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数字时代与数字传媒

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兼媒体实验室（Media Lab）主任尼葛洛庞蒂（N.Negroponte）推出了新作《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将数字化提高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他认为，如果说物质时代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话，那么构成信息时代新世界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bit，binary digit 之缩写）。“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他的一句名言“计算不再和计算机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传遍了全球。尽管尼氏将“比特”褒扬得近乎无所不能的观点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尽管“数字化将决定我们生存”的论断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回避眼前的事实：数字化时代已经来临。

第一节 数字时代来临

数字（Digital）①在英语中原本是手指、脚趾（Digit）这一名词的形容词形式，具有“数值”或“离散值”等含意，例如：0，1，……。模拟（Analog）的意思是指相似物或类似物，有“连续的数值”的含意。由上述词源可知，在传输方式上，模拟传输是把信息作为“连续值”处理；数字传输是把信息作为“数值”处理。这一技术上的变化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问世，这是人类科技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新起点。1981年8月12日，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推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PC Portable Computer）IBM 5150后，更为计算机在各行各业包括传媒业中的普及使用打开大门，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人类处理、存储信息的能力。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又大大提高和扩展了人类交流信息的能力。计算机处理、存储、传送信息的基本单位是“比特”，即由1和0所组成的二进位数字。因此，人们对当今时代的描述——信息时代、计算机时代、数字时代、比特时代、e时代等，尽管描述角度不同而更强调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它们的根本含义是等同的。

数字化是指信息（计算机）领域的数字技术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推进的过程，包括通信领域、大众传播领域内的传播技术手段以数字制式全面替代传统模拟制式的转变过程。

在数字化浪潮中，新传媒、新产业、新市场不断涌现，并且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发展重点和社会工程。如20世纪90年代相继出现了三个重要概念 —— 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和数字地球。美国于1993年正式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其目的是使所有美国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声音、影像、数据传递充分享用信息。1995年2月，在美国主持下，《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合作日程》形成，该文件指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信息是形成世界经济体系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在下一世纪，信息产生的速度、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无数用途将会使各国经济发生更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是以前泾渭分明的电信业、信息业和大众媒介业的技术集中的结果。曾是区分传输声音、数据和图像网络类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在数字世界里，这些网络可以结合在一起，通过同一个传送系统提供服务。由不同传输媒介如光缆、同轴电缆、卫星、无线电和铜线组成的多用途网络将提供各种各样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将把信息技术应用于家庭、商业、学校和医院。这些网络将形成发展各国和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基础，转而成为必将到来的信息时代把世界联在一起的无形的网。”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做了题为《数字地球：展望21世纪我们这颗星球》（The Digital Earth：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的长篇演讲，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数字地球”这个新概念，而这一概念提出的前提是，数字技术的新浪潮使当今地球上的人们能够大量地获得、存储、处理和显示关于我们生活的这颗行星的各种环境和文化现象信息。

1998年6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时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他同时感慨到：前几年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随后又提出“知识经济”，最近美国副总统戈尔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真是日新月异啊！②

社会各个领域在迅速数字化的过程中，众多名词的前面加上了“数字”这一新的限定词，如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摄影、数字电影、数字电视，乃至数字城市、数码港等等，不一而足。一些著名厂商也干脆将Digital字样放入自己的企业标识中，如“DOLBY DIGITAL”、“SAMSUNG DIGITall”。在全球信息化的进程中，还产生了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短短几年时间，Digital已是如此深入人类社会。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化是世界各国比拼的新的竞技场，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力争成为这场竞赛的领跑者。这是一个正在迅速形成的巨大市场，发达国家利用现有的领先技术和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的身份，无疑要夺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在变化如此迅速的数字时代，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付不起落伍的代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新世纪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差距，甚至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摆在面前的挑战无疑是巨大而严峻的。今天的中国对数字化的认识已经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要深刻得多，全面得多，采取的实际行动也果断得多，有力得多。今天，众多的城市制定了建造“数字城市”、“数码港”的规划，如北京市在1999年就正式提出“数字北京”的概念，现正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加快数字北京的建设，到2005年进入国际一流的信息化城市之列。具体目标为：①宽带骨干网人口覆盖率在规划市区达到100%，郊区大于90%；宽带接入的家庭普及率全市总体达到50%以上，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达到70%以上；②有线电视网家庭接通率达到90%以上；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数字广播开始向全市播出；③计算机普及率达到每百户50台；固定电话用户780万，普及率达到70%；移动电话用户达到860万，普及率达到77%；互联网用户664万人，比例达到60%以上，以及国家机关行政管理实现电子化、网络化，90%以上的企业进入电子商务等。③

