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教育经费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方位问题。以大学为例，发达国家公立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5%左右，有人指称，中国的公立大学收费远远高于这一比例。加之贫困地区教师工资问题、中小学乱收费、大学生医疗经费严重短缺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不妨称之为“中国教育经费困局”———
总量投入不足
我国是世界上教育投入占GDP比例最低的少数国家之一。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把教育经费的增长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至2004年这一比重为3．41％，平均来看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仍然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
我国现有国立普通高校1800余所，财政经费占高校办学经费比例已平均下降为50％左右，其余主要通过学费解决。2005年7月26日新华社刊发的《谁在为大学高收费推波助澜？》一文指出，按中国目前的GDP水平计算，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提升1个百分点，大学学费就可以降低50％。
1999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但高校建设却遭遇经费瓶颈。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称，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国家实际投入大约在800亿元左右，全国高校向银行借贷总额已超1000亿元。3200亿元的经费差额主要途径只能是提高学费，以至于目前高校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现在不是政府在办高等教育，而是高校在办高等教育。”
相比高等教育而言，投入不足对于义务教育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不少中小学的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个别农村学校甚至没有公用经费，危房和欠债现象普遍；教师工资还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学生辍学情况严重。
投入结构不合理
在总量投入本来已不足的情况下，不合理的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剧了投入不足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投入比例偏高，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经费比例偏低，与我国国情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严重错位。
从数据上看，中国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获得的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2002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5800多亿元，其中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获得77%的投资份额，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从职业教育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潜在的职业技能教育需求之间存在巨大落差。2003年全国初中毕业生为2018万人，其中升入普通高中752万人，升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516万人，未能继续升学750万人；与此同时，2003年全国至少有150万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学，转入社会就业。据此计算，2003年全国约有1416万人（即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516万人；初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的750万人；高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的150万人）需要经由职业技能教育进入社会就业环节，占初中毕业生总数的70％。而在2003年1511亿元非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支出中，中等职业教育所占比重仅为16％。
对比研究1998年至2003年之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年里我国高等教育迅速膨胀，职业教育却在不断萎缩，直至2003年由于全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的技术工人短缺，在市场力量的巨大作用下，职业教育才开始反弹。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膨胀，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过早地剥夺每年新增约750万名初中毕业辍学生对财政公共资金的分享权来实现的，而按照我国城乡人口比例推算，750万人中至少有70％分布在农村。
不合理的教育经费投入，使得全国城乡每年近千万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过早地失去了分享公共教育经费的机会，这不仅与现代公共财政投入理念有很大偏差，更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需求相悖，2003年以来大学生就业难度加大与技术工人严重缺乏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办学成本计算无章可循
目前，国家依据办学成本25%收取高校学费，这一政策本身没有太大争议，问题在于高校办学成本一直缺少统一计算标准，各地各校各行其是，如一些学校把校办产业实体的经营支出、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等与学生培养无关的支出都算进学生培养成本；再如一些高校将西部高校教师边疆补贴也算入学生培养成本等等。成本计算的混乱必然造成收费的混乱。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在贵阳召开了高校办学成本核算会议，预计“十一五”期间将出台相关办法。
此外，核算合理的高校办学成本显然以扣除高校虚高办学成本为基本前提。目前国立高校办学成本中相当一部分属虚假办学成本，最典型的问题即非教学人员比例太高。教育部1999年下发文件明确高校非教学人员不超出教职工的20％。但实际上，不少高校的非教学人员比例甚至超过50%。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国内民办学校的行政人员要少得多，但却照样正常运转，比如浙江万里学院行政人员占教职工比例仅为10％。
对策与建议
投入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必须双管齐下。
