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人类所面临着的是一个广袤无垠、诡秘纷呈的神奇世界：崇山峻岭、江海湖泊、鸟兽虫鱼、狂风暴雨、闪电雷鸣、大漠落日、戈壁荒漠，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弥漫硝烟、新生婴儿的啼哭与行将就木者辞世前无法理喻的浊泪，……一切的一切，从世界万物到春夏秋冬的四季转换，从人的出生到死亡，从自然界动物的迁徙到人的生存、疾病、瘟疫、死亡、灾祸，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欲争夺、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抗争、愚味与文明……这些在本能的黑暗和理性的光明中存在着的宇宙与人类之间的一切现象，都令我们迷惘、惊悚，感到惊奇、茫然，更使得我们困惑不已！
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征服他所置身的这个令人神秘的世界。人本由宇宙间万物孕育造化而成，然而一旦成了富有智慧的“人”，他就注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并反过来重新创造着世界的一切。于是，原始的自然也随着人的足迹的到处践踏而成为“人化的自然”。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人，又创造了另一个时间和空间--这就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潜藏的虚幻的时空。这种虚幻的时空艺术实际上是人在这个世界生存过程中心灵的感应物：它是人与世界的对话，是人与人的体验之交流。当人敏感的神经为其关注的对象所触动之际，他的心怦然而动，于是便有一首诗或一支歌从他的心田自然而然地流出。陈子昂失意于幽州(北京城)之际，他吟唱出这一支响彻万世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他对历史、对人生乃至对整个人类的喟叹。像陈子昂这样能够写出令我们为之动容并产生共鸣作品的人，我们便尊他为“艺术家”。当我们每每读到为之击节拊掌的艺术品时，我们都不禁钦佩作者的智慧：多么丰富的情感，多么美妙的想象，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深邃的观察力！继之而来的是疑问和探究：这样的鬼斧神工得之何处？--而这正是我下面要探讨的一个论题：艺术的困惑及其自救手段。
我以为，对于艺术家来说，困惑是一种切身的生存体验，是其自身情感负荷的主要构成。而对于那些尚且徘徊、游荡于艺术殿堂门前的未来艺术家而言，困惑恰恰是一条通往艺术之宫必经的心灵历程。正因为面对现实所生的困惑、迷茫、抑郁、苦闷、惊奇与不可理喻的丰富心绪的奔腾激荡，驱使着他们拿起笔，从而步履蹒跚地迈向了艺术创造这一自我拯救的坎坷之路。在这样的情形下，接踵而来的是这样的抉择：是急于摆脱情感负荷、回避内心深处的困惑，还是认真地对其加以审美反思？
困惑是一种生存体验
美国作家斯泰因将海明威他们称为“迷惘的一代人”。其实，何止“一代”人？我们人类自从进化成为“人”之后，都自始至终地呈现着迷惘、困惑的心态。如果当年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不被那条狡猾的蛇所蛊惑和启迪，人类也许至今还处在混沌蛮荒的原始生命状态之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通过“劳动”而进化。因此，理性和智慧就成为推动着人类不断前行的一个阿基米德杠杆支撑点。既然不愿被震耳欲聋的万钧雷霆和令人眩目的闪电所威慑住，人类就得去解开自然现象的谜丛，消除凝结于心中的种种心理迷惑。这样我们方能面对广袤的宇宙而自信十足。人类的求知欲不正是为了适应生存而孳生，人类的文明不正为了摆脱人自身的心理困惑、增强生存的信心而得以长足发展？然而，作为“人”的心灵世界又是何等错综深奥、玄妙莫测啊。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巴尔扎克曾满怀豪情地宣称“我粉碎了一切障碍！”这是何等的自信与豪迈；而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卡夫卡却皱紧眉头嗫嚅道：“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我!”这又是何等的自卑与悲凉。由此看来，作为人类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艺术，它并未随着时代前行步伐的加速而溶化那凝结在心头上的冰块。也许甚至相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内心负荷愈加显得沉重呢！面对着令人心乱神迷、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时代，在科学家们欢欣鼓舞兴奋异常的时刻，文学艺术家们却瞪大了惊恐不安的双眼，小心翼翼地加以审视观察：这是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吗？我们真的活得很自由自在吗？目前人们的种种行为是否合理？……可见，文艺家总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总爱用疑惑的目光审视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切。