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悬疑语态初探  

[内容摘要]
“悬疑语态”是近几年来产生的一种在节目中频繁设置悬念采用不断设问方式吸引收视的语言策略，它反映出中国电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悬疑语态在中国电视界的风行，最初缘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本文从电视悬疑语态的缘起、成因入手，剖析和审视这种新的电视传播语态，认为它兼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一方面，悬疑语态的风行是中国电视传播者以受众为中心调整传播策略和探索技巧方法的积极表现，另一方面，电视悬疑语态无疑是传播者对观众“投其所好”的逢迎。

[关键词] 悬念  传播语态  电视叙事  悬疑语态

[正文]
迄今为止，中国电视走过了近50年的历程，半个世纪以来，电视人的语态大体可分为三种，他们依次是“新华体”、“平民语态”和“悬疑语态”。这三种语态大致勾勒出中国电视在百姓生活中的地位。
“新华体”时期的电视节目供不应求，中国电视还没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特点，宣传报道多以新华通讯社的报章配以画面，是一种传播者高高在上的支配性语态。“平民语态”是从１９９３年《东方时空》开始的，力求平实、亲切，贴近百姓生活，是一种传播者和受众平等交流的语态。“悬疑语态”则是近几年来，在电视媒介市场激烈竞争前提下产生的一种在节目中频繁设置悬念采用不断设问方式吸引收视的语言策略，是一种传播者千方百计诱惑受众的语态，它不仅反映出中国电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电视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
一、悬疑语态的缘起
悬疑语态在中国电视界的风行，最初缘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走近科学》。这个栏目把“悬念设置”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常常利用我们身边的故事作为引子，通过层层设置悬念的方法，成功“吊”起观众的胃口，收视率得到了很快的提升。与此同时，“讲故事”、“设悬念”之风横扫全国各家电视台的各类节目，“悬念”这个原本属于电影艺术手段之一的元素，一下子在中国电视界风靡一时，瞬间变成了攫取高收视率的一大法宝。仅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就呈现出《讲述》、《百家讲坛》、《人与社会》等数个栏目争相设置悬念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全国各地电视栏目的效仿，“悬念设置”蔚为大观，电视语态也发生了变化。笔者把这种费尽心机在电视节目中设置悬念来吸引观众的语态称为“悬疑语态”。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点：所谓“悬疑语态始于央视科教频道”，并不是说这些栏目最早使用“悬念”。如前所述，“悬念”是电影艺术元素之一，在电影、电视剧、电视益智类节目中早就出现过，但是并没有成为一种风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集团化使用把“悬念”叙事功能凸显出来，如《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对观众收视的拉动等等，是这样一批刻意追求“悬念”手法运用的栏目最终促成了中国电视悬疑语态的形成。
现在打开电视，几乎每个频道都能看到类似于“故事会”这样的节目，并且每一个主持人都会拧着眉头问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同时，几乎每个“选秀节目”现场都会回荡一个声音：“究竟谁会成功晋级（或遭到淘汰）呢？”诸如此类的悬疑句式，会让常看电视的观众一下子想到若干个电视栏目，可见“悬疑语态”在今天中国电视节目中的普遍性。