1.国立高校进行分类管理，实行转制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完全由政府投入显然不可能，社会力量的介入是必然的、必要的。“十一五”期间可行的目标是：
———普通高等教育进行分类管理，实行转制。政府集中财力举办若干所全国研究型大学。根据拟议当中的“十一五”规划，全国重点大学约在20所左右。各省主办3—5所省属大学，其余全部转制，大量引入社会资金，在高等教育市场引入有效竞争，把国立大学每年学费降低到不超出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25%。
———职业教育由社会资金主导，政府适当介入办学。
———义务教育由政府完全买单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政府早已明确的基本施政方针。
可以预料，国立高校分类管理、实行转制将是“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通过股份制整合一部分国立高等教育资源，实现一部分国立高校转制，降低财政负担，激活高校之间的有效竞争，改善高校治理结构，促进民办高校发展，成为一举多得的改革之路。
2.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15.54%，2002年下降为11.99%，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平，如泰国（2000年）为22.44%、墨西哥（1999年）为25.54%。
但与此同时，2005年两会上有代表指出，2004年用于吃喝、公车和出国的公费开支，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根据教育部公布数字，2003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与实际所需差额不过476亿元，连7000亿元的1/10都不到。对这些政府开支稍加控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即迎刃而解。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长，“十一五”期间甚至可以达到联合国建议的教育经费占GDP约6%比例的较高目标。
3.增加投入效率评估
显然，仅仅强调增加投入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经费投入效率的评价，抑制经费浪费。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宣布3年向北大、清华投入18亿元巨额经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用效率究竟如何？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结论。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效果评估包括多方面内容。目前我国只在高等教育领域初步建立了每5年进行一次、针对本科院校教学水平的评估机制，而针对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的全国性评估制度尚未建立。
建议由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制定各类教育的详细评估标准；在具体评估环节，改变教育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状况，由财政部或者由财政部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具体评估。这方面，国外已经有大量成熟经验可供借鉴。
4.逐步推广“教育券制度”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的设想，为公立学校引入自由竞争，提高政府教育投入的效率。2001年浙江省长兴县在我国率先推出教育券制度，经过4年的探索和实践，2005年下半年浙江省正式在全省推广“教育券制度”。
教育券制度和政府直接拨款给教育机构的现行做法比较，更能够准确地评价教育机构的办学效率。当然，在美国国内对教育券也一直存在巨大争议。短期内可以考虑在部分省份义务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教育券制度，最后逐步推广。
5.抑制教育腐败，直接划拨经费到中小学
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对行政权力缺乏制约，县级教育管理机构更是山高皇帝远，高层鞭长莫及，中小学经费被贪污挪用数额惊人。例如，广东省吴川市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级市，教育经费本已捉襟见肘，但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审计发现，吴川教育局及所属教办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高达600多万元，局机关日均报销餐费达到4000元。建议改革中小学经费拨款机制为省级财政部门直接拨款到各中小学，县教育局只负责各中小学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审计。
6．生源地助学贷款有助于缓解两难困境
近年来，高校管理当中的热点如研究生收费、大学生医疗问题、贫困生资助、民办高校政策等问题无不与助学贷款密切联系在一起，助学贷款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
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个人收入监督机制，银行需要承担较大风险，使得我国助学贷款政策从1994年提上议事日程到1999年开始启动，经历了长达5年的漫长酝酿期。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又进行了重大调整。但从全国范围看，助学贷款制度的推行距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一些省份助学贷款甚至为零，被教育部官员公开点名批评。
制度创新是缓解两难困境的必由之路，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各地在实践当中创造出来、行之有效的办法。生源地助学贷款指由大学生家庭所在地的金融机构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或学生父母、或愿意承担贷款担保的其他相关人发放的地方财政贴息贷款。
生源地金融机构对当地居民的家庭收入和家长信誉比较熟悉，能够有效化解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同时，大学生毕业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与家长保持联系，子女也不会恶意拖欠连累父母，可有效解决大学生个人信用难以评价的关键问题。此外，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根据高校的收费标准和家庭的经济情况，随时发放，贷款金额可大可小。这样使高校不至于过多地受助学贷款问题的拖累，将精力集中于教学和科研上。
2000年福建省开展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目前辽宁、浙江、河北、江苏、贵州等省都已开展了此项业务，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应大力推动和支持生源地助学贷款制度的推行，给予生源地助学贷款更优惠的条件以及适当财政补贴等。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王凌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时间：2006年02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