不知道的国外名牌如今是中国人的日常用品。

蒲隆先生还说，为译文加注是一件很费时、很枯燥的工作，有时要占翻译一本书总时间的四分之一还多。

正因为如此，现在有些偷懒的译者和编辑便不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买了一本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著名诗人的著名作品的中译本。说来可笑，这本书里像我这样一般的读书人知道的外国人名地名大多有注释，而不知道的都没有。举几个例子：“里加”，注“里加为拉脱维亚首都”；“阿比西尼亚”，注“非洲东部国家”，现在的非洲根本没这个地名，注释好孬应该写上这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另一个地名注释就更离谱了，“君士坦丁堡”，注“现称伊斯坦布尔，土耳其首都。”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土耳其现在的首都是安卡拉，译者和编辑却不知道。书中的一个人物是“萨默吉提亚人”，又一处译为某人“在萨摩基提亚住过一段时间”，两处是一个地方吗？在哪国哪里？还有人“退休以后定居帕洛·阿尔托”，有人“被押在雅布翁那”……书中还有许多这类地名均无注释，译者编辑是在为谁做注？国名、首都、大城市有注释，多数人不知道的小地方却不注了。这本书中人名的注释更是只注大人物，不管小人物，正文中“柏格森”的注释为“昂利·伯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曾于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柏”和“伯”还不是一个字；紧接着一行有人名“莱什米安”，这个比伯（柏）格森名气小得多的人物却没有注释，不知是何许人也？这本书中有数十位我不知道的人物都没有注释。

我猜想是译者和编辑图省事，自己知道的就随手写上，不知道的就懒得查工具书了。少花工夫也能挣同样的钱，何必做无用功。

资中筠先生在《以翻译为业能否谋生》一文中写道：“靠翻译是否可以谋生？答案是：粗制滥造者可以，越是精品越难生存。”要译出精品，好的译者常常为一字一句左思右想，再有学问的人也要一次又一次查工具书，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修道院纪事》的译者范维信先生与作者若泽·萨拉马戈（葡萄牙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谈翻译感受时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那些只想自己的投入和产出比，而不想社会责任的匠人配不上“翻译”这个神圣的称号，要是一本外文的好书落到他们手里，大量不懂外文的中国读者只有认倒霉了。

来源：《人民日报》2007-06-24 第8版  作者：袁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