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一件事是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热烈地追捧了，那就是阅读。看看那些讴歌和赞美阅读的语句和书籍，从古到今，永不弃绝。刚刚在伦敦开幕的英国书展上，布莱尔首相亲自出马，畅谈阅读对自己的影响……
但是，在读者抱怨出版界的同时，出版人士也在谈论读者的减少，“大家都不读书了”，各种有关阅读调查的数据表明，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人们的阅读越来越功利。虽然读者的数目更直接的与出版社效益相关，实际上，更相关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养。
你有时间读书吗？你还去书店买书吗？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采访了中国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裁聂震宁先生。
采访者：记者 钟华  于彤
受访者：聂震宁
读书是我们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
记者：您当过作家、也做过编辑，还曾任出版社领导，现在是中国出版集团的副总裁，对出版这个行业特别熟悉，具有其他人不具备的身份优势。请您从个人的角度谈一谈，您自己的阅读情况。
聂震宁：我当然是要阅读的，但主要是职业阅读。中国出版集团所属的一批出版社，它们的出版物我要重点抽看一些，主要了解它们的经营思路、选题设计和内容情况、编辑质量情况。当然，其中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种是随机地抽出来翻看。此外，行业内一些比较出名的书，我也会找来看，如果一时没找到，心中会有牵挂。
记者：您以前也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是不是对文学类的图书更关注一些？
聂震宁：对文学类图书，是本能的关注。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铁凝的《笨花》，我就赶紧找来看，看到一半时还跟铁凝交换了一下感想。我们原来都是搞创作的，也都比较熟悉。
我现在的阅读更广泛了，不仅仅限于文学。集团的出版社，有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业的，像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有出版古籍整理专业的，像中华书局；有出版工具类图书的，像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出版文学艺术类图书的，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等等。我必须保持着广泛的阅读兴趣。好处是知识面、视野扩大了，阅读的信息量更大了。可是，如此一来，深入阅读也就受到一些影响。过去一年中，能把两三本书读透，就是很高兴的事情，跟人谈起来，能谈得比较深。现在就有困难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记者：您现在除了“职业阅读”以外，还有阅读“闲书”的时间吗？
聂震宁：阅读闲书的时间还是有的，我桌上的有些书就是。我的阅读带有职业阅读的习惯，不过好在我仍然在读。我认识一些做出版的人士，是“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觉其香”，慢慢对书就麻木了，失去了新鲜感。一个知识分子，在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对书本产生了种审美疲劳，很不幸呵。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抽一些时间，静下心来，读一些好书。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好，在中国出版集团也好，我跟同事们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领导楼适夷以前讲过的。楼老是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也是革命者。他在20年代曾经坐过监狱，在监狱里面，狱友们在轮流传看一本书。跟他同牢房的一个难友，也是个革命者，被判了死刑。一天早上，书传到这个人手上，而这一天正是他行刑的日子，他知道自己一会儿就要被枪毙了，可是他还是赶紧看书，大家也都不去打扰他，让他静静地读书。楼老说，当时他就想，他为什么还要读书呢？我们都知道读书有功利性，学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或者陶冶性情，或者摄取谈资，总之是读书有用。而那个临终的人，行将结束生命了，却还要把这本书读完，为的是什么？我看什么也不为，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学习精神，学习成了他的本能需求。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经常讲这个故事。我们要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要多讲这个故事。很多时候，学习就是为了学习，不要变成太功利的东西。要提倡生命不息，阅读不止。
记者：中国出版集团属下有那么多家出版社，您的阅读有丰富的资源，这种情况下，您还会进书店买书吗？
聂震宁：为了一些好书，我还是会去书店买。我的阅读资源已经比较丰富了，时间有限，经历有限，但是当大家都在说一本书而我手上又没有的时候，我会去买。买书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是一种完整生活的感觉。
作为阅读，不仅是有书读，还要去找书读。有时候我会去看看有些什么书。特别是大家都在说一本书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现在去书店，一方面，看到买书的人很多，我会很高兴，这里面有一种职业的喜悦；另一方面，看到书很多，感到压力很大，书太多，怎样才能把书出得出类拔萃，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大家捧读的对象，实在很难。
畅销书是社会阅读的一个重要标志
记者：去年的报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一些抱怨，说现在的书少了，读书的人也少了。这20年来，无论是从单本图书的销量还是整体出版社的销量上，都有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聂震宁：是这样的。全国年出书量2000年是74亿册，2002年后大体是64、65亿册，而全国年图书品种从10万种却升到了21万种。毫无疑问，单品种的平均册数降下来了。这里有多方面原因，一个主要原因，能引起读者广泛兴趣的新书少了一些，有些品种过于平庸、过于重复，这些原因造成了图书有效的销售量有所减少；另一个原因，网络出版的发展、网民的增加、网上阅读量的增加，毫无疑问也对纸介质的销售产生了影响。我国网民是9000多万以上。网上阅读由于便捷、快速，指向特别明确，确实形成了大量的网上阅读的现象，网络阅读还比较经济，这样就对纸介质的销售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以前少不了要买书，现在主要就是上网。纸介质的图书购买者被分流了。
