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革中，过去的东西会被新的所取代，理论似乎不起作用了。但正是在这里，理论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

过去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所谓文艺外部规律的探讨，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近年来，随着文艺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到文艺内部的各个方面。人们越来越把文艺当作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地加以考察。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从科学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文艺政策这个长期以来以来很复杂的问题，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研究，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都是很重要的。

自从文艺脱离原始时期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文艺就对国家统治发生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影响。统治阶级就要相应加以利用和排斥，从而形成了对文艺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文艺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往往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通过法律和财政等手段实施了对文艺的控制，实际上体现了其文艺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到了党的公开领导。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就说过，包括文艺在内的写作事业应该成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接受党的领导。这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自觉性。它主要表现为制定文艺的方针政策，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文艺进行引导和调整。因此，文艺政策既要体现文学上的党性原则，又要充分体现文艺本身的发展规律。

文艺理论就是文艺规律的认识成果，它是在对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预测性和指导性的理论。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反馈过程，因此它就必须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依据，达到对文艺的科学认识和领导。本文主要以近几年我国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研究的成果为依据，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般规律。

二

首先我们发现，文艺理论领域里的热烈争鸣，往往引起文艺方针政策的改变。文艺政策制定时吸取了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一个时期文艺活动的指导方针。

我们知道，文艺政策也和其它政策一样，有它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它必须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这几年我国文艺政策主要有三次大的调整（文艺服务对象、文艺批评标准和创作自由），在这些大的调整之前。都有过相当激烈的和复杂的学术论争。争鸣的结果为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制定提供了较为切实的依据，避免了盲目性片面性和武断。下面分别论述。

关于文艺的服务对象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文艺界一直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个口号已不能使文艺适应我国的现实情况，甚至阻碍了文艺的发展。这个时候，对于对旧理论的怀疑和新的理论的探讨就是必然的了。一九七九年四月《上海文学》发表该刊评论员文章，驳斥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说法（《为文艺正名》），讨论展开了。大多数文章认为“从属说”和“服务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文艺的发展实际，是不科学的。《文艺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九九年二月）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显出新理论的萌芽。但同时也有许多人仍坚持过去的提法。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辞和周扬的发言都强调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周扬指出，“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但“把文艺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是不对的。”前一句话是针对当时“文艺离政治远一点”的说法的，这显然是吸收了讨论的成果。后来中央以社论的形式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肯定下来（《人民日报》八○年七月二十六），社论在历史地评价过去的同时，提出了新的方针，在学术讨论的基础上迈出了一步。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  这是与文艺服务对象紧密相连的问题，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改变，人们自然开始思索“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正确与否。在评价具体作品时，一些好的作品往往因与“政治标准”有差距而受到指责，引起人们的不满。讨论中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在确定真实性是文艺的基石要求后，提出了美学和历史标准，真善美统一的标准等，其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标准得到较多人的认可，虽然这一提法值得继续探讨，但比原来的提法毕竟更接近于艺术的特点了。后来经中央转发的胡乔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红旗》八一年第二十三期）里说，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绝对化是不确切的，对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关于创作自由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文艺理论的研究所走的路更长也更艰难，以至在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胡启立代表中央肯定“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时，艺术家们从心底发出了欢呼。本来自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开篇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肯定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劳动的自由权利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揭露了资产阶级虚伪的创作自由，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可是我们过去一直把创作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有谁提创作自由，就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文艺只好戴着不自由的镣铐舞蹈。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艺术民主被提了出来。作家喊出了“创作要自由”、“给艺术家更多的自由”的口号。人们在研究中认识到“创作需要自由”是“反映了艺术生产的客观规律”（汤学智《“创作自由”辩》、《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八○年第三期）。现在创作自由这一文艺的基本规律和作家的基本权利终于得到了认识和承认。这一胜利是党总结文艺创作经验教训的结论，也是文艺工作者不断努力的结果。

文艺理论研究对文艺政策的影响是明显的。它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各种不同的回答，为文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选择和比较的余地。并且一般地说，文艺政策吸取了争鸣中的成果。对比以前“四人帮”搞的从政治意图和个人兴趣与需要出发，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于不顾完全违背文艺规律的所谓文艺政策，我们有理由认为，文艺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文艺状况的实际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为基础，综合考察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文艺理论研究中对重大问题的激烈争鸣和突破，可以看作是文艺政策某些调整的先兆。

三

其次，文艺政策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反作用。

马克思说过，思想革命往往是社会革命的先导。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分别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和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马克思主义更直接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但是这些理论又分别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论文艺》第八十五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作为它的反映形态的文艺实践，并进而对文艺理论发生影响，而文艺理论的研究也影响文艺政策。反过来，文艺政策又必然对文艺理论研究发生作用，进而作用于创作。这种反作用不外乎促进或阻碍两种，而这取决于文艺政策是否真正体现了文艺规律。

