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演出一些“黑色幽默”，4月20日，在中国剧《天鹅湖》新闻发布会上，刘忠德先生在表示应该让老百姓多接触高雅艺术、提高审美层次之后，话锋一转直指超级女声：“超女、超男都来了，说得不好，就是对艺术的玷污”，并在其后又建议加强管制，并不排除取缔之。那么，就让我们回顾一下《天鹅湖》走近中国观众的历史，你会发现，今天被刘主任奉为高雅艺术代表的天鹅湖在中国流传，走过的也是一条曲折的道路，而在社会趋于开放的今天，谁能保证，据称是有4亿观众的超女，不会成为明天的主流呢？

《天鹅湖》与样板戏：革命不能代替艺术

作者：面冷心热

非常讽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用思想与行动毁灭一切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现芭蕾舞剧《天鹅湖》的。

“文革”期间，允许放映演的电影寥寥可数。国产片大约5部，无非是江青首肯的《地雷战》、《地道战》之类，外国片更少。前苏联的片子，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两部。反反复复地看那几部电影，任何人都可以把之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铭刻在大脑里，反映到行为上。而像《天鹅湖》这样的芭蕾艺术，用一句具有代表性的话来说，就是“它是资产阶级大腿舞,它催发你心底淫秽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使人堕落的精神污染而不自知.可悲!”这样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是不可能与观众见面的。

反复地做一件事，无疑令人生厌。但是，当年人们反复看《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也许是个例外：因为里面有《天鹅湖》片断。

《列宁在1918》是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可是，苏俄的编剧不知何意，偏偏在里面加进了歌颂和平与爱情的《天鹅湖》两个最精彩的片断。这几分钟的《天鹅湖》片断，迷住了当年多少男男女女。

两个片断分别是“快乐的小天鹅舞”和“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歌颂和平与爱情的“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蹈”的高潮中，编剧在影片中，却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位赤卫队长闯进舞台，中断演出，向观众宣布枪毙俄国末代沙皇的血腥命令，以及将要检查剧场每一个人证件，抓反革命份子，而闹得人人自危的情节。

或者这是一个天才的情节设计：俄国末代沙皇全家大小七口，还有随从仆人，包括患白血病的13岁王子，被枪杀在地下室，应该与莫斯科大剧院演出虚构的王子爱情故事的芭蕾舞《天鹅湖》，同时发生！比较一下芭蕾舞剧中得到真爱的虚构王子的美满命运和现实中投错胎、死于非命的短命的真实王子悲惨劫难，苏俄编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实在令人心悸。

但是，世界芭蕾史中两个最精彩的片断，依然在这部充满了革命血腥、笼罩着红色恐怖的宣传影片中，顽强地向观众展示了艺术无与伦比之美、艺术不可阻挡的力量。“文革”的领袖与悍将们居然没有剪掉它们，想必也是《天鹅湖》不朽魅力的最好证明。

历史总是令人迷惑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特别是它的华彩章节“快乐的小天鹅舞”和“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能在中国家喻户晓，居然要感谢鼓吹阶级斗争的电影《列宁在1918》，还要感谢本欲把一切传统文化艺术斩尽杀绝，却有意无意留下了有《天鹅湖》片断的《列宁在1918》的“文革”，这真是黑色幽默。

超女与《天鹅湖》：让人们自己选择

作者：梁发芾

刘忠德说超女让年轻人在娱乐中受到毒害，并说不能让劳动人民整天陶醉在低俗的文艺当中。于是，刘忠德要求文化部门禁止超女。

首先声明，我自己对于超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看到刘忠德一副为劳动人民，为青年，为高雅艺术而痛心疾首的样子，让人感觉到恶心而滑稽。

刘忠德的谈话，貌似关心青年，关心劳动人民，但实质上暴露出他对于青年的极大不信任，对于劳动人民的根本不尊重甚至污蔑。青年人和劳动人民喜欢什么艺术和娱乐，不喜欢什么艺术和娱乐，完全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审美和娱乐情趣来决定。谁也不是青年和劳动人民的导师，谁无权利对他们的爱好指指点点。你如果真正为青年和劳动人民着想，那么，请你闭上你高贵的嘴巴，尊重他们的欣赏趣味和选择。