在北京隍城根遗址公园内有一座塑像，一位老先生注视着脖子上挂着手机、正在操作笔记本电脑的少女。不同时代人物摆放在一起的巧妙构思和亦庄亦谐的艺术效果，令人不禁感慨时代的变迁。【图1 许林 数字摄影】

第二节 数字时代的大众传媒与数字新传媒④

在数字时代，传媒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数字化，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成为当代各类传媒的核心技术和普遍技术。

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各类传统大众传媒的数字化步伐日益加快——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尽管最后的形态还是以纸介质呈现在受众面前，但制作全过程已经数字化；传统摄影正在向数字摄影发展；传统电影正在向数字电影发展；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进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电视也正全面迈向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化”的最终结果，传统大众传媒自然也就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数字传媒。

二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传媒及新技术手段层出不穷。如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录机、数字录音笔、个人数字助理（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电子书（eBook）、MP3（MPEG Audio Layer3）播放器、MD（Mini Disk）播放器、摄像头（Digital video camera）、扫描仪、DVD播放机、光盘刻录机、数字投影仪、3G手机、PS2及XBOX游戏机等等，以及用于媒体的各类数字专业设备。自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国各地区普及的国际互联网（Internet），对于全球信息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力是首屈一指的。

数字化最本质的特点是开放、兼容、共享，因此其发展进程会使传播格局和传媒自身发生以下重大变革：

1、 数字化沟通了以往泾渭分明的信息（计算机）业、电信业、大众传媒业三大领域，不仅出现了以往业务的相互交叉及“三网融合”的新趋势，而且出现了跨领域企业间的并购与整合。
2、 数字传媒颠覆传统产业，如MP3对传统唱片业的冲击就是最明显的例子。MP3在技术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音乐被化约为0和1的排列组合之后，任何人只要拥有和掌握相关手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再造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并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的传播。
3、 数字传媒创造新的产业，如电子游戏尤其是在线游戏的兴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仅以韩国为例，2000年韩国在线游戏产值高达1.1亿美元，这一数字足足是1999年的6倍，它与网吧（国外海外称“网咖”，即网络咖啡屋）业的繁荣、宽带网络的发展形成强劲的互动。有一句名言：电子（及在线）游戏绝不能把它仅仅当成游戏来看待。
4、 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特点，使“分众”、“小众”的特点得以发扬光大，更加适应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化。如数字化技术使得广播、电视以往稀缺的频道资源成为富裕资源，从而提供了针对各类特定受众的数量众多频道的可能性。
5、 数字传媒改变了传统大众传媒单向传播的特点，具有了双向互动的功能，以往所说的“受众”仅能被动接收信息的地位得到极大改变，信息接收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地向受众方面转移。
6、 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受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必须同步性的特点，而实现了异步性，即受众在任意选定的时间进行收听收看，如有兴趣有必要可以反复收听收看。
7、 数字传媒改变了传统大众传媒信息发布受控严格的局面，使信息的传播流通更为自由，尤其是互联网通过其各种强大的功能，形成了海量信息源。
8、 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众多传媒地域性传播的特点，使传播的范围扩大至全球。不论是报刊通过卫星传版异地印刷或通过互联网传播，还是卫星数字广播及卫星数字电视，均以覆盖洲际乃至全球为特点，追求国际影响力和争夺国际传媒市场中的份额。
9、 数字传媒不断制造出新的数字明星及数字时尚，使人们崇拜的对象甚至也由现实的明星转为数字化的明星，并形成追求数字时尚之风。如电子游戏《古墓丽影》中的劳拉（Lara Croft）、世界上第一个虚拟新闻主播阿娜诺瓦（Anava）、韩国的“流氓兔”（MashiMaro）、日本的寺井有纪、人见人爱的台湾儿童动画形象阿贵等数字明星以及各类数字化新产品，均成为“新人类”、“新新人类”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图2，世界上最小的新闻主播阿贵】
10、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某类传媒仅提供单一形态信息的特点，如今任何传媒都具有了提供多媒体信息及产品的能力。
11、数字传媒改变了以往受众个体只能是信息接收者的局面，使受众个体也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如互联网的出现，便造就了实现“一人一媒体”(指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网络知识和技能便可通过建立网站、发行邮件出版物等网络功能，发布新闻传播信息，犹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媒体)的基础，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12、 数字传媒成为“数字内容提供者”（Digital Content Provider，DCP），其发布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平台进行传播，而受众亦可以通过多种数字化终端进行接收。
13、 数字传媒不仅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发生极大变化，而且使新闻传媒机构在新闻和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发送等各个环节上发生重大变化，新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在数字化进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14、 数字传媒形成虚拟的环境和空间，将不断改变人们目前人们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交往的方式。
15、 数字传媒是推动全球化的强有力因素，它使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态信息的沟通交流。
16、 数字传媒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假新闻及不良信息泛滥、公民隐私权更易遭到侵犯、知识产权保护更加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对待，甚至有待国际社会的合作。

