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底层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界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引起了国内学界、创作界的持续关注。我们因此与底层文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云雷进行了交流，就“底层文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

访谈者

石天强：本报特约记者被访者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走进“底层”

石天强（以下简称石）：什么是底层文学？如何界定？

李云雷（以下简称李）：按我的理解，“底层文学”主要是指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关于题材的概念。我认为，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

石：底层文学的发展现状怎么样？

李：自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些作品登上了《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等大型文学期刊，2006年《小说选刊》改版，开始对“底层文学”进行积极而持续的关注。《小说选刊》是当代文学界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一种选刊，我们可以将它的改版视为“底层文学”为文学界高度认可的标志。

就作品来说，“底层文学”也在不断丰富，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问题小说”，那么近两年已突破了这一模式。现在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这是一种深化，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另一个是有作家开始以底层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以前引起关注的“底层文学”都是中短篇，长篇的出现说明作家不单是关注某一社会问题，而力图在总体上呈现对底层、社会、时代的看法，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底层文学”不断深化的一个表现。

石：底层文学和以前的乡土文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和差异？

李：首先，“底层文学”所关注的不仅是农村，它同样关注打工者、下岗工人、城市贫民等社会阶层，而“乡土文学”则主要是以农村为描绘对象的，题材的宽狭可以视为它们的第一个区别；其次，“乡土文学”如果按照鲁迅的说法，描写的大多是回忆或想象中的乡村，而“底层文学”则更多关注的是现实中的农村或社会问题；再其次，如果说“乡土文学”主要是抒发乡愁，那么“底层文学”则可以说是一种介入文学，它通过对现实问题和特定阶层的关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至于关联也很明显，虽然“底层文学”较为宽泛，但其中大部分也是以农村为题材的，这应该说与农村在我国的重要地位相关，也与20世纪“乡土文学”的强大传统有关。如果说乡土文学塑造或凝固了现代中国人对土地、劳动与村庄的情感，那么“底层文学”的出现则是这一情感在新世纪的延续。

“底层”：一种想象？

石：我们再探讨一下“底层价值”的合法性的问题。作家在身份、价值观、文化背景等多个层面与“底层”是不同的，“底层价值”必然存在着作家的描述视野，并与现实中“底层人”自身的价值产生差异。所以，一些学者怀疑“底层文学”所传播的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如何看待这种质疑？

李：这是当前讨论较多的“代言”问题。作家能否代表底层发言？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我想我们可以作以下的分析：首先，作家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如你所说他们之间有诸多差异。尽管这样，作家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重的，至少比对底层漠不关心或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要强。我们希望“底层”直接发言，但底层的发言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可能只会注意到底层的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表面利益，而无法关注到“底层”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而作家的“超越性”则有可能使他们做到这些。所以我觉得作家的“代言”和底层的发言应该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关注底层的风气，而不是相互攻击，抢夺“代言权”。

如果“底层”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说服力，那么即使出身底层的青年也会背叛“底层”。我们现在很多青年人就是如此，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确立底层的主体性，并进而改变“底层”的命运。

石：一些研究者指责底层文学的道德姿态，并认为是在抢占道德优势。

李：“抢占道德优势”，大概是指作家以关注底层的苦难来表示个人道德的高尚，而这则让不太关注底层的作家与评论家感到了一种焦虑，我所接触的关注底层的作家都是严肃、认真的，没有谁想要刻意地保持什么姿态。

关于“底层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讨论：一、作家是否以个人僵化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他人，是否因此伤害了作品艺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创作方式无疑是应该否定的。二、道德生活能否作为文学的题材，能否成为文学表现和思考的对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应该是可以的，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表现呢？三、作家关注底层是否就表示他道德高尚呢？作家关注底层苦难，并不必然表示他道德高尚，这还要看他在创作时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与世界观，如果他对底层的苦难是玩弄或漠不关心的，那么谈不上高尚。如果他抱有真切的同情与强烈的爱憎，那么则是值得尊重的。现在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有道德感的作家在文坛是受到歧视的，就像社会上回避“好人”一样。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大家感到不好意思，所以就不免把他“丑化”成跟大家一样或者比大家都不如，或者把他塑造成过时或可笑的形象，这样大家也就心安了。

石：由此还涉及到文学批评的道德维度问题。现在的很多批评都在尽力回避文学文本中的道德批判，保持一种批评的中立化、客观化，如何看待这一批评立场呢？

李：首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文学一向都有泛道德化的倾向，现在的中立化、客观化可以视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但同时放任它发展到极端，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倒不在于它对道德问题不关注的“中立”，而是以非道德、反道德为时尚、为“文学性”。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以“冲破禁区”为荣。现在不少作品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将动物性当作了人性，而批评者仍在不断地为其鼓吹，可以说社会风气的恶化也有这样的批评的责任。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僵化的道德标准，而是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道德生活的重建。

底层写作

石：底层文学的写作状态如何？有哪些代表性作品？

李：我觉得“底层文学”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以前不太关注底层的作家也开始写这方面的作品，一些青年作家也正在涌现出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举出曹征路的《那儿》、《霓虹》、《豆选事件》，刘庆邦的《神木》、《卧底》，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继明的《放声歌唱》、《茶叶蛋》，王祥夫的《狂奔》、《五张犁》，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淋湿的翅膀》，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等等。

石：底层文学的写作水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推出的青年作家不少，但真正能挑起大梁的不多。从70后作家到80后作家，包括所谓的“美女作家”，之所以无法形成对文学的真正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问题。底层文学在这个方面的前景如何？它的发展方向将是什么样的？

李：我曾说过，新世纪以来最好的小说几乎都是关于“底层”的，现在看来这一判断仍是立得住的。“底层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注现实与社会问题，而且在于它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底层文学称作一种新世纪的“先锋”，它继承了先锋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同时将探索的范围扩展到内容、题材方面，是一种对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发展。在目前的诸种文学样式（还包括“纯文学”、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等）之中，可以说“底层文学”是最有潜力的。但它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思想资源、艺术形式和自我意识的问题。在思想资源上，现在“底层文学”大多以人道主义为支撑，缺乏更为丰富、宽广的思想视野。在艺术形式上，大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主，这在当下虽然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则应该有更加多样、更加新颖的探索。在自我意识上，“底层文学”如果仅把自己当作一种点缀与补充，当作被文坛接受的一个途径，那么将来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而如果它将自己当作对“文学”本身及文坛的一种变革，并通过这一变革对社会的变革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它未来的发展将是不可限量的。

我认为，关注“底层”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潮，不只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话剧）、电影（故事片、纪录片），在美术、摄影、电视剧，甚至流行歌曲中都有所表现，在理论、批评领域更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文艺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与中国现实的变化相关，与思想界的论争有关，也与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30年文艺的发展主要是“向内转”，注重形式上的探索，那么“底层文艺”的出现则是对这一趋势的扭转，是文艺重建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个开端，而其生命力也在于它能否表现出当下中国的变化与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新的思想、情感与经验，以及能否以独特新颖的形式加以表现。这是对“底层文艺”的一个挑战，当然也是一个契机。

2008年10月10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