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开始松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成了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1949年7月和1953年秋，先后召开的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同时改造“五四”新文学传统下非左翼的老作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然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创造热情锐减；文艺作品数量少，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担心，唯恐‘失足’”。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然而，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或者说，文学艺术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行动也更积极。
文艺界开始活跃
为了推动文艺创作，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召开了扩大的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了书面发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发展和繁荣文学问题，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和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并发表了会议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文艺报》发表了所有的报告和发言。3月25日，《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这次会议从上到下都对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表示了不满。刘白羽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陈荒煤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报告、康濯关于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的报告，都指出了创作严重落后于现实。而《人民日报》社论则说得更加明白；“我们文学事业的落后状态是无可讳言的，我们还很少看到真正激动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优美艺术形式的文学创作。”
相比之下，作为会议的主要文件，周扬的报告就不那么明朗。他强调的重点是：文学艺术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绩，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新气象”，“正在走向旺盛与繁荣”。以此证明“文艺创作不但没有像胡风所诬蔑的那样‘萎缩’、‘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们正在茁壮地成长”。周扬虽然也说到“人们经常谈论和慨叹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现象”，但把文学落后于现实归咎于“右倾保守主义”。在周扬看来，文学领域只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
在会上，只有少数发言触及到造成文学落后状态的真正原因。如唐弢的书面发言，尖锐地提出“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即同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斗争。茅盾的报告委婉地说道：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是严正地打击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的”。他说，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比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罗荪也对文艺批评状况表示了不满。
会议提到的繁荣文学的办法大都是技术性的。茅盾认为，现在的文学队伍太小，作家协会会员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过一千多人。他和刘白羽都强调，要积极地培养青年作家，扩大文学队伍。刘白羽还提出，要“在人民中发现天才”。为了动员和组织文学新军，3月15日，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团中央联合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80多名青年文学创作者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青年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分别作报告，许多老作家与会给以热情辅导。
“双百方针”的提出
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很不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特别是刘少奇，先后两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负责人谈文艺问题，这在建国以后是少见的。3月5日，刘少奇偕同陈毅接见周扬、刘白羽，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刘少奇注意到一些作家“没有社会主义热情”的问题，他说：“哪怕是极个别的人，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刘的谈话，中心是讲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干涉”问题。他承认“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错了的”。他提出，“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刘少奇说：“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负责同志讲的话，也应该看作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作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陈毅插话说：“作家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风格。”刘少奇说：“很同意。”
对于周扬文章中提出反对公式主义、自然主义的口号，陆定一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在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说：“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告诉过他，我说不要搞什么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不要搞反对，而是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政治思想要掌握，一个公式主义，你怎么反对？”“为什么只要去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作品有什么关系？”在陆定一看来，繁荣文艺不是在作家中间反对这反对那，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更为重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其实，周扬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周扬也不愿把文艺界搞得死气沉沉。一位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有一次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的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在听了刘少奇3月5日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后，“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周扬喜形于色。他认为，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我们个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其实，“百花齐放”这句口号就是周扬提供给毛泽东的,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讲到“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时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
戏曲首先“百花齐放”
文艺界的“百花开放”首先在戏曲领域得到了反映，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繁荣戏曲表现出共同的兴趣。中国的传统戏曲极为丰富。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私营戏曲剧团在1700个以上，上演着五万个剧目，戏曲是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1950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工作的指示》提出：“戏曲应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在单纯强调戏曲的政治功用的思想指导下，戏曲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本体功能与价值严重地被忽视。清规戒律名目繁多，禁演剧目越来越广，一些古老剧种无力存续，民间剧团国营化的压力很大，许多私营剧团和民间艺人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这种状况都表示出不满。3月8日，刘少奇与文化部负责人的谈话，明确表示不赞成剧团全部国营,也不赞成戏曲改革急于求成。他说：“我们的方计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毛泽东、周恩来也表达了要放宽戏曲政策的意向。3月22日，周恩来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长安》。散场后，他同剧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座谈,针对戏曲界正在争论的能否反映阴暗面问题，周表态说：“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颂德的东西，暴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东西也应该演一些。”
正当中共中央酝酿“双百”方针时，浙江排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轰动上海，也轰动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4月19日，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剧团的演出后，到后台看望剧团演职人员并发表讲话。他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4月25日，周再次观看《十五贯》。毛泽东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同样给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五贯》应该到处演”。
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怎么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如此赞赏？从周恩来的两次讲话中可以看出，《十五贯》对于贯彻“双百”方针，具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是为戏曲界“百花齐放”“树立了一个榜样”；一是具有批评官僚主义的隐喻意义。同时，《十五贯》也为处在自生自灭状态的地方古老剧种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
因为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明确态度，6月1日至15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后，各地进行了挖掘传统戏曲剧目工作。据统计，到1957年春，全国共挖掘出51867个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723个，上演了1052个。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时间内，戏曲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苏联“解冻文学”的冲击
中国的作家们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早已不满。1956年初，这种不满借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逐渐地表露出来。
斯大林逝世后，一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苏联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进行了质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会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同样，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
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小说，主要是对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展开了讨论。尼古拉耶娃的这部小说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小说反映了苏联刚刚兴起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在深受“无冲突论”、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教条束缚之苦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共鸣。《文艺报》1956年第3号发表了讨论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的发言一致承认，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马烽说，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多数作品却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触了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范围，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康濯说，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刘白羽也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的现实生活”。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马林科夫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繁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这篇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地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四五月间，《文艺报》第8、9、10期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陈涌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陈涌还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
触及文艺理论焦点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情形出现了重大变化。文艺界领导层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淡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以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的不满甚至愤怒。
七八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触及到这个问题。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九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的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教条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越来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说：“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的一种曲折表达。
一批“干预生活”作品出现
“双百”方针不仅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也召唤出文学创作的繁荣。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有近二十种之多，包括在全国有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文艺报》也改为大型周报。“双百”方针使一大批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许多早已搁笔的跨时代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又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门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选。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是一批新生代作家披露内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现，其中包括《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改选》等，大胆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当时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王蒙时年才22岁，却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北京市委干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又通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篇作品是王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种尝试。多年之后，作者回顾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
王蒙曾一度受到肯定
《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但也有支持王蒙的，如刘绍棠、邵燕祥、邓友梅、唐挚、王愚等人。他们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起初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记录稿记载：对王蒙的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马寒冰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
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站在了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1956年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表态不赞成批评王蒙的人的观点。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要谈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
又对王蒙的小说给予肯定，他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剿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时，毛泽东正想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官僚主义。
可是不久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形势急转直下。王蒙的这篇小说被定性为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
摘自《党史博览》2005年12期作者：肖冬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