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这个与央视科教频道一同诞生的栏目，一度曾因收视率低，面临被末位淘汰的危险。然而，绝处逢生之后，却成为2006年度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仅次于《新闻联播》排名第二。近日，在一家权威机构推出的中国电视节目榜中，《百家讲坛》被评为年度电视节目和最佳人文科教节目。可以说，《百家讲坛》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一个奇迹。
《百家讲坛》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个案，从中可以透视出高雅文化或者精英文化是如何在大众传媒的组织与操纵下发生转换，进而“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本文试图从文化转换（transculturation）的视角出发对这一实际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进行探究。
一、文化转换
本文将文化转换界定为不同文化相遇时，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吸收、改造、更新成为新文化形式的过程。这个概念与文化适应、文化同化等概念意义相近，但侧重点不同。后者通常用于分析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特别是用来分析移民或者少数群体的亚文化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反应等，主要考察文化认同中的人际传播以及个人态度、观念、行为等。而文化转换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媒介组织介入的文化生成形式，相对于文化适应或文化同化主要关注个体而论，它多是从组织的层面上来分析的。
文化转换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发生：空间和时间。从空间上看，它是指不同文化之间发生的横向转换。例如，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后会相互吸收、借鉴、利用，发生文化转换，往往呈现为三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即文化扩张、文化区隔、文化认同[1]，其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转换会导致两个或更多元素的综合，其产物是文化杂交体（hybridization），它是一个跨文化的新文本——新旧两种文化文本既在内容方面，又在形式方面进行了融合，最终产生的一种新的文本形式。这种现象在国家间的跨文化传播中很常见，全球著名的迪斯尼公司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为题材制作的动画片Mulan就是这方面的例子[2]。
从时间上看，文化转换是指在同一文化内部开展的纵向转换。这既可以呈现为同一文化内部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之间的相互吸收和改造，也可以呈现为当代文化（contemporary culture）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的借鉴、利用和改造，其结果表现为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也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转换也就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延续、更新、发展的必由路径，也是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本文使用的是时间维度上的文化转换这一概念，旨在通过《百家讲坛》案例来考察同一文化内部的文化转换现象，重点关注其文本的生成和制作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是紧密相联的，但是这里作者把文化转换这个概念的运用限于文化生产的范畴，即只研究文化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转换，不涉及受众在消费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改变。
二、《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是随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一同诞生的一档专业性、学术性栏目。栏目开播之际，其宗旨定位于：“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栏目选题范围广泛，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到饮食起居、养生保健，只要与学术领域沾边儿，都在栏目的选题之列。而主讲人都是社会名流和学术大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霍金，这些鼎鼎大名的泰斗巨匠均位列在早期《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名单之上。尽管如此，观众却听不懂也不买账，加之特殊的播出时间，收视率接近于零。而此时，央视推出的“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长期在综合评定中处于末位的《百家讲坛》被推向了淘汰的边缘。
为了应对生存危机，《百家讲坛》曾经三易其主，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改版：
第一版从首播2001年7月9日至2002年4月26日，这段时间的绝大部分节目以“系列专辑”的形式出现，同一主题的内容往往由多个主讲人各讲一节，节目内容选题体现出浓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其结果是收视率很低，有时甚至为零。
第二版《百家讲坛》从2002 年5 月8日至2004 年5 月14 日，期间，该栏目第二任制片人聂丛丛走马上任。这段时间该栏目的主要特点是，“专辑”形式减少，同时调整节目形态，或一人主讲，或主持人和几位学者一起探讨，但注重主讲人的“名”，并坚持学术品位。其收视效果仍然不理想。
第三版从2004 年5 月15 日至今，其标志是阎崇年开始解读清十二帝疑案，栏目收视率上升。特别是第三任制片人万卫上任后，栏目风格逐渐固定下来，栏目逐渐成熟、稳定，表现在：栏目的目标受众不在定位于社会精英，而是普通的电视观众；栏目内容学术性降低，对于内容和主讲人的选择，完全依照大众口味，而非正统的学术观点；同一主题的节目由同一个主讲人完成，内容侧重于同一题材的纵向延伸，培养受众忠诚度；表现方式上吸收评书和电视剧技巧，巧设悬念，多讲故事，多讲细节，吸引观众等。期间的代表节目有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教授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
《百家讲坛》的成功改版使得讲坛实现了从百家到百姓的转变，真正成为了老百姓和普通受众认可的、接受的文化形式。而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电视节目本身的制作和播出来看，改版后的《百家讲坛》栏目找准了栏目定位，找到了目标受众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档电视栏目（而不是报纸栏目、广播栏目），改版后的《百家讲坛》无疑还认清了电视媒介文化传播的特点，遵循了电视节目的认知规律，找到了最适合电视媒介的播出方式。例如，正如美国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批评的那样，“电视并不是一个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像《人类的进化》和《宇宙的奥秘》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象上。”[3]《百家讲坛》要让“下里巴人”所接受，也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律，该栏目制片人万卫在回应“讲座中途总是插入画面”的问题时，解释说这是通过画面切入等辅助手段，制造兴趣点，以便观众能够看得懂、记得住。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百家讲坛》架起了专家学者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把教授们的小课堂变成大讲坛，把高端的学术研究变成大众普及的文化产品，让平日里只在象牙塔里或者少部分知识精英、文化精英中流通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普及开来，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文化壁垒，也赋予了往日躺在学者们案头的传统文化以现代生机和活力，成为普通受众的精神食粮。《百家讲坛》被普通受众接受的过程就是精英文化大众化、高雅文化通俗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其内在机制是怎样的？对此，学界探讨的很少。
三、文化转换的内在过程
文化转化的过程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去情景化，本质化，再情景化”。[2]任何文化都诞生在一定的历史情景之中，也在一定的情景之中被言说着，这是其存在和传承的条件，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离开了其特定的情景，这种文化就将不在是其所是了。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清代正史，长期以来他们都在自己特定的文化情景里被人言说和流传，是少部分精英人物、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呈现为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的形式。
