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视推出余秋雨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电视演讲，开启了电视讲坛节目的先河（2002年该节目演变为湖南卫视的独立栏目《千年论坛》）。随后，《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世纪讲坛》、《人文讲坛》等讲坛类电视节目纷纷涌现，其中尤以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影响颇具。《百家讲坛》最近因其高收视率带来轰动效应。讲坛热似乎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在省级电视台大有“遍地开花”之势。
“电视讲坛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乐观的欢呼，也不乏悲观的挞伐。这种现象背后同样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特定社会情境下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我们认为，对“电视讲坛热”的解读，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我国正进入公众需要精神慰籍的阶段，讲坛的内容和形式恰好适应了这种现实而广泛的社会需求。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的传媒在坚持原有的宣传功能的同时，开始有了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这种经济诉求更加迫切和明显。在传媒体制改革方面，国家财政上对其“断奶”，迫使传媒必须在政治宣传优先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因此，传媒在具体运作上就加入了“受众-广告-传媒收益”的链环中。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导致传媒更加重视追求、吸引更大多数的受众。尽管“电视讲坛”类节目依然要固守社会效益的底线，但它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却毋庸置疑。而在对最大多数受众的追求中，有效的策略就是在内容设置上与大众的心理需要相契合，进而引起共鸣。这是传媒的现实需要。“电视讲坛热”是传媒需要和大众心理需要的契合。
现代化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历经百年沧桑，这一梦想在当下的中国正逐步变为现实。完整意义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繁荣富庶，还意味着精神、思想、文化、价值观等形而上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正经历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传统农业社会是人伦社会、集体社会，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固性。在小农经济下，人们重道德、尚人伦、崇感情。在温情脉脉的传统氛围的包裹下，人们追求的是心灵的圆满和自足，淡定而安闲。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经济的现代化，经济利益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诉求。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社会所固守的种种传统也就遭遇了冲击和挑战，成了被革除的对象。在变革时代的早期，人们在享用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感到好奇和兴奋。但随着市场经济无情地撕下传统人伦笼罩下的温情面纱，面对物欲横流，人们的心理不适也接踵而至。这是一种经历不同的文化处境而带来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容易使人们心理处于焦虑、焦灼、失落、躁动的状态。在现代化的飞速运转中，人们被抛出传统轨道，成为离散的原子。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所措。面对现代文明败坏和堕落的一面，人们没有既定的价值可以遵循。所以，人们开始往回看，回望历史、回望传统。在人们的心里，传统是经验、是自我的确证。但是，一旦踏上现代化之路，便没有了归途，人们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人们在现代社会迷失了。于是，人们渴望归属、渴望慰藉、渴望安抚，这是现代社会大众的共同心理需要。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遭遇的种种心理不适可以由宗教加以调节和抚慰。而我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心灵的慰籍同样是需要的。正在社会对此有所需要之时，电视讲坛这个节目请来的几位人物恰好满足了这种无形的社会需求，于是，讲坛类节目突然火爆起来。这可能是节目的当事人也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在这里，传媒有意无意地找到了与大众心理的契合点，催生了“电视讲坛热”。
2．讲坛较为宽松的运作环境、媒介技术以及娴熟的主讲人为“电视讲坛热”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电视讲坛”节目所传达的文化层面的内容与现实政治无涉，用历史说人生百态、用经典阐释人生真谛，以关注人生、关注内心的旗帜召唤公众，发挥着抚慰、消解转型期人们内心焦虑及社会矛盾的功能，客观上与政治话语中的和谐社会要求相契合。政治系统的支持，为“电视论坛热”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宽松的传媒操作环境。
在具体运作上，“电视讲坛热”与其所依凭的媒介特质密切相关。加拿大媒介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并据此认为电视以其对人们中枢系统进行全面刺激的优势，恢复了人类部落时期口语传播的丰富性和完满的人性。实际上，电视媒介的传播优势仍然在于其突出的视觉性。这种视觉与阅读文字的视觉传播不同，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们有充分的思考空间，人们的思维逻辑能力也由此获得。麦克卢汉还指出：“媒介即信息”。即媒介形态本身会对传播内容形成制约，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印刷媒体要求读者必须识字，因而适合深度内容的传播；而电视对观众没有任何文化程度的要求，但是作为视觉媒介，其流动的画面作为线性传播方式没有给人的思考留下任何余地，其内容的不可逆性迫使人们只是被动地追随画面。从传播效果考虑，电视对传播内容的要求就是图像化、故事化、细节化、生动化，而不可能是高深的学理。尽管电视可以发挥很多功能，从本质上讲，它却最适合作为娱乐工具。美国媒介学者波兹曼就此指出：“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充斥电视的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娱乐”。同时，电视以其较强的直观性、形象性、感觉上的真实性，拆除了文字传播对人们知识水平所天然设置的门槛，成为最“民主化”的媒介，以“老少咸宜”的特点，吸引了最大多数的受众。也是在此意义上，电视具有更大的普世、遍在和渗透的特点，最终成为现代家庭的“第四面墙”，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由媒介特性所决定，电视讲坛的主持者只是电视传播的符号工具。