网络出版扩大了出版的内涵，实际上，也扩大了社会的总出版量。问题是，传统的出版社没有很好地面对这个问题。网络出版，对于传统的出版社依然是一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事情，而IT公司做得就比较多。但IT公司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传统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是有经验的、规范的，它们编辑出来的书，相对更可靠一些，IT行业编辑的书，相对经验不够足、规范性不够强。这成了一个悖反现象。在2000年新加坡世界华文书展研讨会上，我作过一个演讲，主题就是传统出版要和网络出版要从挑战走向联姻。网络出版目前比较混乱，存在着权威性、规范性不够的问题。由于编辑的问题，也由于网络传输上一些技术性的缺陷，还有一些信息符号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大家在网络上浏览性的阅读更多一些，而更可靠的阅读还是在纸介质上。不过，我相信网络出版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会形成一些权威的网络出版机构，这是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记者：您觉得在读者有所流失、大家的阅读兴趣也不稳定的情况下，传统的纸介质出版社应该怎样应对呢？
聂震宁：尽管我国有1亿网民，但毕竟有13亿人口，市场还是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出版物不能贴近实际。这个实际包括国家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也包括老百姓的实际精神文化生活。再一个问题是市场的推广能力还是不强。一本书发行到10万就高唱畅销书的凯歌了。欧美发达国家，一本畅销书可能首印就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册，我们还远远达不到。从中国这么大的人群来看，畅销书确实还没形成规模。从1998年以来是有了比较突出的发展，但社会关注指数还是不够高。
畅销书是社会阅读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是否关心一些新鲜的书，新书里面是否承载着一些新鲜的知识、内容、趣味，大家是否需要通过阅读来了解，这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精神状态是否积极、开放、进取。无论怎么说，我坚信图书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农村的广大市场也还有待开发。应当看到，出版业现在还是朝阳产业。
国民阅读状况有待出版者的引导
记者：如果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读者的阅读习惯、趣味，甚至于读者自身是否有一些问题？
聂震宁：是的。畅销书没有形成规模经营，首先是作者的写作没有很好地符合大众对畅销书的需求，其次是出版者选择畅销书的选题，可能并不准确，再就是营销不力，在信息传播、促销手段上也可能有问题，我国书业的信息传播，还缺少权威推荐机制，专家在大众中拥有多少感召力？享有多少诚信度？而这些问题，在欧美国家的出版业就解决的比较好。
回过头来说读者，读者也有责任。广大读者对新书的关心度不够，也是新书“畅”不起来的原因。近年来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全民阅读量很低。这与国家、社会还处于转型期有一定关系，我们正在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好的引导，社会消费就可能只有享受型而没有发展型了。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是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精神文化需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决不能一味迎合，阅读还是要有引导、有提升。
记者：在倡导阅读方面，我们有“阅读日”，国图有阅读月，书店也搞一些阅读活动，在这方面，您还有没有一些建议？
聂震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世界读书日，每年的4月23日。他们的宣言我觉得写得很好——要让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能阅读。现在国内也有一些活动，也有人建议建一个读书节。
我有一个建议，主张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提倡一家人每天一起用半小时阅读。家庭阅读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式，机关阅读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比如上班以后，大家先看半小时的书，再开始上班；甚至国家用公益的形式购置一些书给没有书读的人自由取用。阅读是需要培养的，首先是习惯，然后是能力。习惯很重要，把阅读变成是我们早晨起来同饮食和工作一样重要的事情，是多好的一件事情!这些活动应该有比较精心的设计。
我在政协会上还会有一个建议，建议政府重视新农村的图书市场建设。近几年来，全国的农村图书销售网点全线萎缩，有“荒漠化”趋势，国家应该重视啦!建议政府要有政策和资金支持，不能要求产业去做大量公益性的事业，当然，产业也要做贡献。
在文学出版物中，作家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记者：您个人认为，当下的作家群里，谁的读者比较多？文学类图书的现状怎样？
聂震宁：出版里面，特别是在文学图书的出版里，最大的品牌是作者。读者买书，也看出版社的品牌，但不是特别强调。经典著作的出版，大家可能更重视权威的出版机构；而原创的文学出版物，作家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作家群里，谁的读者比较多？这个问题，我缺少调查数据，只能说说个人的印象。我觉得，要分层次来看。比如说，80后作家，郭敬明不是很火吗？韩寒启动得早，郭敬明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势头，更作家化。与他们同时期的张悦然、李傻傻等。我看了觉得写得很自然。但我有些东西需要商量。有些东西是需要作者有了更多的阅历以后才可能发生变化。有些东西在一定的层面上是可以的，但要拔到更高的层面，就比较可疑。文学从来都有粗细之分、雅俗之分、文野之分。我早年写小说，现在做出版。写小说时，风格追求可以比较排他，而做出版，则兴趣必须广泛。还有，30多岁的读者，是不是对那种文字比较优雅，多少有一点点贵族气息，还有一点身份感、知识感的散文作家比较感兴趣？读那种散文可以随时进行，不会扰乱你的审美需求，而且，很重要的是，有时是一种时尚。
