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略论五四文学革命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变革》，对文化发展与变革的研究从此成为我的一大爱好。---与改革开放同行(1)：我在故我思）
历史悠久的我国文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了“五四”时期终于遇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性变革。“五四”文学革命以崭新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打开了我国文学由封建文学、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学向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使我们有可能以历史的眼光去探索这次变革，从具体的分析中找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从而更加自觉地把握文学这一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推动我国文学的发展。本文试图就几个最根本的问题加以粗略分析，以就教于专家和学者。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为什么这次文学革命发生在“五四”时期，而且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胜利呢？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罗列一些背景资料就可以完事的，而必须透过这些现象看出伴随这些现象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文学这一社会现象，首先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因此，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就必须随其反映对象的发展而发展，这是文学的外部规律，即常说的文学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其次，文学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文学本身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也推动文学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文学本身的发展，仍然是由于所反映的对象的变化而引起的。
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里就曾指出：“‘五四’运动是跟着外交的失败而来的爱国运动，而其实也便是这几年来革新运动所蕴积的火山的一个总爆发。”“五四”运动不仅是外交失败的结果，它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扫除封建意识形态和旧的社会习俗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中国社会仍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日益陷入贫困和悲惨的境地，他们要求摆脱困境，反帝反封建。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不可能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彻底的打击。统治者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沉重的现实把人民推向了觉醒的时代，历史正在酝酿着新时代的主角，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站到了第一线，担负起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任务。陈独秀呼吁道：“现在世界是什么情形？中国人要怎么样才能生存在现在世界上？”（1）李大钊指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2）一个杂志的发刊词呼喊：“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3）人们普遍感到了社会的危亡，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挣扎着，“五四”运动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由《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思想基础，反过来，“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深化了新文化运动。
近代的中国真可谓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穷则变，变则通。《新青年》树起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就是直接针对专制残暴和愚昧的封建制度的。民主和科学，是由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同时由于现实逼迫，进化论思想也大为流行，“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4）现实本身变革的必然性，召唤了先进的思想学说，挑选了历史活动的承担者，促使了社会革命的进行。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使文学也采取了同步的姿态，参加了对封建制度的总攻击。由于当时的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深知旧文学对于旧制度的粉饰附丽的作用，故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之精神界之文学”。同样，他们也清楚建立新文学对于改革旧社会是一种利器。由此可见，作为旧时代之形象反映的旧文学的溃灭和新文学的诞生都是不可避免的。
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学革命也是历史的必然。由于近代中国激烈动荡的现实，近代的文学也多少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新的因素。吴文祺《新文学概要》这样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产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成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产的医生罢了。”这段话在说明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使必然转变成现实的可能条件——新生命的接生医生。变革旧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一场革命，除需要和必然性外，还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它既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但最终又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在没有具备条件时而硬性“革新”，或者在条件具备时而阻扰变革，都是错误的，也必然归于失败的。
文学内容方面的变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些论述，明确地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为我们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革命指明了方向。
新文化运动是在和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处于变革时代的人们，总是自觉地投入斗争。茅盾说《新青年》作者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5）他们用于指导文学的，也就是他们社会革命的总原则：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和旧礼教，主要是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宣称，“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李大钊认为如残骸枯骨的孔教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它“迟早必归于消灭”。（6）把孔子与封建专制联系起来，抓住了儒家思想的阶级本质，也是针对当时袁世凯的复辟的。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形成了一整套创作和批评的理论，从荀子、刘勰发其端的“明道、宗经、征圣”，到唐宋的“文以载道”，明代的唐宋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强调文学必须宣传儒家的“纲常名教”，以达到“经夫妇、成孝道、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效果，和“事君事父”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目的。宋儒甚至全然否定文学独立的价值，否定其审美的功能，把文学完全变成载道的工具。而且，儒家独尊的地位又和封建专制相联系，扼杀进步思想，造成保守和落后。