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开幕式之前，孔祥东频繁飞来北京，专程接受媒体的采访。因为那首和《好运北京》作者，著名的音乐家乔治? 莫罗德尔合作的奥运参选歌曲《永远的朋友》，他已记不清飞来北京多少次，媒体采访过他多少回，但他一直坚持的信念是：无论是从思想高度，还是对奥运理解的深度，以及对这个作品展现的长宽高度，没有一首作品可以具备像《永远的朋友》这样全面的严肃。

但多种迹象显示：《永远的朋友》已基本无缘主题曲，孔祥东的内心落差之大，使他愿意像个话痨一样坐下来。
 
博弈，源自超越《手拉手》的愿望

一切源自那场注定不平凡的会面。

1994 年的美国洛杉矶，年仅26 岁的孔祥东经好朋友何健民介绍，认识了与自己年龄相差30 多岁的乔治? 莫罗德尔，后者是连续两届奥运会的主题歌作曲者，迪斯科音乐的创始人，他为1988 年汉城奥运会写的那首《手拉手》唱响了全世界。

得知这位世界级流行音乐大师从来没有过音乐教育背景时，孔祥东既诧异又惊喜。据他回忆当时心理：“没学过音乐的人，他怎么写出这么多好东西？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音乐和演奏，还在弹奏别人的作品。”这也是他首次意识到作为一个演奏者和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巨大区别，因而萌生出一丝创作的想法。

“没有乔治? 莫罗德尔，我很难想起去为奥运创作音乐，因为确实感觉没有把握。”提到老友，孔祥东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毫无疑问，14年前，跟他的认识就注定了我们俩会有这么一次合作。是他给了我这种创作欲望转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第一次申奥时，乔治? 莫罗德尔受邀写了申奥主题歌《好运北京》。尽管那首歌旋律优美动人，可是并没能扭转申奥失败的结果。这也成了热爱中国的乔治? 莫罗德尔的一个心结。

当时同样深感失望的还有何健民，这个前后两次担任北京申奥片的制片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北京奥运能够申办成功。

三人行，为的是共筑一个奥运梦想。

所以，当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中国开始征集奥运主题歌。何健民提议孔祥东和乔治? 莫罗德尔联手，为北京奥运共同谱写一曲奥运主题歌，参加征选活动。

在何健民热情洋溢和期待的眼神中，孔祥东和乔治? 莫罗德尔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作为中国人，孔祥东更能体会北京奥运会对每一个中国人的震撼会有多么强烈。而能够参与奥运歌曲的创作对他这样一个音乐工作者，将是一生一次的机会。他暗下决心希望自己能用他和莫罗德尔——这位《手拉手》原创者所合作产生的作品，去打败《手拉手》。

超越《手拉手》成为孔祥东的创作动力，也激发着他音乐上许多灵感。“没有人知道一首北京奥运主题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这首歌曲应该要有中国民歌的元素，但不能全盘民族化，还得有国际性。然后我想像这首歌如何能够被所有听到它的人接受，创作里面有很大的风险和博弈，尤其所有人都知道，《手拉手》是现在举世公认的最好的奥运歌曲。”

孔祥东和乔治? 莫罗德尔数次沟通，琢磨和考虑着歌曲的方方面面，以便让每一个没有听过中国音乐的人，哪怕是从来没有任何唱歌欲望的人，听到这首歌曲时既能认识中国音乐和文化的魅力，同时还能轻易记住它。

歌的雏形出来时，好友何健民却重病濒危。他和乔治? 莫罗德尔带着DEMO 放给何健民听，卧床的何健民激动地热泪盈眶。没多久，何健民去世了。孔祥东和乔治? 莫罗德尔为了纪念他，把自己的奥运歌曲名字定为《永远的朋友》。

歌曲的英文歌词出来了。孔祥东也得到了奥运会主题歌最后定夺的内幕：他们的这首歌很可能要落选。此时，歌曲创作并没全部完成，“还要继续吗？”他痛苦地问着自己。这时，歌曲的中文作词者黄小茂对他说了句：“只要你坚持，就没结束！”

回到家，孔祥东看到摆着的何健民的照片，望着何健民的眼神，他知道自己必须继续。“我不能一个人做放弃的决定。内幕也好，困难也罢，我知道我要坚持！何健民对我个人的期许和信任，让我觉得我任何犹豫的出现都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奥运，我不能承受这种责任感的推脱，我已经担负起这个责任，那就要把它进行到底！”回忆起歌曲创作前后的心路历程，孔祥东的声音黯淡下来。