刘忠德认为超女是庸俗的，所以要禁止。不知这位从事艺术的委员，对于中国的艺术史有没有起码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让我给他上一堂艺术史的课程，来听老梁给你讲解讲解艺术史的实例，再来谈什么高雅艺术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初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高雅艺术，当然非《诗经》莫属。《诗经》三百篇中，有在当时被认为高雅之极的宗庙祭祀歌曲，其实就是歌颂国王丰功伟迹绩的，主要是《颂》，如其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谁认为这玩艺高雅？），也有文人创造的被后世儒家认为体现了后妃之德的高雅之极的《关雎》，当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劳动人们歌唱的情歌，就是《国风》中的民歌。这些民歌，被当时的孔夫子和后世的道学家所抨击，认为桑间陌上的郑卫之音淫荡。好在孔夫子虽然不满郑卫之音，但是他编选的《诗经》并没有完全删除这些来自民间的被认为是淫声的流行歌曲，后来的道学家尽管斥责这些淫声艳曲，却没有谁向刘忠德这样把它们从《诗经》中删除或者要求最高统治者下令删除。

《诗经》中的不少诗歌，尽管开头是来自民间的流行歌曲，但是，后来得到人们的承认，就成为高雅的经典，《诗经》也成为中国儒家《四书五经》中的一经；而到了唐和五代，民间更为俗艳的长短句，也就是后来的词发展起来了。这种词，在当时的以诗为高雅正统的人们看来，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淫声艳曲。但没有想到，词，后来发展到了极致，高雅得连南唐的两个皇帝，也在前赴后继地写作，尤其后主李昱成了一代大家。

诗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极为高雅的东西。但是，后来又从勾栏瓦舍这样的娼妓所在，产生了戏曲，今天高雅得了不得的国粹京剧，以及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非物质人类遗产的昆曲，当时都是从这些地方产生发展的。尽管这些戏曲在当时鄙俗之极，高雅的人们不承认它们的地位，但现在，谁说它们不高雅？由刚出现时被人认为是鄙俗之极在民间流行和娱乐的艺术，经过人们的热烈追捧，最后不但被整个社会接受，而且成为典范的，还有许多，这里不能列举。总之是，艺术的高雅与否，从来不是一两个权威凭自己的爱好，甚至凭自己所信奉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可以一言定夺的。顺便还要说的一句话是，艺术一旦高雅，成为政府扶持的东西，其生命力生存力就不存在了，就几乎死了，不信，你看看京剧。

现在再回到刘忠德与超女。超女所代表的通俗娱乐艺术，将来能不能变成高雅，谁也不知道。但是，将来成为高雅的东西，必定是在允许众多有生命力的民间流行文化（当然包括庸俗和鄙俗）的互相激荡碰撞，竞争取舍的氛围中存留下来的。现在流行走红的东西将来不一定成为高雅的经典，但如果不允许现在的庸俗甚至鄙俗的东西存在，则绝对不可能产生什么高雅的东西。这是文化选择的必然规律。刘忠德无视艺术发展的历史，夸夸其谈高雅艺术，主张国家禁止通俗文化，不知到底是由于无知还是由于奉了什么圣旨。但他的做法，显然秉承了我国极左时期用政治大帽子和行政命令打压艺术的恶劣传统。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痛恨而反感刘忠德的说法，是因为这种说法中暗含着极为危险的信号（这种信号从所谓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被搞笑后的政治大帽子已见端倪），就是要用政治的行政的手段，来强行控制文化的走向，控制人们的娱乐选择。这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反对精神污染”这样的事。今天渴望用政治大帽子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着关心青年和劳动人民，关心中国高雅艺术发展旗号而控制文化艺术走向的做法，似乎正是这种做法的借尸还魂。

2006-04-30 14:09:35  

来源: 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