第三节 对数字化、数字传媒的研究和论述

当数字化开始影响人类社会的时候，站在潮流前面的著名的IT界巨头、传播界巨头和未来学者纷纷对数字化进行阐述。他们或是以自己成功的事业或是以自己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确立了自己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话语权”。全世界的人对他们的每一本新作和每一次重要演说都趋之若鹜。尽管不少论述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强烈色彩，表现出片面的深刻性，但不能忽视他们的前瞻性目光。如1999年一月号的《Computer World》以《下个年代》（The next decade ）为题，访问了世界上20位著名人物。微软Microsoft董事长兼执行长比尔?盖茨（Bill Gates）谈话的标题便是《未来走向纯数字化》。他大胆地预言：“人们常常对近两年里发生的事评价过高，而对10年内将发生的事又预测不足。说到PC，现在无法预测将变到何种程度，未来它可能变成为可随身携带的一块小小的显示屏。发展变化迅速的话，甚至文档整理等事务将和纸介质一起消失。今天像我们这样的技术工作者依然有许多事不得不草拟成纸文件。但是随着硬件、软件的进步，一切的一切都将数字化。我相信，今后10年图书、音乐和照片都将走向纯数字化，从作者到读者都将采用数字化方式。我以名誉保证，10年内，纸介质形式的东西必将被淘汰殆尽。明天的知识工作者必备一个随时可用的处理器，无论居家、办公和开会，想看信息，信息就会显示出来。”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虞有澄在《开创数字化未来》（三联书店1999年2月出版）一书的结尾指出：“新的应用领域不停地成长，为数字化世界打开更多扇窗，通向明朗的未来。许多人常常问道：‘数字化未来有着何种风貌？’‘我们已经见到技术的极限了吗？’‘我们的创新是否渐渐枯竭？’‘奔腾Ⅱ处理器之后还有更先进的产品吗？’（作者注：今天我们正普遍使用安装奔腾4处理器的计算机）我想说的是，数字化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最美好的事物还在未来！”

199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20年，颇有影响的时政性刊物《新周刊》第53期便以《1978—1998 20年中国备忘》为主题，其中一个专栏名为《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在精选出来的20年中对广大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20本书中，未来学的著作有两本，且都是译著。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著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译本由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朱志焱等译）。其意义在于，“刚刚告别文革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自己关起来门来自力更生的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时，《第三次浪潮》被翻译了进来。托夫勒用新的文明发展观对未来社会进行了令人心动的预测。许多中国人读起来有趣新鲜也将信将疑，但他关于文明发展三次浪潮的分析——从农耕社会经由工业社会将要进入信息社会，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另一本便是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胡泳、范海燕译）。其意义在于，“如果说任何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都必有新的宣言的话，那么呼唤并宣告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来临的宣言，则非本书莫属了”。随着《数字化生存》中文版的问世，尼氏迅速成为中国最熟悉的数字化预言家。他曾于1997年2月和1999年1月两度访华，1999年1月8日在北京发表演说的题目就是《数字世界与数字中国》。

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外论述数字化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陆续翻译出版，使中国人得以从更广阔的角度了解数字化的意义和发展前景。在众多出版物中，从理论论述上有代表性的埃瑟?戴森（Esther Dyson）的《2.0版 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RELEASE 2.0 A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胡泳、范海燕译）

被称为“数字时代女先知”的戴森本人既非技术天才，也不是直接控制公司或巨额资本的大亨。在80年代，戴森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为新兴PC产业摇旗呐喊的传媒人士。而进入90年代，在互联网高歌猛进中，戴森已经成为整个IT业界以及发展趋势的举足轻重的领导者与预言家。她成功的关键在于敏锐地洞察行业的变化趋势，并且通过她掌握的传播工具宣传新思想。毫不夸张地说，戴森的经历就是IT产业崛起壮大的诠释。一个飞速的产业必然需要理论的思考与前瞻性的预测，为产业乃至整个信息时代辨析方向。1997年秋，戴森推出了她酝酿了15年的著作《2.0版》。她指出：“对每一个将进入新世纪的人来说，绝对不能把“数字化”等同旅途中的一次艳遇，它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一股加速度的内驱力，如果拒绝它，它就会毫不留情地剥夺一个人在社会群体中才能获得的尊严和价值。”