正如毕加索恪守的信念：“反对先于赞成。”正因为这样，艺术家在俗人熟视无睹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事件里，发现了使他们情感上无法忍耐与承受的东西：当林林总总的机房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轰响之际，艺术家们张惶地看到宁静的大自然遭到了无情的毁坏，清澈的河流变得污浊，蔚蓝的天空飘浮着刺鼻呛人的浓烟，人们心目中的田园牧歌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在鲁迅眼里，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被人欺压的阿Q，他革命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要去欺侮和他一样贫苦的贫民，压迫和掠夺曾经压迫掠夺欺侮过他的人；当人们喜悦地搬进城市里现代化的温暖居所后，又开始怀恋起乡村恬静和谐的自然山水，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又购置了古朴而富有诗意的乡间别墅。这似乎与现代化的时代潮流相悖！人们总是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历史，“以古为鉴”，而现实生活里又不断地重演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喜剧或悲剧，以致更后的研究者惊呼：也许历史本身就是一出滑稽的、不断地重蹈覆辙的大悲剧……。一切人类行为都似乎陷入了鲁迅讥讽的“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①
不仅如此，艺术家内心也聚积着重重不可解脱的矛盾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家显得双重的悲哀与荒凉：他们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尤其是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同时又意识到旧文化中的“劣根”基因，内心深处激荡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当他们将个体生命投入到具体实践并付诸行动时，又显得仓惶失措而顿觉窘迫：道路之中并非只有想象中的鲜花，更有惨不忍睹的鲜血与坟场，当个体的自我献身于群体的事业之中，个体生命又因为群体的制约而有些萎靡，正如詹姆斯. 乔伊斯指出的：“个人是离心的，而国家则是向心的”。在这样的张力场中，个体则感受到无尽的痛苦。瞿秋白在他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中就流露着这样的“二重人格”的困感与激烈的内心冲突：内心渴望着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像以往的文人士大夫一样守着孤灯、静夜读书，可是苦难多灾的国家在动乱时期根本容不下一张书桌。于是，他痛苦地扮演着双重人格的文人与政治家角色、不得不在政治生活的厉风险浪中漂浮。女作家丁玲的小说《在医院》早就意识到这种困境。主人公陆萍带着美好的生活理想投入到新的生活里，然而她总是觉得生活于“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实脱离了似的。”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严酷的现实，击碎了陆萍的罗曼蒂克梦，上级的无知与外行，同志间的冷漠与猜疑，枯燥单调的护理生活，使得她极不自在，总觉得“新的恐惧在压迫着她”。陆萍困惑不解：这样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自己。” 这种困惑心态，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社会正在高歌猛进向现代化过渡。然而，纵观文艺史，文学艺术家则无时无刻不在充当历史链条的“中间链”角色。旧的事物已经毁弃，他们毫不迟疑地在理智上与既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斩断联系。然而，面对陌生的现实，他们又百般挑剔、不肯轻易置信并归附。他们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精神的流亡者角色，不知道何处是终极漂泊地。这是一种未被流放的自我放逐。他们始终在探求摸索，始终在“新”与“旧”之间游移徘徊，有时甚至宁愿怀恋旧情，重温已经过去的某种难以忘却的些许温馨。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一直没能脱开“行吟泽畔”的屈原影像，仿佛西绪弗斯不停地从山脚把巨石推向山巅又从山巅落下以致循环无尽。在这种无尽的困惑中，他们在观察与审视。在审视自我内心的同时，也在考察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并力图把握人类的整体命运。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精神迷宫中秉烛而行。我相信，人的生命总是从他所遗忘了的经验开始，尔后伴随着一种尽管他参与却又无法理喻的经验而告终；人生是一条满载迷茫和困惑的弯曲的溪流，人在其中升浮，挣扎得精疲力竭后才肯沉入水底