在充分展开学术讨论的基础上，文艺领导部门适时地制定文艺政策，对文艺现象加以引导和制约，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统一思想认识，这都是必要的。文艺政策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不起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和争鸣就结束了，相反，研究要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以便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修正文艺政策。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只要它有某种理由。“二为”方针确定后，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特点、文艺的标准以及文艺美学等多方面展开了探讨。创作自由的提出，不仅使人们能够大胆地探讨包括文艺评论自由在内的艺术自由，而且将使今后的学术研究具有开拓的勇气和活力。它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在目前是很难估量的。

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文艺理论研究的范围也空前扩大，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而非别的问题，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语见《论文艺》八十六页）。总观这几年文艺界执行的政策，如反对左倾教条，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除“双百”方针外，这几项政策都比前述带有方针性的政策具体，更具有针对性。它们在不同的阶段，执行情况不同，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虽然与它们本身直接联系的文艺理论问题不多，但那些文艺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无疑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条件的产物，不批判“纪要”和“黑八论”，就不会有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现实主义传统、中间人物问题、题材问题以及悲剧问题的讨论；没有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引起人们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强烈关注，也不能导致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讨论；正是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了文艺界关于文艺服务对象和文艺标准的讨论，也促使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

在一定时期内，文艺领域与其它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所面临的任务大致相似，因此它们各自的政策也常常相互影响。有时候，其它领域的政策精神（尤其是当时国家的根本政策）也基本适用于文艺界，文艺理论就敏感地接受它，导致文艺政策的制定。这时，其它领域的政策实际起到了文艺政策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是非常灵活的，不可截然分开的。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恢复和完善，促成文艺界讨论艺术民主、创作自由和文艺立法等，要求自由平等地展开学术讨论，反对粗暴干涉文艺现象。因此，要求党对文艺的领导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人们从审美特殊性、心理学等多面探讨艺术自身的规律。至今，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已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注意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表现出综合研究的趋势。如对人物性格的研究已不再停留在原来简单的阶级分析的水平上，而是对其复杂性进行探讨了。这种倾向是与文艺政策所提供的条件和保障协调的。与此同时，马列文论研究也与现实的要求相适应，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下，要求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典型、悲剧、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这些讨论曲折地反映了这样一个倾向：人们试图通过对马列理论的研究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文革”期间被歪曲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人性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以及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

正确的文艺政策对文艺理论研究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是明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文艺政策的失误也破坏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不必说十年动乱中反动的文艺政策使文艺百花凋零殆尽，就是这几年中，由于左的影响而使创作和研究缩头缩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不许犯过错误的作家发表作品，对存在问题的文章的超出学术范围的政治谴责，都会破坏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的提出正是现实本身的必然要求，因此，任何企图压制对某些问题的探讨的作法老师错误的，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科学的领导不等于统治，党对文艺的领导依靠文艺方针政策的组织和管理，这种领导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所以，文艺政策必须在充分掌握各方面信息的前提下，尊重艺术规律，为文艺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

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不是谁决定谁，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探讨这种关系有助于文艺政策的科学化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繁荣。

文艺政策是文艺和政治的交叉领域。我认为文艺政策的学术化是科学化的重要内容。胡耀邦同志曾指出，“许多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商量、讨论，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决，不能采取随便下指示的办法（《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八一年第一期）。”对不同意见，开座谈会讨论，不急于发文件做结论。文艺部门领导人的个人意见即使再正确，也只能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不能就把它当成党的文艺政策。这里涉及到了几年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文艺体制改革的问题。以反映各方面体制改革为己任的文艺，其自身的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困难重重，收效不大。因为文艺是个敏感的区域，小小的变化也能引起很大反响。但是体制问题是政策问题的关键，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功能，近年在表演团体、电影发行等方面实行自负盈亏，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的优越性是打破了“大锅饭”，各单位有了较多的自主权，但也出现了“商品化”倾向，并且为了生存，一味迎合观众，致使作品风格单调，甚至格调低下，一些具有价值的东西被疏远了。

无疑，文艺体制应该具有活力。因为它必须充分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既是可近控的，又是充分自由的，有强大的向心力。在今天商品经济时代，文艺必然同商品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决不是商品。

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文艺理论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对一些基本问题作“纯粹”理论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平，指导着其它问题的研究，但在当今尤其要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在变革中，过去的东西会被新的所取代，理论似乎不起作用了。但正是在这里，理论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文艺理论必须加强自己的想象预测性职能，对创作实践和文艺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必须鼓起“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去追求真理，担当文艺发展道路上的爆破手，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开辟道路。

（指导老师  刘安海）1985．5．17于武昌桂子山

（我的毕业论文《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研究关系初探》，反映了我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情怀。没想到后来成为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参与者。----与改革开放同行(1)：我在故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