这些文化要想被普通大众接受、变成大众的东西，首先就必须剔除其存在的本来情景，脱离其被言说的语境（去情景化），然后确定其核心要素（本质化），进而针对不同的文化需要，把这些核心要素放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加以重构和重新情景化（再情景化）。这三个阶段处在一个完整的链条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也就完成了文化转换。笔者认为，改版后的《百家讲坛》之所以受到大众的欢迎、形成一定的“热”度，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传播的文化内容经历了“去情景化，本质化，再情景化”的内在过程，实现了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到通俗文化的文化转换。下面结合于丹讲述“《论语》心得”等文本加以说明。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载的汇集。记载当在春秋末期，编辑成不同的书当在战国初期，传至汉朝有鲁、齐、古文三种版本，流传至今的是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是孔子思想得以保存的先秦文献之一，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之一，更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历来受到读书人的重视，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解读其微言大义。由于出发点不同、解读结果也不一致，进而形成不同派别，例如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等。长期以来，《论语》一直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流通和研究，形成自己特定的言说情景（语境），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直接阅读《论语》等传统经典的读者越来越少，《论语》也就真的变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精英文化。
于丹虽为大学教授，但却不是主攻《论语》和孔子的专家，其讲解的也不是学界的公认的内容。例如，按照一些权威专家的理解，就孔子世界观而言，其核心是“命”和“仁”；就认识论而言，孔子主张学思并重的认识理论；就方法论而言，孔子强调的是“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4]这可以看作当前学界理解、言说《论语》的权威语境。
对于《百家讲坛》的制作者和主讲人于丹来说，栏目呈现的孔子是否权威、是否偏离原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吸引观众，能否“让15岁以上的人都听得懂，都喜欢听”。因此，于丹开讲的关键，并不是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是学界公认的东西，而是能否吸引观众的东西。要做到这些，首要的就是让《论语》脱离原来的“权威”语境，用于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讲的孔子肯定不是最权威的，但我认为是最真诚朴素的”。
接下来就要确定《论语》的核心要素。于丹认为，这个核心要素就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现代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面对各种困惑与烦恼，按照于丹的理解，其实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于是《论语》就成了现代人的生活宝典和言行指南。于丹承认，她不是在解读《论语》，而是在讲一己之心得；不是讲《于丹解读＜论语＞》，而是讲《于丹＜论语＞心得》；主语是心得，而不是《论语》。
要获得普通受众的认可和接受，还必须结合受众的文化需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加以重构和再情景化。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似乎还增多了。面对新旧事物的变迁，许多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存在烦恼、迷惘和孤独感。这时，大众需要一个“引领者”来安慰、启发、引导，解决道德困惑。人们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以为借此可以成为解救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于丹按照当代人的精神需求来设置讲解内容，《论语》也被重构为处世之道、交友之道等七个部分了。
完成了文化转换的《论语》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讲“命”、“仁”《论语》，孔子也不再是那个追求“中庸之道”的孔子了；于丹讲解的《论语》心得成了经过一位高明的厨娘熬制一坛美味的心灵鸡汤，现代人用它来医治和抚慰心灵的创伤。文化转换成了《百家讲坛》赢得观众的不二法门：易中天讲解三国故事，随时加入现代语言和以个性化风格，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用“权谋”二字加以包装，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说书先生”；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将《聊斋》讲得“仙气十足”；北京大学副教授孔庆东则把金庸小说里的情爱世界剖析得淋漓尽致……
由于抽离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原有的情景，根据受众的文化需要在新的情景中加以重构，栏目主讲人的讲解往往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但是，《百家讲坛》作为一档电视栏目，其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因此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以及其受到批评的程度如何，而在于是否受到普通的电视观众的欢迎以及其受欢迎的程度如何，这又直接体现为收视率的高低。改版后的《百家讲坛》，成功地完成了文化转换，实现了精英文化的大众化、高雅文化的通俗化，对于这一点，电视观众用手中的遥控器给予了最有力的证明。
四、结论和讨论
在一些主张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学者眼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远不像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所揭示的那样泾渭分明，恰恰相反，文化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正如英国学者康纳（Steven Connor）所言：“一种令人不安的流动性开始影响传统上作为大学独占领地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界线。诸如电视、电影和摇滚乐这样的通俗文化形式开始自称具有高雅文化的某些严肃性，而高雅文化也采纳了某些通俗艺术的形式和特征。”[5]他们正确地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指出了文化间发生转换的可能性和趋势，但是却失于指出这种转换的机制与内在过程。
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百家讲坛》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成功改造，《百家讲坛》的文化内涵和文本制作过程所体现的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文化转换现象，而文化转换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学者所设想的那样一厢情愿，期间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来说，深入研究文化转换的实际过程和内在机制，对于增强实际传播效果将会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石长顺：《现代电视传媒的文化转换》，《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2]陈韬文：《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传播学论文选萃》Ⅲ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7页。
[3][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页。
[4]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英]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页。
作者：余建清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