因此，可以这么说：心灵的困惑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负荷，是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经验、一种“必要的张力”。文学艺术正由此而升华、诞生。
艺术的困惑是一种审美活
何谓“困惑”?一般的辞典大多这样解释：感觉疑难，不知道该怎么办，陷在艰难痛苦中无法摆脱。从艺术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困惑则是一种神奇奥妙的心理状态：当艺术家为生活中的某一偶发事件、某个人物的命运（或片断）、或者是某种自然界的景象所感动，进而激发了他心灵的创造欲望之际，他对此反复地吟味、琢磨、体察，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此时，他的艺术思维处于混沌朦胧的势态，似乎若有所悟，却又无法阐释和澄清；他为那打动他、感染过他心灵的事物所缠绕萦怀，更为这一触动他心灵的事物本身所包孕的“意味”诱惑而心驰神往。他神魂不安，内心躁动着一股说不清的激情。因为艺术家的心灵已被他所偶然碰到的那场景、人物、事件所潜藏着的火苗而燃起熊熊烈火。他的人生阅历与经验，他的生活印象与他对世界、对人的命运的思索的热情，又一次被那场景或事件所触发，他的脑际纷纷涌现出无序的人生场景，他想把这些涌现出来的联想画面描绘出来，使混沌无序的人生印象变得有序并赋予某种“意味”。然而，他的思绪却像一只牢中的困兽在东奔西突，又如狂风裹挟的浮云飘忽不定，他想把握住、固定住这些令他感动的画面和有意味的印象。他长时间地为这些印象所困厄纠缠，使他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创造的热望也使他不忍摆脱。仿佛即将分娩的母亲，为腹中躁动不安的胎儿带来的剧烈阵痛所痛苦烦恼，却又心甘情愿地忍受着难以言说的巨痛。因为，一个新的生命即将出生，创造的使命已降临。这时，艺术家们真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又“心游万仞”。一旦他们接受了生活的赐予、创造新生命的激情一经引发便日益膨胀。除了创造，他们显得别无选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情感深渊而又无法说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渊。他们的思想随着情感的狂涛而运行，艺术思维的野马在茫茫的时空里纵横驰骋，而艺术家却不得不信马由缰。他们面对着人生的某一场景、某一画面、某一事件无法解释。他们只有沉默，并在这漫长的沉默中期待着豁然开朗的辉煌瞬间来临。
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具备的生存体验，艺术家与非艺术家对待困惑的态度迥然不同。本质的区别在于：艺术家善于将这种心理体验提炼、升华为一种美学反思。譬如，一般的人如果家道由盛而衰、从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子孙，猛然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沦落为一个破落户子弟时，他们恐怕只会以泪洗面、埋怨命运的不济或者慨叹世道无常。但这种普遍的情感发泄(如痛哭哀叹之类的情绪)还不能成为艺术，这样的人也成不了艺术家。曹雪芹经过“披阅十载”的辛苦后，终于写就的《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绝唱珍宝，就因为曹雪芹用艺术形式表达了他那坎坷、饱含辛酸的命运，并进而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于是，曹雪芹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家。那末，为什么像曹雪芹这样的艺术家能将心灵的困惑外化为艺术形式呢？也许有人会觉得，艺术家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极具天赋之才。其实不是。卡夫卡有句话说得极为精譬：“诗人总是比社会的平均值更小和更弱。所以他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所受到的重压，要比他人的感觉远为强烈和沉重。”②显而易见，艺术家的心灵并非全象巴尔扎克那样充满了自信，他们由得旧显得极其脆弱敏感，他们在世界中表现得尤其的多愁善感，他们的心理机制在常人看来总像有些不同程度的“变态”、不可思议。巴金在童年时代看到心爱的大花鸡被厨师宰杀时，竟为一个生命的无辜遭扼杀气得流泪；生性拘谨、不善交际的卡夫卡应邀参加朋友的婚礼时，竟然觉得他那一颗渴望独处与自由的心灵依然停留在自己的家中。与一般人相比，文学艺术家的记忆总显得远远胜过普通人。如果读一下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夏衍以及普鲁斯特、高尔基等人的纪实性作品（包括回忆录和带有浓烈自传色彩的作品《朝花夕拾》、《湘行散记》、《懒寻旧梦录》、《追忆逝水年华》、《人间三部曲》等），我们便强烈地觉察到这一点，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与超人的记忆力使得他们常常处于浮想联翩的状态，偶有触发，往事与印象便纷沓而至。另外，艺术家的感性生命力总是强于理性分析能力。钱锺书年轻时数学总是考不及格，而他的记忆力却极好，他讲的最好的故事《围城》便是由“一鳞半爪”的生活往事繁衍而成。