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松波在这组诗中是想恢复诗歌的文化吟咏功能，借此传递给我们被功利主义和消费欲望剥夺之后的意义剩余。因此，他不得不进行主体虚化之后由私人场域的文化笔迹转向公共评价，从而在强化自然地域和历史叙事的同时强化了对文化成员的共识要求。这样一来，汤松波一方面要走向关于历史的深时性还原，同时又限制了历史想象力的无限诗意，以期由诗歌的内时性向历史性进行平缓过渡。但又拒绝了历史主义的傲慢训导，使诗意轻轻漫步在文化的转喻之上，达到与经验主义不同的关于历史记忆的通读。另一方面又在不惊扰自然的状态下发出对于自然的先验自由的赞叹，借此反讽了消费主义狂欢时代的人类欲望。由于诗意的理性加入，使得诗歌通过经验条件的至上法则认识到了自然和文化本身，并由私人兴趣牵出当下意义的公共话语。正是由于诗歌的两种表达秩序之间的相互结合成为可能，地域文化不仅走向了“痕迹”的还原，还由于“文化吟咏”使诗歌具有了扎根功能。在当代诗歌语言实验大于意义内蕴的欲望背景下，汤松波的文化还原的确在提醒着纯粹的知性世界。由于语言膨胀造成的“公地悲剧”已使文化、历史和自然多重滑脱，恢复其生态要求也是在现有经验立场下的对于非道德主义的质询。正如诗中提到的彩云之南的彩云一样，它或许并不是专为人类而美丽、飘遥，我们便不能随意武断地举起唯我主义的手臂。历史的中国也正如此，在诗歌踏上去的时候也必须脚步轻轻，切不可滥用了历史主义的想象夸张，历史同样也不为我们独自开放。

为降低诗歌因语辞实验而带来的机会成本，汤松波对于自然和文化的漫步表现了经典方法中的灵趣聚合。如果说地域文化需要诗意的抚摸，那么诗意也便是对于历史想象以及文化存在的开启，随之，睡眠中的文化想象也借此开启而开启。从文化强调方面来讲，这也并不能全部称之为公众的文化认同强迫，而是一种来自诗歌内部的逻辑指向。或许这种对于历史的漫步并不能把我们带入一种文化的派生要求，也无法使我们重复诗人的形而下体验。最多只是一种消费场域的策略调整，因此，这种文化吟咏本身不会机械附着在诗学经验的形成之中。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和统一，诗歌在诗意轻抚中保持了与经验认同的争辩和谐振，虽然这种争辩已经潜藏在了语辞的表达秩序之中。在欲望化和虚无主义双重挤压的背景下，诗意与历史文化的重新配置的确昭示了一种理想，但需要警惕的依然是诗歌曾经有过的对文化中心主义的膜拜。好在汤松波在清醒地保持着、平衡着诗歌与文化同时展开的双翼，由于文化身份的自觉使诗歌的境界由此而厚重、开阔。

200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