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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长篇小说——一切正常!

2007-12-28 阅读1602次 本站网友 yanyangtian 发表 【字体: 上一篇<<>>下一篇

2007年的长篇小说波澜不惊,是一个正常的文学年景。

对历史或文化传统的重新书写,是2007年长篇小说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现象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期待或想象的大作品。那种理想或期待的作品究竟是否存在呢?我们在耐心等待。

构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小说,在这个工业化和一切皆要“有用”的时代,成为人们责难、争论纠缠的中心。文学已死的争论一次又一次被推到前台,当代文学垃圾场的断语让人们充满失望的悲凉。撇开喧嚣的争论,200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究竟现状如何?

2007年的长篇小说波澜不惊,是一个正常的文学年景。如果勉为其难地概括这一年文学状况的话,那就是各种题材、观念、想法在全面涌现的同时,本土传统文化在叙事中的“复兴”,是最抢眼的现象。

年初,盛可以的《道德颂》(上海文艺出版社)语出惊人。如果简单概括这部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鸦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鸦是这个时代文学表达最常见的婚外恋的故事。但越是常见的事物就越难以表达,在常见的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就是作家的过人之处。而盛可以恰恰在别人无数遍书写过的地方、或者止步的地方开始,让这个有古老原型的故事重新绽放出新的文学光彩。《道德颂》将男人与女人的身体故事,送进了精神领域,旨邑与水荆秋所经历的更是一个精神事件。

陈行之的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作家出版社),如果只看书名,会以为这是一本很时尚、很流行的“小资”书,或者是一本“网络”小说。但这是一部与知青生活有关的小说鸦是一部重新阐释或想象知青历史的小说鸦是一部在历史中发掘和展示人性的强悍或无能为力的小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知青小说进入1990年代之后逐渐消歇,那段历史即便在当事人的视野里似乎也渐行渐远逐渐隐去。在这个追新逐潮的时代,很少有人耐心地思考一个历史现象;包括知青题材的小说在内,尽管已经积累了很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让人振聋发聩心头一震的小说。

彭定安的《离离原上草》(万卷出版公司),是一部全景式反映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命运的长篇巨著。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编年史,是一部充满了理想主义诗意的自叙传。他用新史传的笔法,在继承史传传统的基础上,探索了史传笔法的新的可能性。理想主义的诗意,是小说最主要的特征。这主要是指主人公对苦难的态度,对坎坷命运的态度。欧阳不是在控诉苦难,不是夸张地将全世界的苦难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里的苦难是一种客观的呈现,是与国家民族命运同时表达的。因此,作家希望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杨廷玉的长篇小说《花堡》(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农村改革者的创业为依托,书写了新世纪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部近40万字的作品中,作者以写实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乡村改革故事。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却将中国乡村在面对城市化进程时的全部矛盾的复杂性,尖锐而深刻地呈现出来。《花堡》打破了对乡土中国的传统叙述模式,从多重角度深入解读了城市与乡村间的矛盾关系。

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作家社),在当下“农民工文学”的潮流中独树一帜。它虽然也写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遭遇了现代性之后的身体与精神苦痛,写到了他们难以还乡归程难寻的现实矛盾,但孙惠芬扎实的文学叙述能力,以及她对乡土中国生活的熟悉和敏锐的感受力,使《吉宽的马车》的文学性,超出了以往我们看到的与“底层写作”相关的作品。特别是她对前现代乡村的书写,文字之优美令人叹为观止。

麦家的《风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一个绝对的例外。在小说创作受到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诟病,“文学之死”的声音此起彼伏的时候,《风声》一出洛阳纸贵;而小说中的“老鬼”李宁玉的惨烈而死,使这部险象环生丝丝入扣的小说,成为一曲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表达的生活与麦家没有关系,麦家的出生距风雨飘摇的中国还相当遥远,是一部电影、一个“杀人游戏”、一个教授的“叙述”,点燃了麦家的灵感。它的仿真性,与“贾雨村言”如出一辙,但亦真亦幻的仿真性书写以及对具体细节的描绘和人物心理的刻画,显示了麦家虚构故事的能力和掌控、驾御小说的才华。更重要的是,《风声》是一部有是非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小说。它在险象环生命悬一线的情节中,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庄重情操,维护或捍卫了文学的最高正义。

张学东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1970年代作家。他的《妙音鸟》(《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7月),是一部正面写“文革”的小说。他只能凭借间接材料或历史文献,敏锐地捕捉与题材相关的信息。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读过这部长篇小说之后,张学东超强的虚构能力和艺术想象力给人以信任和鼓舞。“妙音鸟”是个人面鸟身的神鸟,但在小说中这个意象却意味深长。面对苦难绵延的历史,乡村的文化信念在默默地承传,这既是作家的一种祈祷,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祝愿。