坚持，因为生命中那些珍贵的人

2007 年，孔祥东为了改变心情和生活环境，把在北京的家从麦子店搬到了凤凰城。在凤凰城，他的家位于27 层，站在窗前向外看，整个北京城的景观都在眼底。大概因为视野辽阔，看得远，“感觉磁场不一样了，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我，给我带来音乐灵感”。

孔祥东不喜欢在家里摆放照片，自己的一张都没有。可是在凤凰城新家里面，他却摆着一个人的照片—那是何健民的。这个家里也就只有这么一张照片，摆放在外。

半夜四五点钟，孔祥东迎着朝霞起床了。他先走到何健民的照片前，默默看着老朋友的眼睛，感受着从他眼神中传送出的力量，然后在雾蒙蒙的太阳还没出来的清晨开始写曲。

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

“在外遇到困难郁闷惆怅的时候，我回到家看到他的照片，就会想到他曾劝说我的态度，看着他的眼神，会感觉一种无穷的力量注入我体内，好像自己重新充上电了。”说起挚友时，孔祥东声音缓慢低沉，“他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善良，耐心，从来不会对任何朋友不耐烦，像个小活佛一样。”当年孔祥东与妻子离婚后，对人生充满迷茫，他跑到何健民家里住下来，“我对事业没有信心时，也是他给我力量”。

《永远的朋友》创作全部完成，孔祥东在制作人那一栏打上了何健民的名字。当这首歌在天安门倒计时响起的时候，孔祥东在心里跟何健民说，“你没有来，但是我们的歌曲来了。”

奥运前后的孔祥东准备飞回美国，他要在何健民的墓前完整地将《永远的朋友》放上三遍。“我一直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这首歌曲是一首有灵魂的歌曲，这灵魂就是像何健民这样的特别热爱中国，让北京奥运成为现实的海外华人。他对北京奥运发自肺腑的热爱，以及对这首歌无条件的期待，这才是我当时为什么那样在乎这首歌曲的原因。”

实际上，在奥运征歌这件事情上，孔祥东一直为朋友乔治? 莫罗德尔抱不平，“本届奥运会让莫罗德尔先生来征歌，挺委屈他的。我从没有跟媒体提过自己的想法，时至今日，我觉得我委屈了他。让我孔祥东参加征歌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中国人，但是让莫罗德尔这样两届奥运会主题歌的创作者，1990 年世界杯的创作者，多次奥斯卡音乐的获得者，DISIC 音乐的发起者，不顾自己在世界乐坛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放下身段来参加咱们北京征歌，确实太委屈。”他拿起毛巾拭着额头，“当然他来参加征歌的态度是对咱们中国和北京奥运的尊重，而且我们两人在一起也都比较遵守和尊重北京奥组委所有的意见，以及参与的方式和方法。”

孔祥东情绪有些激动。因为何健民，因为乔治? 莫罗德尔，他才能够在这场奥运歌曲的竞选中坚持下来。对于自己如此珍贵的朋友，他惺惺相惜。■

背景：钢琴家的困惑

中国的钢琴家仅仅与青春有关？

就像如今的中国年轻父母熟悉郎朗和李云迪一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对孔祥东这个名字是熟悉的。他的钢琴演奏多次囊括国际顶级钢琴赛事大奖，他指下流动的音符征服海内外很多人的耳朵，一些西方媒体甚至称孔祥东是“一个世纪只能出一个到两个的天才钢琴家”。

多种荣誉和光环并没有让孔祥东欣喜和满足。在音乐道路上有着无数憧憬和抱负的他，1997 年回国后创办了“上海孔祥东音乐艺术培训中心”，重点投身音乐教育普及事业至今，摆脱了钢琴家的单一身份，成为音乐教育家“孔老师”。目前，他的音乐培训机构多达十几所，遍布上海、北京、深圳、澳门等地区。而他本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在音乐上的探索。

前些年与老朋友乔治? 莫罗德尔在西藏时一起创作谱曲的《爱你一万年》，让刘德华唱红了世界华语乐坛，这是孔祥东在音乐上将古典流行化和大众化的首次牛刀小试。

2003 年10 月，北京的北展剧场举办了两场“孔祥东现代音乐梦之旅”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有《我的祖国》、《谁不说俺家乡好》、《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独唱西楼》、《钢琴的弦乐四重奏》等，这些熟悉的旋律经过改编，以钢琴和其他乐器合作演奏出来，让人们耳目一新。

这种成功对于孔祥东具有蜕变意义，作为一个纯粹古典音乐作品的钢琴演奏家，他开始逐步尝试，并且更加确信地去做一些不完全是创作，而是改编创作的作品，这为他奠定了继续向创作方面前行的基础。