在论及数字化与大众传媒关系时，有的外国学者则提出数字化令大众传媒进入其“第二时代”。如《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中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范静晔译）的作者马克?波斯特（M.Poster）指出：“20世纪见证了种种传播系统的引入，它们使信息能够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广泛传输。起初，它们通过对信息的电子化模拟征服时空，继而则通过数字化加以征服。”“在电影、广播和电视中，为数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播放模式有严格的技术限制，但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一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成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

在对数字技术、数字传媒进行研究的领域中，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尼葛洛庞蒂创办并主持的媒体实验室都站在最前沿而备受全球瞩目。有一张尼氏从1979年就开始讲解的幻灯片【图3，原载《MIT 媒体实验室》】，事实上正是这张图促成了媒体实验室的诞生。图中1978年的广播与电影业、印刷与出版业、计算机业是互不相干的，而尼氏预见到2000年这三大领域或产业将合而为一。他指出：“重要的是，当这些产业都持续成长时，我们看到最有钱、也最有希望的研究发展领域是图中三者交集的部分。媒体实验室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有计划地经营中间这块至今仍看不到太多成功案例的区域”。

媒体实验室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媒体”并非指狭义的大众传媒，而是指广义的电子通讯科技，“这个主题所涵盖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联系，如何通过新的科技手段达成更快速、更广泛的联系，以及如何获得更好的联系”。二是教授和学生们尽管也要撰写论文和专著并加以发表，但媒体实验室的信条不是“不发表就没法混”（Publish or Perish），而是“没有成果展示就完蛋”（Demo or Die）。尼葛洛庞蒂强调：“我们写下我们所做的，但都是在做出来之后才写。”媒体实验室的重点集中在工程与科学上，而不在于学术地位；在于创新发明，而非纯学理的研究、调查或评论。

1998年，美国资深媒体工作者布兰德（Stewart Brand）出版了《MIT 媒体实验室》（The Media Lab：inventing the future M.I.T，中译本为台湾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9月出版，白方平译）。他将序中说，“这本书所描述的是关于两个媒体实验室的事情：其中一个媒体实验室位在美国麻州东部一栋五层楼高的建筑中，充满了先进设备、学术与创意；另一个则是全球的媒体实验室，我们在有生之年都是这个实验室的受试者。这两个实验室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汇聚，在这场影响如此深远的演变中，MIT的媒体实验室就是未来的曙光。‘媒体实验室的世界’与‘世界的媒体实验室’都积极地想塑造出对方的面貌。”布兰德提出的“两个媒体实验室”的概念，对我们观察、分析数字化和数字传媒现象和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国际上不少著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纷纷成立类似的研究中心或实验室。中国国内一些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和院校从20世纪末也陆续整合资源，成立相应机构，开展相关研究。如华中科技大学在原新闻系的基础上，于1998年4月正式组建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形成了以人文社科与电信，计算机等工科交叉的教学、研究新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于1999年4月正式成立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并于2002年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00个重点学科；北京广播学院于2000年4月成立全国首家网络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2000年4月成立了新媒体研究中心，在理论研究（包括媒介形态变化研究、网络传播理论研究、网络与社会互动研究、人机界面与交互理论研究等）、应用研究（包括新媒体技术开发与应用、信息传播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电子出版技术、交互媒体设计等）及政策研究（包括我国信息化进程中政策法规研究、新媒体传播政策研究等）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上海交通大学于2002年9月成立媒体与设计学院，下属有新闻传播系、数字影视中心、现代传播研究所和艺术、设计类系、研究所、实验室，体现“文理渗透、技术与艺术结合，数字化、国际化、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思路，依托其先进的数字技术平台，力图构建新型的媒体与艺术设计学科新格局。在重大课题的研究上，国家也连年设立项目，不断加大投入。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学与传播学科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电子出版事业发展和宏观管理研究》；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2000年设立项目《网络出版理论和实践的研究》；2001年设立项目《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网络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及对策研究》；2002年设立项目《传播技术发展史研究》、《传播技术最新发展及其影响研究》。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对传播科技、数字传媒及网络媒体研究领域的重视。

从总体看，国内对数字传媒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狭义的“媒体”研究，是对传统大众传媒研究的延伸，同时基本上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尚缺乏多种学科真正的汇聚与融合。但无论如何，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数字传媒的研究已经起步。随着中国数字传媒技术、产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势必与研究工作形成更强劲的互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也必将不断提升到新的水平。
2006-3-8 来源：东方视觉 闵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