只有讲读者层次，才好谈作家受欢迎的程度。比如新时期开始写作，现在还在坚持隆重推出自己作品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书能卖到十万到二十万册，他们的普适度高一些。他们的创作也在不断求新求变。主要是有一批50后读者，在上世纪80年代受过他们影响，这批读者延续了下来。当然也有年轻一些的读者，知道他们是著名作家，需要了解他们。他们的作品既有传统的故事背景和主干，同时有比较多的现代主义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年轻人觉得有新奇感。我觉得这种变化还是比较有亲和力的，中老年一辈的读者也能理解、能接受。
老一辈作家里，我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也有坚持写作并且坚持隆重推出自己作品的。他们的长篇小说推广似乎有困难，倒是谈人生、读历史、解读经典的书卖得挺好。古人说戏文是年轻人的事，讲古是老年人的专长，这话有道理。当然世事总有例外，没准哪天也有老作家的长篇小说成为畅销书。人算不如天算。
记者：您怎么看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现象？
聂震宁：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惹恼了红学家们。我认为具体问题可以商榷，重要的是他引得大家都去读《红楼梦》了，有兴趣去读经典了，不容易!通常，国民阅读对经典阅读不太注意，推崇不够、阅读不够、爱护不够，都以为没什么可读的了，现在发现原来还有很多谜呀，赶紧去读，这很好嘛。怎么读并不很要紧，都说“有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红楼梦》多几种读法也没关系。大家应该为推崇我国经典作品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刘心武不小心带动了重读《红楼梦》热，他的书好卖，《红楼梦》和相关产品都搭车，这是始料不及的。我要说句公道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心武功劳不小!
建设阅读型社会是出版人应尽的义务
记者：建设一个阅读型社会，对于出版业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聂震宁：建设阅读型社会，对于我们做出版的人来说是最兴奋的一件事。狭隘一点，从产业经营的目的和角度，谁都希望产业形成一个消费人群，越大越好。而对于出版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产业，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得一个很重要的事业。这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个事业，不是阶段性的，而是要与人类永远相伴的。无论是在远古结绳记事的时代、甲骨文时代，还是木简时代、简帛时代、纸的时代，然后是声光电的时代，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今后科技飞跃发展也许还有许多新的出版形式，出版是与人类永远相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介质，都是一种信息传播和思想传承。
出版的整个活动过程，应该是从内容生产开始，到读者阅读完成。建设学习型社会，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形成良好的阅读氛围，应该是出版活动里非常重要的一端，这样才算完成了从信息生产到接收信息的全过程。出版人不只是希望有人接受，还要帮助人们接受，这是职业的需要，更是应尽的社会义务。
记者：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是否适宜建设一个阅读型社会？
聂震宁：我感到，我们的任务比较重，但前景还是很好的，理由有三：
第一，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总体是良性健康的，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它的发展拉动了消费，包括文化消费。
据统计，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年增长率达到11%还多，其中文化娱乐的增长率达到55%，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人们的文化消费要求在加大，当然，应当包括网络文化消费。不管是纸介质、电磁介质，还是网络介质，这属于文化和出版的概念。
第二，我们城镇化的进程在加快，达到40%以上，将会出现一大批二、三级城市。城镇居民是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主体。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带动阅读人群的增长。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必然会对农业经济带来大的推动，给农村农民的生活带来大的变化。教育文化娱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说到农村农民的阅读，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现在大体局限于一些农业技术的宣传，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以人为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劳动的人，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有素质提高的要求，文化教育的要求，道德的要求，要培养新农民。现在适合农民阅读的大众读物不多，更不要说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法律政治、文学等方面的读物。农民也要全面发展，要有一批有利于农民全面发展的读物。
开展社会阅读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也需要出版业的努力。出版业要经营好，就要培育好市场、培育自己的消费群体，也就是培育读者，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任务，是出版业自身的任务，更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文化理想、有职业道德的出版人应尽的义务。
来源：科学时报 2006-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