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堂堂人口大省的作协副主席，肯于到网络上去晒一下自己的小说，并且赚到了作家PK大赛的最高点击量，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不过，如果知道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从呼吸到呻吟》，人们便不得不有理由为这些点击量的来源打上一个暧昧的问号。
 
难怪愤怒的网民帮着作家起了很多更“刺激”的书名，譬如《从呻吟到呻吟》和《从床下到床上》。

在绝大多数读者的眼中，作协副主席应当是作家中的“大家”了。既然是“大家”，他的作品就应当体现符合人们心理期望的风格和品位。至少在社会公众指责那些只顾赚钱的书商迎合低俗阅读格调的时候，作协的官员们应当能够保持内心深处的清高，直至成为恪守社会道德底线的中流砥柱，而不是跟着去“呻吟”，再用“呻吟”换取所谓的点击量乃至隐秘的利益。

遗憾的是，很多作家中的“大家”的做派和言行，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早已放弃了约束自己的内心，听任本应恪守的道德底线分崩离析。前些日子弄出很大动静的余秋雨先生，竟然公开地把“大师”降格到“老师”以下，闹出“老师不敢当，大师能接受”的笑话，与其说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新京报》语），不如说是展示一个号称知名作家的道德水准，如此道德底线实在令人齿冷。

在作者和作家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网络上那么多平民写手每天不停地更新博客，依然不能被称为作家，进不了作协，戴不上作协副主席的“官帽”，更不会在自己活得好好的时候就有什么“故居”。因为这样的原因，人们自然可以给那些作家里的“大家”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即便不敢奢望他们的作品都是流芳百世的超级精品，也还是想拜托他们能够在一个阅读陷入迷茫的年代，承担起恪守作家道德底线的职责，多少显示出一点作家应当显示的道德力量。

文学作品究竟是不是必须有足够的道德情怀，这是古往今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赞成者包括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反对者包括英国作家王尔德。但是，在作家本人应当具有更高尚的道德的问题上，老托尔斯泰和王尔德却没有根本分歧。正如学者们所说的那样，道德情怀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艺术胸怀，有和没有这个胸怀是绝对不一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家是否伟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品质的高低。如果在内心深处没有基本的道德情怀，无论多么声名显赫的“大师”，无论用“呻吟”赚取到多少网络的点击量，都有负于社会公众对于作家这一职业的赞誉和追捧。

中国正处在一个观念剧烈变革的年代，离不开中国作家深沉的道德自省意识，也离不开中国作家自觉构筑道德人格的努力，更离不开中国作家把一切社会现实纳入道德生活的追求。作家的社会影响越大，职位越高，承负的社会要求也越大。不可想像，一个模糊了基本道德底线的作家究竟能有多么高尚的文格和人格，又如何能够在名利物欲面前坚守自己的文化良知，不把精神、信仰和灵魂抵押给利欲和金钱。既然如此，那些不能恪守道德底线的所谓“大师”以及作协副主席，不要也罢。

 2008年09月21日 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