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1月24日《人民日报》上一则关于浙江大学哲学系讲师朱淼华“下岗”的报道（见《发生在浙江大学的怪现象———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下岗”》），并不感觉意外———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学中教书的人来说，或可说是司空见惯的。

当下大学对大学教师的科研要求，原则上并无不妥。

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从事科研活动完全是分内的事，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些教师一味追求科研，忽视教学，就矫枉过正，取消科研要求，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老师一心一意地投入教学。事实上，科研与教学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科研作保证，教学的内容只能重复前人，思维模式也总会在现有知识的框架里徘徊，自己没有科研经验，无法创新，也就很难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如果以此来衡量朱老师，他在科研成果上，的确是有所欠缺的。

但朱老师有他的特殊性。他是教《西方艺术史》课的，《西方艺术史》在哲学系里是个绝对的边缘学科，他即使是出了成果，如果没有与美学理论沾上边儿，按照现今学科归类的原则，也很难划到哲学的大类中。换言之，他除非出哲学或美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否则，是无法得到认可的。这也就为他的科研工作带来实际的困难。

我们不想否认管理上的“一般性”原则在当下中国的合理性。但从理念上说，大学之大，在于胸怀之大，在于有相当的容忍度或宽容度。具体到大学的管理原则上，就是要给“特殊性”留下存在的空间，就是应该有一定的“例外”。

当年，蔡元培破格聘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任教，就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外”。

朱老师所在的浙江大学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先例。他们的老校长，一向标举“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的科学家竺可桢，对教授的看重，可以用“惜才”来形容。近来人们谈论较多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当年脾气极大，甚或施以拳脚，但出于爱才之心，竺可桢还是力主续聘束星北任教。现在看来，无论是蔡元培，还是竺可桢，他们的“例外”举动，不仅使他们获得了难得的人才，也让大学本身充满了人情味。

应该说，朱淼华老师也有获得“例外”机会的条件。

因为在今日的浙江大学，朱老师的课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而且这种欢迎持续了十年，他本人甚至成了浙大的“一道风景”。即便是在校方承认的全校老师综合考评中，他也稳居前几名。这样的业绩，要是在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也许不仅不会下岗，恐怕还要受到表彰的。

我们现在经常谈论和怀念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北大、清华的大学氛围。实际上，当时北大、清华都有一个“以人为本”的原则。早年的大学是将此原则落实到每位个体身上，所以他们尊重教师和学生的个性，所以才会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氛围。
尤小立 2005年11月28日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