又有谁能想象写出《围城》这部佳作的大作家，竟然记不住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呢！艺术家活泼奔跃的感性生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使得他们常从别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小事中发现令人震惊和令人感动的东西。契诃夫听完朋友讲的某人丢失从他人处借来的猎枪这么一个极平常的故事，苦思一番后写出了催人落泪的短篇杰作《外套》；我国古代书法大师黄山谷竟然能从船夫撑篙的动作中感悟出书法的真谛……所有这些，都导致艺术家的情感冲动，使得他们敏感的心弦很容易为生活中的某一事件所拨动并迅即陷入困惑的心理状态。
正因为艺术家的心灵尤为敏感、锐厉、脆弱、悲天悯人、感性生命力旺盛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前提，处于困惑心理状态之中的艺术家，脑海里面总是腾涌着令他恐惧、令他难忘、令他渴望、令他难以捉摸的诸种神秘感觉，并且他的情感与全部注意力都为之迷惑。这正像曹禺谈及《雷雨》时描述当时的那种心态：“《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他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表现的，只是对于这一方面的憧憬。”③曹禺所表现的不正是他为之困惑过的“始终不能给他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吗？由此看来，艺术家的这种困感的精神状态的确与常人所具有的困惑心态不一样。常人的困惑心理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排遣或平衡，而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特殊的令他焦灼不安、躁动不已和神秘得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却是艺术创造的前奏和序曲--“这种写作的本领，有时的确有些神秘，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笔下的人物是怎么活起来的”（见《悲剧的精神》）；困惑正是艺术创造冲动和灵感的源泉。不是吗？那些在澄澈的精神状态中的艺术家，写出的作品总不及那些以困惑为起点创作的作品。同样是高尔基的小说，读他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远比读他的《母亲》觉得更有滋味；同样是茅盾写的小说，“《蚀》三部曲”远比《子夜》写得动人。而这正是因为在写《母亲》和《子夜》时，两位作家都围绕着某种鲜明的理念，思想本来就是澄明清澈的，那么，表现这种思想的作品其意蕴也就显得一览无余而不可能耐人寻味了。
艺术家的困惑，是一种心理负荷。它形成一股强有劲的巨大内驱力，将艺术家逼入艺术的轨道而运行。也有人认为“痛苦”的生命体验孕育出杰出的艺术家。这当然有道理，也有曹雪芹、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艺术大师的创作经历作为论据。然而，没有“痛苦与不幸”这种生存的体验而获得巨大成功的艺术家更多。像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样的贵族以及现代西方那些衣食无忧的艺术家，为什么也能获得创作的巨大成功呢？我觉得，亲历痛苦的生存体验固然可以造就艺术家，可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点：尽管没有不幸的亲身经历与痛苦的经验，但是，只要一个人具有了困惑这样巨大的情感负荷，那么，他也会同样获得痛苦的心灵(真诚的而非佯装的痛苦)，他的感性生命力也会变得旺盛起来。因为由困惑而生发的艺术想象会弥补自己经验的不足。有心理学家将艺术创作解释为艺术家的“白日梦”。可人们不禁要问，普通人也常做梦，为什么就不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呢？关键就在于，艺术家的创造是一种有意识的特殊劳动。而这可不是用“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就能概括的。这是一种更为奇妙的审美活动：审美意识是一切艺术创造的必要前提。以往，人们常将感性与理性、情感与思想对立起来。这样的分割也许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实际上，这很难说得上是否合理。詹姆斯.乔伊斯问他的一位搞绘画的朋友在作品中表现了什么，当听到“我想表达我的感受”的回答时，这位现代派小说家不无幽默地指责道：“那你就已经失去了理智。”④关于这一点，钱谷融先生指出：“思想是感情的升华，感情是思想的结晶”。⑤这就说明，感性与理性、思想与感情实际上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二者融为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很难找到一条泾渭分明的分水岭。审美经验并非无中生有，它是由审美主体在生活中获得的心理经验、也可称为感觉-情感经验。这样的心理体验，通过审美主体的熔化、提炼和加工，转化为一种观念化的情感即审美情感。这种感性、理性、思想、情感的交织物就是创造主体的情感负荷。