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在溪头荠菜花

                      ——试探中国俗文化精元重塑之必要 

    自学者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节目开讲以还，中国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知识界，都沉浸在“易学风潮”之中；针对易中天现象的纷纷纭纭的各类批评，似乎也正此起彼伏。在传统文化与随市场经济而生的当代文化错杂对立的当下，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知识界，能对一个文化人、一种文化现象，展开如此激烈如此广泛且如此持久的品评与议论，不可谓不是中国文化发展至今的一大幸事。然笔者以为，虽则众说纷纭、沸沸不息，却大多不过是所谓“文人雅士”之间的“混嚼”，不过是“把嫉妒当作正义”的变相再现；而关于易中天现象何以出现，中国文化何以如此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脉路，终久没有辨清，没有把准。是以笔者于此，再不想跳进当前评论界的各种“怪圈”，与之混撕混咬；而试图通过对易中天现象的透思，讲几句自以为有意义的话，进而提出另一个归结性的命题——中国俗文化精元重塑的必要性。

    所谓中国士文化，或者说以体现统治阶级的基本诉求为目的、以最大限度压制异己文化形式为实现自身社会地位之手段的正统文化，若推算至其所以产生的起始，则恰是俗文化在其自身描述和自我体认的过程上的某种延伸。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在“宗法性农业社会”这一历史范畴之中；而最初的华夏文明，也正是由这一历史范畴的不断拓延与巩固而促生。因此，后来支撑中国文化体系与社会伦理构架的儒家，在其自身理想的表述与追求的同时，即便是孔孟，也往往流露出对“尧舜之道”与姬氏“仁爱礼义”的深沉想望。《礼记?礼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自然，此“大同”与康有为当年之所谓“大同”者有别。）然自汉代卫绾的“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之上奏而后，也即所谓“罢黜百家”之动议后，当时盛行于统治阶级集团内的黄老之学及民间各样学派一并而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兴太学，大举儒学，广布“天人理论”；也即在此种种际遇之下，儒家经义中的政治意识渐渐变浓：为讨好皇权，不惜牺牲其自身文化格调；为巩固社会地位，又不惜泯灭其自身文化内质。“自孔子之后第一次受到大型改造的儒教经义中，拥护中央集权的内容也得到无限地加强，并且在社会民众意识中得到强化。”其为完成自身文化理念由“统一”向“一统”的转型，进而提出了“君权神授”等无可思议的伦理概念。《蜀志》记载有吴国辩士张温前往蜀国求官，而与蜀士秦宓展开一场论辩的故事，其中就有这样一段令人结舌的对话。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刘，以此知之。”由此可见，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已不能很好地充当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象形态之间的中介了：致使物态权力对大众意识形态的蚕食，儒家有无可推委的责任。

    由于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作为主导的士文化，对以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的肆意侵蚀与同化，中国文化曾一度走向无序。在释道二教兴起、中国人学思想基本完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思辩大混乱。所谓“仁义礼乐，皆下德也”，所谓“君主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所谓“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更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者，无一不是在宣泄着对士文化特别是儒家经义里的国家话语、政治概念的愤懑。至此，士文化与俗文化的对立局势基本确立，而俗文化自身的文化精元也随人学思想的完形而正式形成。其中士文化与俗文化的对立，后来形成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褶皱里代代传袭，流毒于世。

    所谓隋唐时期的“文化共存”，也并非有关人士所谓中国文化的“佛罗伦萨”时期，而仅是统治当局对上述局势的稍微调停。科举制度的兴起，使士文化的磁针名义上指向了世俗大众，然就其终极目的而言，却依旧只是士文化要在最大程度上确立对俗文化的统治。世俗子弟一旦进入仕途，大多会很快将“黄卷青灯”时的俗文化意识搁置一旁甚至遗忘；在士文化的特殊语境中，他们必须进行新一轮的文化选择与人格选择，努力制造出一种稳定但又僵化的文化意识，来适应统治者豢养的规格。当然，其中也不乏清廉秉直之士，但却因为物态权力的非文明介入，最后也只能有人亡政息的终场。稍有古代文学史知识的人一般知道，唐诗之兴旺，功在民不在官。无从叩开仕途大门的白衣秀士阶层，充当了唐文化的基底；而踏入仕途则往往成为其悲剧的开始，譬如李太白，譬如李义山。世俗子弟充当了文化的基底，并不说明俗文化的抬头，相反，这正是俗文化自身精元涣散、走向落没的象征。士文化与俗文化隔阂成两种互不相融的意识形态与逻辑，知识分子在失去了个体独立人格的状况下，往往只能长叹“日近长安远”，而绝绝不曾承担起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链接作用。据此，笔者敢言：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繁荣的大唐，也恰是中国文化的一面放大镜，其种种丑陋，种种弊端，在此一一凸显，无以遁形。正因为士文化的这种对俗文化的变相蚕食，才有了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畸形文化心理，才有了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人生追求的虚无寂灭！

