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写了一篇《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认为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作秀诗人”；其后的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诗人，都是“作秀”大家；发展到金圣叹“用被杀头来作秀”、周作人“作秀作到了当汉奸的地步”、郭沫若“作秀导致不瞑之悲”。这样一来，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史，就变成了一部令人作呕的“千年文人作秀史”。真可谓大谬不然！

“作秀”，是近年兴起（原有而不常用）的一个贬义词，指那些夸大其词的自我炫耀、自我张扬等等。自然，也有些“作秀”披了一层“谦虚”、“自抑”的面纱，“秀”得比较高明。“作秀”，大行其道于“演艺界”，是那些“明星”们扩大知名度的重要手段。文界、学界自然也有，但相对较少，因为可借以“作秀”的机会不多。有的作家一再表示要“封笔”，如何如何，但事实上仍在不断发表作品，撰写自传之类，就被人们视为“作秀”了。其实，这样的“作秀”力度不大，在文界、学界的数量也不多。

说起古代，文人、学者“作秀”的更少。“作秀”，说白了不就是自我炒作吗？这是古人之大忌。古人虽然要走仕进之路，要考进士、中状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那要靠真本事，不能靠自我吹嘘，自我炒作，即今之所谓“作秀”。比如唐人考进士，时兴“投卷”（亦称“投献”），即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大官僚、大作家、大诗人过目，求得他们的“青睐”，以便得到保举或推荐。要说“作秀”，这或者可以当之无愧吧？但并不然。他们送上去的都是自己的名篇佳作，有些已经传诵一时。把它们送给前辈或达官贵人，是十分严肃也十分自信的举措，何“作秀”之有？

广而言之，古代的文人、作家上书进言、写诗明志，都不是为了个人的进退，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苍生、黎民，也根本不是什么“作秀”。最突出的是屈原，他被黜之后，引吟泽畔，发愤抒情，上下求索，朝饮坠露，夕餐落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既热烈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也无情鞭挞了楚王的昏聩和权奸的误国。他虽因悲愤过度而投江自沉，但他的为国为民的伟大情操却惊天地而泣鬼神。屈原是一名不朽的爱国诗人，他本人和他开创的诗歌传统都已经永垂不朽。把屈原列为中国文人千年“作秀”的始作俑者，这不能不说是佛头著粪，羞辱圣贤。同样的，把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伟大诗人都一概说成“作秀大家”，也同样是贬损和污蔑。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史，绝不是一部什么“千古文人作秀史”。不仅伟大诗人、作家的优秀作品不是什么“作秀”，即使他们的一般作品甚或个别败笔，也需要做认真细致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化地称之为“作秀”。再退一步说，文学史上的很多复杂现象，诸如金圣叹被杀头时狂叫“快哉”，周作人附逆当汉奸等，也不是一句“作秀”所可解释。

现下盛行调侃之风、曲解之风，任何严肃圣洁的东西都可以诋毁、辱骂、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此风断不可长！

来源：《人民日报》2007-09-25 第14版  作者：袁良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