(当然，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和写作技巧，这是另一话题，暂且不论。)而艺术创作，也就成为一种受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所支配的创造性活动。正因为理性之中永远包含有感性因素，感性之中也永远存在着理性因素，因而创造主体的审美经验才得以转化为观念、升华成为审美意识，在情感的推动下生成想象性经验并借助文学语言或画面等形式得以表现和呈示。审美情感是一种有意识的情感，是艺术家面临困惑所作的美学反思和烛照。因此，对原生的、鲜活的感觉与情感即心理经验进行加工的审美过程，是一种令人痛苦的升华程序。艺术家正是在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旷远精神境界中“陶钧文思。”
困惑作为一种人类自身的生存体验，要转化为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就必须经过创造主体的审美反思。换言之，艺术家能做到这一点，便在于他们对这种令他们困惑的情感负荷加以审美烛照。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一部作品是否“有意味”，主要取决于创造主体自身情感负荷的容量之多少，情感负荷的价值则取决于创造主体的思想深度--这并不是指对某种理性思想的接受程度，而是对令他困惑的一切人生现象的反思深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杰出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如我们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萨特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一样。
自救之路的迷失：对困惑的两种抉择
从创作角度来看，艺术家的困惑心理状态是一种直观与客观、人与物、“心”与“象”、“我”与世界水乳交融的精神境界。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外在的现象”与创造主体的心灵沟通之后产生的审美状态。刘勰则称之为“神用象通”。这种情境下，在艺术家的审美意识里，已分不清“心”与“物”的界限，理性意志与感性生命也纠缠不清了。正如王蒙所说，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并“不像哲学上的问题那么容易说得清楚，那么单纯。在文学创作上、文学作品里往往是非常纠缠不清的一种关系。”⑥实际上，困惑的心理状态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的必要的准备阶段，用刘勰的话说这是一种“虚静”之功。艺术家此时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沉浸于一种暴风雨来临前夕的宁静之中，他没有握笔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但这种创作前的心理准备是紧张的时刻。他们凝视着内心里被世界中的生命现象所激荡起的情感漩流，审视着涌现于眼前的纷纷扬扬的生活体验与审美印象。而情感驱迫下所产生的丰富的想象更使艺术家的思维展开翅膀，时而直冲九霄、时而俯冲地面，充沛鲜活的感受与他们所曾接受到的客观存在的审美信息，如九川归海腾涌成一片波涛汹涌的、朦朦胧胧的时空混合体。艺术家冷静地凝视着这些令他悲欣交集的思絮，他的所有情感已经全部贯注其中，你可以说他是主动的投入，也可以说他为呈现于眼前的绚丽心象所引诱而被动地投入，但你搞不清这种聚精会神是完全主动还是完全被动。这是创造主体与等待着被创造的客体之间强有力的互相吸引。这时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二者似乎不断地排斥又不断地融合，艺术家的思维时而如一泻千丈的瀑布，时而又如逆流而上的航船。诚如曹禺所言：“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应当承认，沉浸于困惑的精神状态中的艺术家是十分痛苦的。他似乎落入了万丈深渊，在里面挣扎沉浮。老舍在回顾《骆驼祥子》的构思和创作过程时曾说：“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满眼辛酸泪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简直就是将整个生命全部投入了，为解其中味，作者情痴神迷，到了忘我之境。然而，为困惑所纠缠的艺术家有时又是幸福的。他如在大海深处的觅宝者，当有某种特殊收获时，他会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福楼拜就认为搞创作“真是一件快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人类从自己的创造物中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而艺术家也正从那本质对象化了的、焕发着美的风采的艺术品中看到自身的本质力量。他由此感知、认识着世界。可见，困惑的痛苦中包藏着创造的欣悦。艺术家为了获得创造的成功，为了表达出内心美的感受，他们心甘情愿忍受困惑的煎熬而期待着那一个创造的宁馨儿的诞生。面对“惨淡的人生”甚至“淋漓的鲜血”，面对“天地间的‘残忍’和自然的‘冷酷’”(曹禺语)，面对扑朔迷离、混沌朦胧的人生景象，他们覃思积虑，力图让性灵之光穿透这些纷纭杂沓的表象，从而捕捉并把握生命深层的体验。