    自唐宋以后，明清期间，俗文化的力度似乎有所抬头，话本、小说等文学体裁的陆续出现，确实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然而随之而来的“厂卫”、“文字狱”等最大程度地限制与迫害文化及文化人的士文化力度，也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姿态，压上俗文化的肩头。在俗文化正要扬眉的时候，士文化就以物态权力的形式加以摧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为罕见，统治阶级似乎习惯于用非文明的手段，对俗文化及士文化当中稍偏向于大众的部分，施以最残酷的、毁灭性的权力审判与镇压。某种意义上，明清时期，乃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真正“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非常时期。

    总的而言，中国的文化历史，是一部士文化对俗文化进行血腥镇压与野蛮同化的历史，人民大众也就在这漫长的挣扎与被动的历史中，渐渐失去了文化自觉与审美情趣，其表现在理论层面，则是在获取某种认知时，往往陷入权威态度与平等态度相互对立而又无从折中的极端困境之中。也正因为此， 大多民众身处文化当中，却往往意识不到文化的存在。作为资深的文化研究者、思考者，余秋雨在前一次北京跨文化传播讲坛上发言道：“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中国今天的文化生命力；而身处在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的历史不乏辉煌，然更多的是浑杂的堆叠与重复。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民众难以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处在主导位置的正统文化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拥有掌握文化层面以下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执行能力。

    终于，鸦片战争的几声炮响，震碎了所谓“天朝上国”的自恃文化背景，偏执于一端的正统文化的直觉思维方式，再不能从容于审视这外来异文化的冰山之一角。整个中国文化界，一时陷于无序与混乱的、甚至是绝望的历史性彷徨圈。19世纪60年代，正当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做自我叙述与指认而不得之时，冯桂芳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承认了中国文化的尴尬与困境，指出了中国一元文化的绝对弊端，他说：中国“人不弃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此后，中国文化界逐渐有人站出来，开始了全新的探求。1872年，容闳率首批留学学童赴美，1905年，禁锢中国文化及文化人几千年的科举制被迫取消……中国人开始真正审视自身的文化格调与文化基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士文化与俗文化皆处在一种为外来异文化所驱逐的尴尬局面之中，士大夫心理，在传统知识分子身上被迫层层脱落；文化自觉，虽则是被动的，似乎也在民众身上渐渐复苏。在如此混杂、被动的文化环境当中，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再不能盲目对西方文化施以拒斥性的指认了。于是一大批人开始尝试以“全盘西化”的姿态来重新寻求自己的文化人格与内质。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赛先生”的引入，导致中国社会各界在文化层面以及伦理层面的暂时醒悟，并唤起中国人重新自我确认的热潮，孔子而后的封建礼教，基本丧失了其可恃可依的外在理论框架。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彻底击溃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伦理体系，“全盘西化”的热潮一时间方兴难艾，盛况空前。杰出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可爱而又可悲的知识分子，在无法辨清何去何从时，便以惊叹号的姿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幻想着借以唤醒更多人的人格意识与文化自觉。

