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我国小说的现状与前景，在当下是涉及读者潜在利益的市场供应问题，也是爱好者的民族文化自尊使然。积多年的观察，我所持的观点是，现实为基本常态又有喜有忧，而前瞻之，则取决于环境和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等两个变量。

自新时期文学发端以来，小说的社会地位经历了由牵动庙堂（注）的大红大紫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变迁。就长远看待，当未必是坏事，如又不被狭隘地理解我的此意见，那就是作家们的一时名利固然有所锐减，但对小说界则属于一个正常的回归：小说自身与作者皆出现了社会角色的嬗变。“文学即人学”，而小说更是“人”的再现之学。小说功能的去政治工具化，当然是自身的解放，也相应加大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度，还惠及受众的选择增加和阅读的方便。

权衡之，可以认定我国小说创作活动的持续看好，不必在社会文化娱乐拓展与人的能量大为空前释放的条件下，缺乏出息似的作什么今不如昔的嗟叹。

那么，如何评价我们当代的小说状态呢？

权威的意见不独是文学批评家、中外作家们的内行话语，还应该包括有现在基本能够左右了小说命运的读者声音在内。仅我一家之言谓之，不外乎是好小说不绝，但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却鲜有产出，尽管域内不乏实力不俗的创作力量，然而所谓名冠全球的大家尚难以登场，也就难免不常有洛阳纸贵的好事以降了。再则，以读者心理论之，目前的小说生产尚可接受，而又寄望动人心弦的佳作有日问世。

适当考察我国小说的创作，不难发现两个并存现象存焉，即：一是“社会的读者至上要素与经济左右着作品生产市场的并存现象。”肯定地讲，现在的小说界是读者在悄然间就当上了消费者，纵有书商使出了浑身解术，以自费购买突出的小说消费形势，已经基本决定了作品的社会效果，此气候既不可逆转地成为定局。同时，作者受出版方影响的体系又业已形成，而出版发行事业不得不计较自身经济的效益更是趋势所致，由此多方位导向了小说的生产（体裁、题材、速度与作品命运的预期、即遂）。二是“传统的体制因素与作家生息与创作的有限自由之并存现象。”以行政或行业的网络状存在的作家协会是由来已久，其功能迄今仍然是非首为作家服务的格局，如过去广东实行签约作家制的类似改革，既不普及也不到位，甚至比较“五四”后的作家自行结社或日本当年夏目漱石式的社团，我国普遍匮乏作家创作的坚实、可靠、安全的后援机制。乍看作家们的生态好于极左时代数倍了，其创作自由也非昔日可比，然而横向比较，他们多数人还是经济的弱势者，创作条件又在公民社会发育伊始时期实为在散兵游勇水平线沉浮。所以，转型期社会制约小说创作是不可忽略的，应引为相关负责方面充分注重，以及着力解决之。

探究国内小说的亦喜亦忧状况，至少蕴含有两个关联的隐忧：

首推政治的负面作用仍不可低估。多年惯性与理念、体制的影响，小说的创作、出版、发行各环节，还有现行政策的调节效应，先就从选题、取材、撰制方面左右了作者，是我国题材歧视长期化的延续作祟，不利于小说生产的环境条件宛在，如不切实改观，遑论依据现状不如一苇可航的日本却犹梦呓要培养世界一流的大家？

其次，相关政策宽松的边际效应昭示小说创作的“脐带”未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有关小说之诸政策是开明的，但它依旧发挥着小说创作的类似人口计划生育的出生证作用。也就是说，小说产生的多余“脐带”还是非常现实的。

值此作家们并不甘雌伏、读者和需要小说作为原料的其他消费者渴盼着的时候，我们要想产生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心结，还不得步入各种认识误区，起码应有此一定见：“因生活改善后，受众注意力的下降或转移并不是小说创作的瓶颈因素。”过去屡有非等闲人士以“受众注意力”为题旨，解读小说界诸种困厄之因，显然为似是而非的。小说的受众主要是读者，自古皆然，需求决定供应的法则又日益生效，以“受众注意力下降或转移说”是并非发展小说事业的良方好药。试审视物质、精神娱乐水平皆高出我国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何以其小说繁荣不衰、大作家不乏涌现？

瞻望我国小说的前景，不少有识之士者自有弘议博论，仅网友李逊达先生就撰文几篇发表了富有见底的专论，本人皆无相悖之看法，而仅抛砖引玉在两个变量的取舍：

一则，小说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的小说创作事业上，第一问题是环境，任何不予重视及其解决不力，都会导致这个制约小说生产的数、质量的瓶颈因素存在。好小说离不开大环境，此已由文学史实证明了的，而小环境也是不少好作品的际遇所折射的要素。曹雪芹经历十年绳床瓦屋的生活苦则苦矣，但其头上并无老舍们所必须退避三舍的“斯摩达蒂斯克剑”，如强要他“主题先行”或搞“主旋律作品”，岂有围绕大观园的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的儿女情长及荣宁二府兴衰实录之《红楼梦》传世？又，列夫·托尔斯泰如交上沈从文式之“毋庸创作”的华盖运，那他在沙俄时代的自家庄园又怎么拿得出《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还有川端康成，如与丁玲、周立波、刘绍棠们一样地以政治挂帅，他就可能写不出《古都》、《雪国》了。

解决好小说产生的必要环境条件，首责是我们的党政力量，要放弃小说工具论的旧理念，坚持小说就是小说的立场，以宽广胸襟而呈海纳百川气度，允许作家们思想自由和创作独立；然后是作协组织真正转变职能，或者不以作者监护人自居，至少厉行“创责自负、不帮倒忙”，为小说的生产发挥褓姆作用为宜；而广大小说作者队伍，则应以作品至上并充分尊重受众意愿，也自觉地把握好生存与创作，将自身作为一个“小说人”定位，努力为好小说的孕育当好一个合格而比较优秀的母亲。

再则，小说的供求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控扼优秀作者与好作品的始作俑者，而中外一些优秀小说的孕育、诞生恰恰说明了它的一个优势，读者支撑市场、市场引导作者的态势，是一切摆正了应有位置的作家不会排斥的。因此，呼唤小说家们好自为之，善于从需求方面获取真知，敢于以受众群体为良师益友，历练创造功夫，打制精品小说。如果我们正视尚需学会在市场风雨中的搏击，那么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也势必会应运而出，因而作者与读者相得益彰的时代就一定应然而至，中国小说再展辉煌又何以发愁呢？

注：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发表后，因敏锐而快捷地反映了“文革”后农民命运的变化，而得到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上，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的“殊荣”。

2008-07-10 16:51:45  光明网-光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