从此孔祥东慢慢开始亮相于各种大小媒体，很多公共场所都能觅到他的踪迹，以至不少人开始批评孔祥东过于不安分。有人甚至挖苦他是被时代遗忘和抛弃的落寞钢琴家。

但他泰然处之，“我已经四十岁了，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会被任何议论所左右，也不会让任何的闲言杂语来影响我的心态。我不会解释。”“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孔祥东拿起手机又放下，述说着钢琴家的困惑，“其实做演奏者特别难。比如说贝多芬，我们知道要遵照贝多芬的意思，但我们从来不知道贝多芬他自己是否真的这样想。所以我们在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包括其他已故伟大音乐作曲家的作品时都是在揣摩。” 他语速再次加快，“演奏家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要被别人所评论，被老师所指导。遵循的很多演奏规则，都是传统传承下来的，所以个人想要有改革，有创新也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带着非常小的一些个人创造元素去演绎这些作品。如果你在速度上跟原来前者演奏的不是很一样，就会受到无情的全方位的指责。在演奏风格上，如果你把萧邦弹成贝多芬，或把贝多芬弹成萧邦，你的换样演奏就是罪该万死，天诛地灭！”他用手敲了下沙发哈哈大笑起来。

弹了三十多年琴的孔祥东深知如果不想在演奏上继续受拘束，毫无疑问只能是自己创作。“所以我去寻找一种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非常自由化的音乐创作。”十年来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参与以及作品的诞生，收获和成就都很丰厚。“今天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从一个钢琴家已经完成了初步向全方位音乐家发展的过程。”■

采访手记：“糙哥”孔祥东

原定的采访时间早已过去一个多小时，孔祥东仍然没有出现。

“如果等到十二点，他还没来，我就要撤了。”摄影师情绪来了，“媒体是有尊严的。”他坐在丽思卡尔顿大堂沙发上闷闷不乐，并试图劝我不要不停地给孔祥东助理打电话。

终于，临近十二点时，孔祥东出现了。

敦实的中等身材，戴着一顶暗红色棒球帽，茶色墨镜，拖着一双无跟的皮凉鞋，他疾步走过来。“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抱歉！抱歉！”他远远地伸出手走到我跟前，用力诚恳地握手，然后转向摄影师。

他的态度让我们所有的愤怒都了无踪迹。大家向酒店的右侧拍摄场地—大卫杜夫会所走去。

“没有化妆师？”他的助理问。“是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礼貌地回答道。

“给我毛巾！”孔祥东用上海话对助手说，一块大花洗脸毛巾递过来了。他拿着它在头上快速四处拭汗。我有些惊愕，暗自思忖他太不讲究，而且毛巾也太不好看了。

“去外面买个粉底吧。”他吩咐助理。“不用。”我和摄影师齐声说。

“我是光头，会反光的，不好看。要上那么多照片，得拍得好看。”他笑呵呵的。

“放心，摄影师很有经验，他一定会把你拍得好看。”一番解释他接受了。

然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拿着几件衣服问询摄影师该换哪一件。选中的第一件是白色的唐装，摄影师举起相机正要拍，“你们猜这件衣服多少年了？”他突然冒出问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马上又得意的答道：“十四年了。”嗯。看不出来。”我随口一说，他马上解释：“不过，不常穿它，否则不会这样新。”

换场景拍摄了，他穿上黑色的唐装，又兀自介绍：“这衣服是我母亲去年给我做的。”然后摸摸衣服，坐到指定好的椅子上。椅子高，他坐上去就脱了鞋子，脚踩在椅子架上。谁也不知道那椅子是活动的，它来回转，孔祥东故作惊讶地靠在椅背上，伸直腿来回转了几下自嘲：“看我这小短腿。”我们笑了起来。

“毛巾！”他吩咐，毛巾拿到后又是快速地一番擦拭。“我们这边有洗手间，里面有很多条干净的毛巾，你可以用。”会所的媒体经理李晶忍俊不禁地说。“噢，那我将一条一条地用”。

拍摄结束，采访总算可以开始了。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交谈还算顺利，只是时间紧张。午餐没时间解决了，他的助理买来两个汉堡和一堆鸡翅，“你吃点鸡翅吧，”他招呼着李晶和我。“KFC 的鸡翅听说是打了一种激素，一只鸡身上能长出六个鸡翅。我不敢吃。”李晶笑着摆手。“六只？要是我能多两只手就好，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了，”孔作鸟翅状扇了下手臂，快速啃完后，采访继续。

此时他的助理在一旁眉头紧皱，巴不得他立即结束，因为他下午约定的另一个采访又迟到一个小时了。■

2008年08月20日 风尚周报 谭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