如鲁迅所说，艺术家总是“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经受“残 酷的拷问官的拷问”。从艺术心理学角度看，任何情感的存在过程都有两个阶段：情感负荷即兴奋阶段，情感的释放阶段。由此发现，文学艺术的创造，便是文学艺术家灵魂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创作过程就是情感的紧张与放松过程。在对待情感负荷的态度上，除了刚才所说的艺术创造主体的全部投入之外，还存在着自救之路的迷误。迷误的具体表现便是逃避困惑这种巨大而沉重的情感负荷。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大的迷失：绕开冲击不开的暗礁，不愿意长久沉缅于这种情绕歧路的痛苦心态中体察个中三昧。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他们为情感的激流所惊骇，身临叵测的深渊，内心进退维谷，仿佛苦海无涯而渴求得以解脱。一旦有某种能够阐释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现象并将他们从这种困惑的心理状态中拉出泥潭的理性观念出现，他们就在心力交瘁之际，情愿迅速逃避紧张的漩涡。然而真正的审美经验中总掺含着强烈的痛苦因素，这是构成创造主体的艺术世界的极为重要的精华。如果企图借助于某种理性的思想，绕开困惑的暗礁，卸去沉甸甸的情感负荷，其作品的风采肯定会大为逊色。不少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中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形：逃避困感、让情感负荷从某种思想的通道中排去。正因为依附并简单地认同于某种“思想”，他们也失去了由困惑与自身情感负荷所生成的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特的美学批判精神。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产生的作品，其情感也显得不够“真实”，缺少一种可贵的艺术家的真诚态度，甚至掩饰苦难的现实。
曹禺说“写剧本一定要有真情实感，总是会有一个地方使你感动，让你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而后来当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发觉自己的空虚，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的时候，他却痛苦地发现自己写不出作品了！内心世界的情感负荷被理性主义思想照得清澈明了，再也没有什么令他们“憧憬”、为之“迷醉”的人生场景了。应当承认，对于艺术家来说，任何一种哲学观念或政治信仰都不可能全面地阐明人类面临的生存现象。曹禺自己就说过“人是复杂的”。真理不是也有相对性吗？歌德认为信仰是没有理性的，更何况艺术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呢？从我国古典小说名作《红楼梦》给读者造成的多种“命意”现象看出，文学家、艺术家的头脑总是兼容并蓄的，他们喟叹如烟的人生浮华，悲悯人生的苦难并体恤不幸。但是，他们的作品不作任何结论，因而给读者一种感觉：在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找不到人生答案。文学家艺术家创作出作品并非要改变读者的信仰和人生观念，而是表现他们所思索的东西，一旦回避困惑，艺术家就很难再有成功之作。即便有作品，也缺少份量。因为他们不再扎根于他们所熟悉的丰厚的生活土壤里，不再沉入无尽的困惑中上下求索，也就难以产生如鲠在喉、非吐不可的创造激情和艺术冲动。而艺术家不再听遣于内心困惑的“诱惑”，不再对这种生存体验作直面反思，也就失却了艺术家的灵魂与良心。1981年曹禺在和田本相教授谈话时，发自内心地告诫我们：“写作不只是靠着某个观念，是要流着血写的。这是多少年的生活感受，多少年的思想感情积累起来的，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从理性上接受了某种道路就能写出作品的。”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那种异常残酷的时代，在老百姓都穷得揭不开锅甚至饿死人的悲惨时期，还会出现连篇累牍的颂扬歌舞升平气象的诗篇，还有那么多新老文学艺术工作者狂热地为“文化大革命”欢呼呐喊；为什么在我们的文艺史中会出现众多的“伪艺术”、“伪文学”。可见，单凭某种思想的提炼、净化，只能捏造出虚假的“高大全”形象。而只有扎根于生活，才能够把握生活的原生美。也就是说，只有投入困惑并真诚地加以表现，艺术之花才会常开不败。