    中国士文化至此斯文扫地，早已被迫落寞；然俗文化是否就由此已经抬头？不，远远不！此时中国的文化界，正如后来樊仲云教授所描述的一样：“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泱泱大国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士文化的内核被西方实实在在的文化价值尺度击溃，俗文化在纷杂的文化环境中，始终没能完成其精元的重塑，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已在其内涵与外延上模糊不清，这便是当时中国的整个文化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最普遍的境况。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极端文化行为，在我们后来人看来，其破坏性之大，是不可估量的；而在当时，却也有一部分人早已看出这中隐伏性危机的存在。1935年，以王新命、陶希圣、樊仲云等人为代表，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力批当时的盲目西化的狂潮，为打击当时的各种极端文化行为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与积极的借鉴，尽管其避免不了有相当政治立场的介入。但历史的潮流所趋，并不允许当时中国文化界的理智与有序。鲁迅、胡适等作家站在中国当时实际需要的立场，奋力抨击王、陶等的文化主张为伪救国主义，尤其以胡适的批评为最有力，最具代表性。胡适连续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等文章，与王、陶等展开论战，并指出《宣言》的精神，其实只是张之洞《劝学篇》的延续，更主张将“全盘西化”转向“充分世界化”。论战的结果不甚明显，或者我们简直可以说本次论战，更模糊了士文化与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然盲目西化的火苗，至此总算浇了下去，其对后世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士文化的内核的丧失与俗文化的精元的涣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将完全处在一个难于自立的困境当中。立足当代，葛红兵教授指出：中国文化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文化共识的缺乏”。在当代的文化语境当中，中国一元文化理念的阴影一直存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血腥镇压与野蛮同化”，也并没有随新文化运动巨大的急流而逝去，世俗文化——大众文化——也没有随士文化的社会地位的崩溃而抬头。人民群众还未能完全意义上地领悟到个体文化选择与社会潮流之间的关系，往往为一种变相士文化——精英文化所牵制，而失去其应有的主动地位与文化自觉。权威态度与平等态度的双重存在，致使现代人在获取知识体认自我时，每每呈现出一种忸怩的彷徨甚至丑态。现在让我们把思维的触角返回到“易中天现象”中来。余秋雨先生曾说：“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易中天的文化现象，无非也是这种“无奈”的具体体现，而导致这种无奈的原因，正又是因为“文化共识的缺乏”，归结性地说，是因为俗文化丧失了一个强而有序的文化精元。目前的所谓主流文化界，往往“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语言，把伪饰、琐屑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文化人自身方面更未能形成独立、良性的文化品格，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化精元严重缺失的集中体现。比如提出“建设文化共识，树立大众文化主体地位，尊重大众的文化意愿，是前提”，“文化建构应该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等一系列良好有效的见解的葛红兵教授，在易中天的市场化文化传播得到良好的社会效应时，不顾贻人口实，大肆放言抨击易中天那是使“思想成笑话，历史成娱乐”的不负责任的文化行为，是要“误人子弟”的文化语言，是纯粹商业炒作的文化格调。

    诸如此类事例，在以所谓“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界或评论界，是数见不鲜的。其名义上要求“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直接对话，实际上却始终坚持了“学术是历史的冷漠证词”的文化价值取向，处处责难、处处抨击真正与大众打成一片的文化人与文化现象。一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圈子里面，所谓品格，往往是指一个人不在公共空间抛头露脸，包括不在公共空间做好事，只要闭门读书，也不管读什么、做什么，都能够有了品格了。”当代世俗文化的精元的缺失，以及当代世俗文化所捧生出来的“精英文化（所谓‘精英文化’即‘士文化’之现代语法换算）”的自身格调的游离，是造成中国文化当前两难局面的主要原因，而所有这些问题，又不能说不是上个世纪初所进行的毫无准备毫无基础的一切极端文化行为的遗传与影响。当代文化界的各种动向，或有意或无意，都正在延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潜伏性破坏力。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文化人愿意看到，目前文化界的活跃，竟只是隋唐时期一样的一种文化弊端的变相与放大。因此，为振兴中国文化，寻找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梦想着的士文化与俗文化的契口，以实现中国文化的二元以及多元体系的建立，在这里提出俗文化精元的重塑，是非常之有必要的。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节目，在笔者看来，正是俗文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崛起的具体体现，我们不仅能看到俗文化精元重塑之必要，更能看出其崛起之可能。最后，笔者以一句颇有象征性的诗来作结，那就是：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参考文献及资料：

杜月美、张巨成等著：《中国文化散论》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化中国文化》 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曹锡仁著：《中西文化比较导轮》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张伸府等著：《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 《读书月报》第2号

章开沅等编：《比较中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余秋雨文化讲演视频资料 凤凰卫视电视台

葛红兵著：《有共识的文化才是文化》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