如陈独秀所说“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即便来了，就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将他挡住”。（7）“纲常名教”在文学中软化为“温柔敦厚”，成为检验作家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是与文学革命的科学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面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思想解放开了绿灯，这是文学变迁的一个重要条件，解决了文学的指导思想问题。当然，那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五四”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反动目的，国民党提倡“尊孔读经”，宣扬“读经救国”，遭到了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作家的批判。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片面歪曲历史，造成了混乱。当然，现在必须正确全面评价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但在当时，为了建设新文学，对儒家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在反对孔子儒家思想和“文以载道”的同时，文学革命者极力提倡“为社会”“为人生”的艺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兼采积极的浪漫主义，自觉地为改革社会服务。胡适首先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即“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待，不避俗字俗语。”除一、二条是有关内容的，其它都是关于形式的，比较抽象空洞。在解释“务去烂调套语”时强调，文学要写“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要求不失其真。但其总倾向是改良气氛太浓，也太抽象，“表示了妥协不彻底的态度，只能尊之‘形式主义者’的白话提倡者。”（8）
对文学革命表示了坚决态度和提出了明确主张的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暸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要推倒的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正是为封建阶级的生活服务的文学，而提倡的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则明显地是真实地反映现实，为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古旧的文学陈陈相因，有肉无骨，在内容上描写远离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帝王权贵，神鬼和个人穷达，“宇宙、人生、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新的写实文学是与旧文学处处对立的。
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为发挥其对社会的反作用，在当时首先就是为代表先进力量的社会改革服务。鲁迅开始写小说就是为了“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希望能“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为在寂寞中奋斗的革命者呐喊助威。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恰当的。“因此，我们反对‘文以载道’，同时也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10）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把矛头指向鸳鸯蝴蝶派，认为“真的文学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11）这时期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表现了时代精神，文学作品以反映青年知识分子个人苦闷、争取个性解放和要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为主题，描写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痛苦生活，这些都是时代突出的问题，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内容的。不仅现实主义，而且浪漫主义也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的浪漫主义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成仿吾否认文学的“功利的打算”，但却承认“美感”对于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12）“文学作品的制成应当用著者的理想来应用到人生的现实方面，……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13）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实背景相同，只不过反映方式不同而已。如鲁迅所说的，“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14）即反对“文以载道”的。但是任何文学作品总是要“载道”的，关键在于它是载的什么“道”。浪漫主义的小说、诗歌和批评，“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15），这也是一种“道”。
“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既有其崭新的时代内容，又有浓厚的历史基础。“五四”文学革命是对以前文学的一次否定，但这是辩证的否定，它继承了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因素。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现实主义一词，但从《诗经》开始，现实主义精神就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取得了伟大的成果。鲁迅要求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要求文学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6）使现实主义有了深化。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传统同样源远流长，一些浪漫主义的杰作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的浪漫主义在揭露黑暗的同时，更强烈地憧憬着光明，不象旧浪漫主义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的天国和幻想中，而是寄托到“我们”身上。正如郭沫若在《浴海》中的召唤，“新中华的改造，正赖吾曹”。
“五四”文学革命也受到了外国的进步文学思想的影响。鲁迅分析“文学革命”时指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17）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影响。鲁迅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斐等作家，都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可以“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去改造人生社会的“缺陷”。对于俄苏文学的介绍，使人们看到了与中国相似的俄国的真貌，十月革命的“空谷足音”又使人们看到了改革中国的新希望、新途径，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加深了。尽管当时国外已经流行着各种现代主义文学，但它们都没有主宰过中国的文学，正如当时在政治上不是引进的帝国主义，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任何外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时代需要和民族精神的筛选。“五四”文学的创新不在于它抓住了新出现的什么，而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掌握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因而才取得了成功。