这里以于丹教授主讲的《百家讲坛》为例。为适合电视传播而做的种种设计尽显其间：对《论语》的学理阐释变为对人生经验、感悟的分享和对人们迷茫心灵的按摩；为避免讲演的单调，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深沉的同期声伴随着悦耳的音乐对所讲内容进行“提纲挈领”；为追求画面感、增强视觉冲击力，其间穿插了对论语所述内容的动漫化演绎；为营造课堂氛围，设置了灯光、布景、及讲台下正襟危坐、求知若渴的现场观众；还有于丹教授本人讲演的抑扬顿挫、流畅无阻、非语言符号的运用，等等。在“布道”的氛围中，于丹教授通过她独特的语言流，带领大众沉浸在人生崇高境界的向往之中。在对现实种种烦恼的暂时逃避中，大众享受着灵魂得以升华的愉悦。现实的种种不如意不算什么，圣人孔子教导我们人生的胜境不在现实，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我们要学会坚韧、学会豁达、学会舍弃，只有这样才会获得人性的丰满，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我们还发现，《百家讲坛》的内容并不限于历史和经典，其中也涉及到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红极一时”的却仅限于少数学者，这也说明了电视媒介对传播深度意义的局限。
现实的需要，加上其他的环境、技术、技巧的条件，“电视讲坛热”应运而生。
3．讲坛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
社会的多数人没有机会上大学，现在电视将部分大学讲坛及少数专家、学者请进了电视演播室，使得大众有了接触精英的机会（这其实是“电视讲坛”节目为满足大众心理需要的一个策略）。从文化普及的角度看，“电视讲坛”自有其意义所在。但绝谈不上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所谓完美结盟。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其经典性并不因个人化的阐释而改变，哪怕阐释主体是专家、学者。“草根文化”是“民间文化”的形象表述，其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民众的生活实践，是民众朴素的创造，具有粗犷的原生态，透露着鲜活的生活气息。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各有归属，谈不上融合（想象一下，融合以后能是个什么东西？能剩下什么？），也没有结盟的必要。强行地将二者扭捏在一起，不伦不类。大众确实通过电视接触到了个别精英，但是不可能接触精英文化，因为一旦走进电视演播室，精英就必须使用大众语言说话，而且只能说大众都能听得懂的话，这些话都是精英们所在专业领域最低职称的人都能说的话，但是电视要借用“专家”这个符号来说这些大白话。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在电视领域，那些戴着光环的专家、学者只是受操纵的“木偶而已”。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徕观众的符号。在这个意义上，专家、学者一走上电视就不再是专家、学者了。尽管在其专业领域，对他们的评价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但在电视传播领域，对专家、学者的评价却是大众的，因此他们也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专家、学者要有公共意识，做一些知识普及工作，但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要去迎合大众文化，进而与其结盟。具有创造性的精英文化作为社会精神的守护者，在一切皆物质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平衡力量不可或缺。
4．讲坛类节目对传统文化的“寓教于教”与正规学校教育的性质完全不同。
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即现代社会人们面临传统缺失的困境，“电视讲坛”类的节目可以承担起价值观再造的职能。这种期望太高了。“电视讲坛”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是要追逐利益的，意不完全在此。早些年因收视率低而遭停播的央视《读书时间》就是很好的确证。再则，讲演者对经典的个性化解读，不可能得到文化界多数的认可，难以担当起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任。对大众的普及意义当然应当肯定。
讲坛的“寓教于教”自有其意义，但也有限。学校教育则是一种规范的、系统的体制性教育，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主渠道不可动摇。赋予“电视讲坛”以传承文化的重大使命，那它的负担就太重了。大众文化是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其生产机制遵循的是价值规律。市场资本天生的“逐利本性”使得文化也变成了资本增殖的资源，而“电视讲坛”作为追求收视率的节目，不可能放弃逐利，“经典”、“学者”都是一种谋利的策略，几方面的完美结合成就了“电视讲坛热”。“电视讲坛”本质上就是一档电视节目，它无法承载太过沉重的意义。
5．讲坛类节目的内容宜多元发展。
目前讲坛类节目多以传统文化的中的经典、古代著名小说来说事，观点往往一面倒，一好百好，一坏百坏，造成新的舆论一律。例如，文革后期一度掀起批孔热，孔子被辱骂为“孔老二”；现在的一味的尊孔就好吗？如果过去的东西都那么好，为什么会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那时的文化大家们发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在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于丹的《论语心得》时，能不能由哪家电视论坛出面，开办几场阅读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讲坛，让大众重温一下鲁迅笔下的孔子形象？舆论多元，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只让一种声音占主导，可能会孕育着新的不和谐。
“电视讲坛热”的背后彰显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困境。既不盲目的乐观，也不盲目的悲观，而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对其探索、求解，才可能促使我们找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途径。
来源：《学习时报》2007年5月16日 作者：陈力丹 闫伊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