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魔肆虐，泣血汶川；天地同悲，长歌当哭。此刻，缪斯醒了。

这位西方传说中的诗神，是在睡意“朦胧”中醒来。就在那一刻，当她把视线开始投向东方的中国时，她惊讶地发现：这个曾是诗歌王国却让诗意沉寂多年的国度，几乎是在一夜间，成千上万首抒写同一主题——汶川地震及救灾的诗作布满众多媒介，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手机、电信，仿佛李杜再世。

这是一个闻之催人泪下却又令人感奋的“诗歌现象”。之所以称为“诗歌现象”，不光是因为成千上万首诗作，还因为千千万万的大众（尤其是网民）也加入了诗歌作者的队伍。为此，新华社在其5月28日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上，集中发表《诗情记忆，让我们缝合悲伤凝聚力量》、《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现象》、《此时，为什么需要诗歌，它又能给我们什么》等三篇文章，对这一现象作了详尽的评析。

是的，《妈妈，别哭》、《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哭泣的鸽子》等这些在全国已经广为传诵的诗作，其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正是他们，用这些充溢悲怆却又震撼人心的诗句，浸润着一腔热血和行行热泪，感动了全国亿万人民。

诗，是属于时代的，是属于激情的。汶川地震后的诗歌现象再一次说明：人民群众仍然是欢迎诗歌的，但欢迎的是笔触饱蘸生活激情、内容富有真情实感的诗歌。没有激情，就没有诗。我们过去所说的“悲情出诗人”，“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诗是人们心里烧起来的火焰。这种火焰烧着，发出热，发出光。”而众多作者所以选择诗歌这一体裁，也正是因为“抒情诗比任何艺术形式更有利于宣泄多种强烈的感情”（弗洛伊德语）。

这，就是汶川地震后的诗歌现象所给我们的启示。

然而，在如诉如泣的吟诵中，我也发现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汶川地震后往日名诗人的群体性迷失。为什么最早传递悲情抒发爱意的是那些普通网民？甚至在无数“草根诗人”（权且借用今天的流行语）涌向媒体阵地以后，仍然不见那些名噪一时的诗人们发出声音？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么？

我当然不想责怪名诗人们，但实在巧得很，近日我与老友吴兴人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共同主编了一本有关汶川大地震的诗集《不屈的国魂》，印象同样如此鲜明。我花了四个白天、一个通宵以及不时夺眶而出的两行泪水，从全国各地万余首诗歌中选择了近百首诗作精品，也几乎是清一色地出自“草根诗人”的手笔。

我问了几位在诗界颇有名气的朋友，有的倒很虚心：是写不出；在这巨大而又惨痛的灾难面前，“我们的”任何语言都已经显得苍白无力。有的在私下里交流时也很直率：分行排列就是诗吗？像是又在贴标签、喊口号了！

对诗人们的直言（也恕我直言——他们早已打上很深的“学院派”烙印），我很理解。唯一不解的是：“标签”、“口号”就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吗？我倒认为，这“标签”要看是什么时候贴，“口号”要看是什么人喊。比如，当下神州大地处处如惊雷爆吼的“加油！”（且用的是各地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这口号出现在诗歌中就显得不雅了吗？就失之于“浅薄”了吗？

中国作为诗的国度，《诗经》等最早的诗就是从人民群众从事田间劳作的劳动号子中诞生的。上世纪初诗歌革新期，也有多篇进步诗作将充满泥土气息的号子糅合进了诗歌，鲁迅亲切地称之为“吭唷吭唷派”，也郑重地视作一个流派。解放战争年代的“枪杆诗”、解放后的“山药蛋派”，其大众色彩、泥土气息均一脉相承。

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一代人，虽然是读着海涅、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长大的，但对贺敬之、郭小川等“本土诗人”尤其偏爱，那气势磅礴、贴近生活而又韵味隽永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甘蔗林，青纱帐》等，曾让我们读得如痴如醉。可是到了“文革”时期，“配合中心”论扭曲了诗歌的涵义，具象的直白被无端强化了，报刊上堆砌的确是“贴标签”、“喊口号”的“诗句”。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朦胧诗”、“实验诗”、“城市派”等各种流派在诗坛竞相崛起。应该说，创新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殊不知，过些时候又起了争议，有人说“新潮”诗变得“晦涩难懂”，脱离时代和生活，一味表现自我感受，距离当前人民群众正在从事的伟大改革实践愈来愈远；有人甚至将那些玩弄词藻、空洞无物的诗句斥之为“无病呻吟”。

记得当时——18年前——我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诗的短文，文中有段话对这一现象作了如下评述：

“过去贴标签、喊口号的诗句确是味同嚼蜡，令人生厌。但某些''新潮诗''唯直觉是上，唯朦胧是上，深陷绝对化的泥沼，亦不可取。”

“我无意倾翻舒婷的那条在雾海中悠然穿行的''双桅船''。''新潮''诗可以描写个人的遭际感觉、欢乐和痛苦——他们这些诗人的确真实地反映了一代青年的喜怒哀乐、迷惘和矛盾，某些表现手法甚至同象征派、意象派不期而遇，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新潮''诗人更要面对时代风云、人民生活的广阔海洋，去写人民的爱憎，去反映时代的悲欢。”

“当今改革大潮波澜壮阔。我们需要小桥流水的吟唱，更需要大江东去的呐喊。”

不幸的是，这种声音被当时潮流所裹挟，显得是那么微弱。孰对孰错，莫衷一是，但随后所出现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报纸副刊连同诗歌期刊日益走向沉寂，而诗歌读者高地也开始严重地“水土流失”，最终陷入“大诗人写诗小诗人读，小诗人写诗没人读”的怪圈。

无庸讳言，诗歌在当代文化里地位的失落，以致造成这个“怪圈”，是过度学院化的结果。今天中国的诗歌教育和创作几乎完全被大学教育和专业诗人们（亦包括报纸副刊编辑）所垄断，和主流社会缺少互动。体制化的结果是美学标准的固定和诗歌读者的一元化。读者群几乎完全由诗人、未来诗人（即我们戏称的“小诗人”）和少数的批评家所组成，难免有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倾向。

诗，一定要走出高深莫测的“学院”、高不可攀的“殿堂”。能不能走出来？我后来有一度曾以为——可能大多数专业诗人和报纸副刊编辑都同样以为，当今社会经过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娱乐为主要形式、以消费为载体、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不再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是满怀富裕梦想地栖居在大地上。而在快餐文化的潮流中，人们会逐渐失落崇高感与英雄主义气质。诗神，只能为虚无击节而唱；抑或在空虚中继续沉睡。

现在，当我看到在汶川抗震救灾中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无数“草根诗人”所创作的千万首感人肺腑的诗歌，使我顿悟：我的想法错了！这是一个仍然需要牺牲的年代，是一个英雄不会寂寞的年代！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演变。社会与大众仍然需要诗的韵律。

我想起了诗人裴多菲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诗歌不是大老爷们的客厅，只有穿着华丽的衣服和穿着光亮的皮靴的人才可以走进；不！诗歌是座神圣的教堂，那些穿着破皮靴的人，甚至赤着脚的人都可以进去。”

醒来的缪斯，您听见了吗？作为一位“外宾”，您到底对当今中国的“草根诗人”怎么看？我想，这已经不重要了。不过，你醒得是时候。

2008年6月4日 来源:东方网  作者:章成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