“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变革旧文学，还在于对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带着革命的性质，逐渐向社会主义前进。当时的“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被更具体的要求所代替，二十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三十年代“左联”的创作活动，把无产阶级文学推向前进。鲁迅所阐述的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思想，成为当时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18）在对创作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五四”文学开创的文学为改革社会服务的思想与列宁的“党性原则”相结合，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为文学过渡到社会主义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使现实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又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文学的真实性现实性原则，再一次被“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实践所证实。现实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本质，它的典型性原则使文学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和反映现实本质的功能，而它的现实性原则是一个变量，能够真实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使文学充满时代精神和活力。
文学形式方面的变革
“五四”文学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它的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这个问题上激起了守旧派的顽固反抗，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终于以白话文的“正宗”地位而胜利。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统一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在文学史上，活跃的内容常常引起较稳固的形式的变更。在“五四”以前占据文学正统地位的是文言文，通俗性的小说和戏曲却不登“大雅之堂”。新文化运动要宣扬“民主”和“科学”，那种用了几千年的古文学再也行不通了。林纾和严复翻译的文学和科学著作，尽管下了很大功夫却令人难懂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不仅因为文言文难于表达日益复杂的内容，而且封建阶级垄断文学工具，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寻觅“知音”，标榜风雅，排斥劳动人民对文化的占有，这是不符合民主和科学的，这就成为白话运动的有力动因。胡适认为“中国的古文古字不配做教育民众的利器”，（19）“认定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20）但又留下余地说，“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21）流露出游移、动摇和妥协的态度。陈独秀以白话为正宗的态度很坚决，“不容他人之匡正”，（22）认识到这不仅是个形式问题。钱玄同认为中国几千年用汉字写的书，“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错做梦之话”，要废除孔学和幼稚野蛮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废汉字”，（23）这正是从内容的要求考虑形式的问题。但胡适却仅仅把文学革命看成一次文学工具的革命，“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的文学的工具”。并把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说成是文学工具的革命，陷入了形式主义。陈独秀指出：“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25）这段话正说出了白话文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必然性，并企图从唯物的角度去解释其社会根源。只是语言与经济的关系较为间接和复杂，所以用“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解释显得较粗陋。
白话文运动并非一朝成就。近代开始就有人尝试改革汉字，用拼音代替汉字，但正如蔡元培所说，“那时候作白话文之故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文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26）指出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与过去白话文的质的不同。可贵的还有刘半农从语音进化阐明的不断进化的观点，他说：“余谓沈约既无能为吾辈设想，吾辈亦决无能力为将来设想。即吾辈主张之白话新文学，依进化之程序言之，亦决不能视为文学的止境。”
白话文运动在本质上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和文化专制的。它的兴起，使现代长篇小说代替了章回小说，出现了自由体新诗，话剧等新兴的文学种类和体裁。它为文化普及提供了条件，为文学的大众化做出了贡献。从欣赏的角度看，使文学通俗易懂，为一般人所接受，三十年代大众文学的讨论，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而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的《讲话》，他不仅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民族的风格、大众的形式和科学的内容；而且要求文学作品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为人民大众服务，从主客两方面对文学的大众化作了总结。
小结
当时的人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己以启蒙主义者自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在“五四”以前，宣传科学和民主，其领导思想是资产阶段的，因而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性质。“五四”以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占据领导地位，原来的统一战线逐渐分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日益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斗争中不断前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着革命一边转化，一部分则落伍了，被时代挤成了古旧人物。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站到了反动的方面。作为一次革命，总不能平安地进行，必须时刻不停地斗争，而只有把握住时代的本质，具有先进世界观的人，才能始终保持先驱者的地位。
文学的发展变革是人们有意识的努力的结果，但它又受着社会和时代的制约。当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变革，文学总是要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其性质则取决于社会革命的性质。“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在继承和发展、接受外来影响、在艺术创新等一系列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虽然如毛泽东所说，那时的人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往往形而上学地片面地看问题，（28）但它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变革，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具有伟大的功绩。
1984．7
注释
（1）陈独秀《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2）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3）《曙光》发刊词
（4）杜亚泉《青年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6）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7）陈独秀《纲常名教》
（8）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0）茅盾《什么是文学》
（11）茅盾《社会背景与创作》
（12）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
（13）耿济之《前夜》
（14）鲁迅《又论第三种人》
（15）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6）鲁迅《论眼了眼看》
（17）鲁迅《〈大草鞋脚〉小引》
（18）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9）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0）胡适《建设的大学革命论》
（21）胡适《白话解》
（22）陈独秀《答胡适之》
（23）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
（24）同（29）
（25）陈独秀《科学与人性观序》
（26）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系》
（27）刘半农《历史的文学观点论》
（28）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