二、悬疑语态的成因
中国电视的“悬疑语态”最早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科学教育频道，其中有一个极为自然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回想小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没完没了地问为什么，所以有一套著名的答疑解惑的书《十万个为什么》。人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理，使科学教育频道用设置疑问的方法传授科学知识顺理成章，但这只是悬疑语态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不是其全部的成因。《走近科学》的成功实践和探索加快甚至主导了悬疑语态形成的进程，据该栏目制片人介绍，他们认为人从小就爱听故事，这是人的本能，所以“故事是宗教，没有故事元素的介入，节目很难成功”①。正是借助了故事作为科普的载体，并且在叙事中大量设置悬念，《走近科学》很快改变了人们对科教节目“板着面孔说话”的刻板印象，栏目收视率有了保证。由于电视对收视率的争夺日趋白热化，而且很多电视台都采用“以收视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有的还实行按照收视率排行的末位淘汰，在这样的背景下“悬疑语态”的迅速形成便不足为奇。
中国电视“悬疑语态”迅速崛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收视率。按照媒介经济学的观点，电视传播进行着双重交换，一是电视节目作为商品满足人们的收视需求，二是通过向广告商出售观众的注意力。这两种交换都离不开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收视率。观众的需求与满足，通过收视率能够得到间接反映；而作为衡量节目凝聚力以及电视台时段价值的重要依据，收视率也是撬动广告投入的重要杠杆。②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收视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收视人口就会增加几千万，相应的广告收入也十分可观。这也从经济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电视悬疑语态迅猛发展、动力十足的原因。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厄迪尔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所论及的那样：商业逻辑通过电视收视率这个“无形的手”日益改变着“新闻场”。
三、悬疑语态的剖析
剖析中国电视的悬疑语态，首先要从“悬念”这个关键词入手。因为正是有了悬念设置对电视观众的牵引作用，才使得众多电视栏目争相跟进，从而催生了电视悬疑语态。
那么，究竟什么是“悬念”呢？“所谓悬念，主要是指编剧和导演利用观众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前景的关切与期待心理，在剧中设置悬而未决的矛盾现象，从而引起观众的关注，并急切期待解决的后果，以便吸引和集中观众的注意力与观赏兴趣，诱导观众迅速进入剧情，以达到饱和状态的欣赏效果，在接受中获得审美的享受。”③可以说，悬念是构建情节最有活力、最具张力、最富魅力的艺术元素。如果从电视这个特定的领域来考察，悬念就是编剧和导演安排情节、结构故事、刻画人物，用以吸引观众、引起观赏兴趣的表现手段。在电视节目中编导就是利用观众心理，设置不同的悬念和矛盾冲突，让故事极具戏剧性，从而牵引高的收视率。有的专题节目甚至每一分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悬念，还有的专门制作了充满悬疑语气的“下一节导视”片花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反复插播，凡此种种都是电视悬疑语态风行的具体表现。
电视叙事中的悬念设置，其实质是一种“耍弄结构的手法”。用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悬念“是一种畸变的夸张的形式”，它一面维持一个开放性序列的办法（以种种延宕和重新推出的手法）加强同观众的接触，具有实际的功能；另一方面，悬念使畸变受到逻辑混乱的威胁，观众以焦虑而快乐（因为逻辑混乱最后总是得到了弥补）的心情享受这种逻辑的混乱。④举例来讲，比如《人与社会》有一期节目《墓地疑云》讲述的是某村庄接连发生了数起坟墓被挖尸骨被盗的事情，经过公安部门的侦查这是因为当地有“配阴婚”的风俗，牟利的盗墓人最终被绳之以法。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复杂，编导在悬念叙事的运用上就采取了延宕的手法，它没有按照常规的直接叙述事情的真相，而是采用了类似心理分析的方法猜测一个又一个可能性，分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如：是否仇家所为？是否被野狗叼走？是否为盗取墓内珍宝？这些疑问被逐个否定之后，观众焦虑和期待的心弦越绷越紧，最终在节目结尾处悬念破解。试想，这样一期节目如果平铺直叙教育观众“要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恐怕没有几个人看，但是在叙事结构上的悬疑语态却成功地吸引了观众，达到了较高的收视率。这种先“顾左右而言它”，再“逐层剥笋”式的悬念叙事方式已经成为电视专题性节目广泛采用的一种模式。
如果说，中国电视早期的“新华体”反映的是传播者对受众的一种“俯视的态度”，“平民语态”反映的是一种“平视的目光”，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电视的“悬疑语态”发展到极致其实是传播者对受众的一种“诱惑的眼神”。语态的变迁体现出电视在中国百姓生活中地位的变化，面对互联网视频、手机电视、DVD等等对电视观众的分流，面对日益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悬疑语态”的运用成为中国电视人无奈的选择。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中国电视悬疑语态的风行是传者以受众为中心调整传播策略和探索技巧方法的积极表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电视悬疑语态无疑是传播者对观众“投其所好”的逢迎。对此，《走近科学》制片人张国飞坦然承认，他表示首先要取悦逢迎观众，但目的不仅是逢迎还有引导。
四 、审视“悬疑语态”
中国电视悬疑语态的出现，总体上来看，是传播者从“俯视”、“平视”受传者发展到有“仰视”观众倾向的一种姿态。这样的姿态基本符合当今电视媒介市场“受众中心”和“买方市场”的需要，对促进媒介产业发展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荧屏节目内容的丰富多彩，客观上需要传播语态的多样化。比如《新闻联播》等时政性新闻栏目有时更需要严肃的“新华体”，《生活》等社会服务性栏目则需要贴近贴近群众的“平民语态”，《财富故事会》等故事性强的电视栏目需要适当运用“悬疑语态”。不同的传播语态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节目，恰到好处地运用多种传播语态有助于取得良好的社会传播效果，提高电视媒体的市场竞争力，扩大电视在媒介产业竞争中的市场份额。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运用“悬疑语态”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过度使用或滥用“悬疑语态”可能会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反而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如有的悬念设置故弄玄虚，让人看后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这样即使某个时间段内拉动了收视率的上升，但长远来看会使观众产生厌恶情绪进而疏离节目。还有的悬念设置极为笨拙，观众一眼就能识破，贻笑大方。毕竟，悬念的设置、悬疑语态的运用只是一种增强传播效果的手段，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设置悬念而设置悬念，也不能为运用悬疑语态而运用悬疑语态，我们的终极目的在于让悬念抓住观众的“思想”，让观众在悬疑中得到一种“心智”上的审美愉悦。
从媒介的社会责任来分析，也决不允许悬疑语态在电视节目中的滥用。电视节目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它有责任引导公众的品味而不是一味的迁就甚至纵容。正如英国BBC第一位总裁约翰?瑞斯所说：“那些自以为提供了公众要求的内容并为之自鸣得意的人，常常是以他们自己所满足的低标准制造出一种虚幻的需求。”⑤中国的电视节目更是如此，要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首位，注重选题的思想性和社会现实意义。如果一个长篇大论的选题没有任何思想教育意义以及对现实社会问题的针对性，那么这种选题即使有很高的潜在收视率也应放弃，因为我们的媒体有义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注重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

注释：
①张国飞：《北广讲坛—中国电视优秀栏目评析》，2005年5月13日。
②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215页。
③王心语：《影视导演基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167页。
④R?巴特（法）：《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41页。
⑤大卫?麦克奎恩（英）：《理解电视》，苗棣、赵长军、李黎丹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189页。

作者简介：
高红波，31岁，曾任安阳电台节目主持人，河南电视台编辑、记者在报刊发表新闻作品200余篇。
现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新闻学专业研究生，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实习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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