我们相信：“社会政治的观点，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文学不必以反映现实为直接任务”。 ⑧从另一角度看，艺术家并非社会和时代的代言人，而是社会与生活的敏锐的感应者。他的任务是把自己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表现出来，他吐露的内心困惑是属于社会的，因为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完全了解人类自己的内心。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如卡夫卡小说真实地表现了他的内心世界，而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了的病态心理与可怕的精神危机。优秀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与他所置身的经验世界是统一的，他的心灵总与社会发生共振。毫无疑问，艺术创造既是一种自我灵魂的拯救，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特殊劳动。任何外在的理性支柱对于艺术创造都不能、也不该起支配作用。
艺术家逃避困惑，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有的艺术家能够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时，他却因自己审美能力的局限而主动放弃了已涌现于眼前的一切。我们知道，许多艺术家都曾经毁弃过自己的半成品，或者干脆放弃对已获得的某一题材的加工创作。我想恐怕就是因为他无力对这种困惑的情感负荷加以艺术处理。而艺术创造的过程又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克服过程，即主观的审美意识与客观的生活表象之间互相克服的过程。一旦功力不逮，艺术家只能望而兴叹了。但是，人的本能总是力图征服困惑的，艺术家更想对之加以洞察和探究。于是，艺术家有时也会向某种能够澄清他这种困惑情绪的理念臣服，并在思想的支配下，去搜寻那些能够证明他所接受的理性观念的生活片断或生活经验。这种“操作”当然是十分省力的：只要将收集到的材料组合起来、充实那个理念的框架就行了。这种情形比较普遍：有的艺术家正是带着某个先验的理念去收集那些能够证明理念的故事构件。如有的作家、剧作家就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指针，写出大部头的长篇。艺术家的这种放弃自己的审美思考而对理性观念的简单认同行为是经常发生的。抛开对使内心困惑的情感负荷的洞察与审美把握，只能制作出“急就章”。这样的作品很难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的。因为一旦人们对艺术家曾坚持表现的那种理性观念产生怀疑，或者那个存在于作品中的理性观念变成为谬误，那么，艺术家含辛茹苦构筑成的艺术大厦就会随之倒塌、结束艺术品的生命。即便不是历史题材而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如果艺术家没有对现实生活中的纷乱表象加以长期的审美烛照就立即作出描述和评价，那么这类作品的生命也不会持久。蒋子龙等一大批作家在八十年代初期写的那些“改革”题材小说就是一例。今天再读他们的那类小说，就觉得很肤浅、枯燥。这便是由于作家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没有沉入连绵不断的情感激流中去深察那些为他所关注的生活表象，更缺少长期的对人的命运的生命感悟。
事实上，这种深奥的困惑情感是无法借助于理念来澄清的。在我看来，艺术家与其借助理念为通道，倒不如真诚地将他所体味的困惑借助艺术形式真诚地描述和呈示出来。这样做，也许能卸掉他那沉重的情感负荷，更能够对困惑的情感和心理体验加以澄清。当然，也有这样的艺术家，他觉得沉缅于困惑的急流中太痛苦，承受不了这种情感负荷的重压，便急于借助于某个理念来释放，从而让自己得到解脱，而他倒并不真正地迷信于这种思想，只是觉得有用、能让他绕过情感的暗礁罢了。
还有一种逃避方式是最可悲的。这就是困惑本身的减弱、艺术家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萎缩困顿。由于这种创造力的衰减，困惑就自然减弱。我们看到，许多艺术家在创作初期能够形成他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顶峰，而后，便体力不支，渐渐滑坡，再也不能创造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他似乎在自己的“成名作”(或曰代表作)中耗尽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创造激情，竭尽了感性生命力量，无力再一次攀登另一个辉煌的顶峰去领略艺术殿堂的妙境。这种情形在中外艺术家身上都普遍存在，而尤以中国的艺术家最为突出：成名作就是代表作。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事！
要成为出色的艺术家，要创造出辉煌的激动人心的艺术作品，除了走入困惑，别无选择。只有永恒地向困惑挑战，承受这巨大的情感负荷的压迫而非逃避它，才能在艺术道路上长足前进而不致迷失。《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艺术家要不断超越自我、创作出传世之作，那就在困惑的深渊中奋力搏击吧。曹禺先生说“善良的正直的勇敢的人，使我喜欢，我想写。卑鄙的凶恶的猥琐的人，我深恶痛绝，我要写。”⑨是的，就让审美的性灵之光，在那茫茫的艺术道路上，穿过黑暗的丛林，照亮斑驳陆离的人生吧！
引文出处：
①《华盖集.忽然想到》
②《卡夫卡谈话录》
③《雷雨》 四川人民出版社；
④《世界文学》1989年第5期
⑤、⑧钱谷融先生著作《论“文学是人学”》
⑥王蒙著作《创作是一种燃烧》
⑦《老舍论创作》
⑨引用曹禺先生的文字，见傅光明编《悲剧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