多种观念和题材小说的出现,进一步显示了当下文学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趋势。但是,2007年长篇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在文学中被“复兴”的传统文化。关仁山长篇小说《白纸门》(春风文艺出版社),开篇描绘的就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场景。在小说的“引子”《鹰背上的雪》中,出现了49个关键词,而这49个关键词也恰恰是《白纸门》49个章节的标题。《白纸门》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绘。它像“箴言”或“咒语”,它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白纸门》重返民间文化,重新表达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和顾忌,意义显然重大。

储福金的《黑白》(人民文学社),是一部书写围棋文化的小说。小说着意刻画了主人公陶羊自的成长经历,更重要的是,小说将家国叙事与人物成长缝合得恰倒好处。在揭示围棋文化内涵的同时,也隐含了作家对竞技围棋一争高下、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功利主义理解以及传统文化在当今语境中的矛盾或问题。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人民文学社)叙述的故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两个时代,但时代的大变化、大动荡、大事件等,都退居到背景的地位。我们只是在乡村行政单位建制、万泉和的身份、批斗会现场和一些流行的政治术语中,知道小说发生在“文革”背景下。但进入故事后我们发现,后窑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风俗风情仍在延续并支配着后窑人的生活方式。那些鲜活生动的乡村人物也没有因为是“文革”期间就改变了性情和面目。百年文学,我们见过了太多的勇武之士,精明市侩、太多的叱咤风云的英雄,太多的血雨腥风或暴力美学,很少见到万泉和式的谦卑忍让、诚实诚恳、甘愿吃亏、只想别人的博爱人物。这时,我们却是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悖论:我们不知道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批判万泉和,不知道是应该同情启蒙还是怒其不争万泉和。这个两难,却是范小青叙事伦理的胜利。她超越了启蒙、悲悯、同情、大悲大喜、悲痛欲绝、欢天喜地等叙事的主体霸权。她客观的描述或人物自然形成的人性力量,包括万泉和身上我们能够接受或难以接受的全部。

贾平凹的《高兴》(作家社),是他第一次用人名做书名的小说。按照流行的说法,这是一部属于“底层写作”的作品。刘高兴、五富、黄八、瘦猴、朱宗、杏胡等,都是来自乡村的都市“拾荒者”。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是拾荒。但是,面对中国最底层的人群,贾平凹并不是悲天悯人地书写了他们无尽的苦难或万劫不复的命运。有趣的是,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的时候,有意使用了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生活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了他们情感的以浪漫的特征。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了解救孟夷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甚至可以说,刘高兴和孟夷纯的故事,是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这个奇异的组合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能。但是,也正因为是“才子佳人”模式,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才没有发生“嫖客与妓女”的故事。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危难中的浪漫情爱是最为动人的叙事方法之一。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工夫;而在情节上,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高兴》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贾平凹坚定地向传统文学寻找和挖掘资源,不仅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新的路径,同时也显示了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勃勃雄心和文学抱负。

在文学修辞上还值得重视的,是李师江的《福寿春》(人民文学社)。这是一部当代白话小说。它对世情世风、世道人心的描绘,完全镶嵌于明清白话小说的形式中。他对小说语言和叙述形式的积极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文学的修辞传统和对日常生活、市井生活的盎然兴趣,使小说语言以传统的方式焕发了新的生机。

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人民文学社)很像是一部家族小说,但它不是家族小说。它是终结了生活于老宅中两个居民群体、反映时代历史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小说:家族历史在老宅中终结,前现代或欠发达时代的民居生活,在老宅被付之一炬时也同时终结。但这是一个令人喜忧参半的故事。表面波澜不惊,但内部阴沉、危机四伏的家族时代永远地成了历史;喧嚣热闹、纷乱杂居的生活也即将成为历史。这两个时代的终结,都是中国社会历史巨变的象征,也应该是历史的表征。但是,当老宅化为灰烬的时候,“几乎所有老宅人都回来了,大家围着这堆废墟不发一言。”这本应该是一个进入新时代的庆典仪式,但它的场景却充满了凭吊般的感伤,成为一个告别仪式。更有趣或值得深究的是,这个让老宅的历史永远消失的人,竟是一个神志模糊的“二傻子”。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在作家不经意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对历史或文化传统的重新书写,是2007年长篇小说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现象显然是意味深长的。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期待或想象的大作品。那种理想或期待的作品究竟是否存在呢?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2007年12月27日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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