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近日文化部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中央财政在第四季度紧急投入基层文化建设的八个亿使用归属，使用方向主要用于乡镇文化站建设。也就是要用这八个亿来重新加强已瘫痪多年的乡镇文化站，要趁此次中央为拉动内需、启动5万亿之机，紧紧抓住盘子里的肉。中央如此垂青基层文化，可算是对于文化发展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不小的务实的投入。并且，在此之前对于文化站已有过几次不小的投入，一些乡镇文化站的恢复已见雏形。
然而，八个亿投入乡镇文化站能否带来文化的繁荣，文化站的硬件设施改善又是否是文化繁荣的标志，这就需要分析和探讨。因为八个亿毕竟是纳税人一分一分缴上来的，对于文化系统来说应该不算个小数。合理使用，谨慎使用，有的放矢才是对中央负责，也是对文化事业负责。首先，我们考察一下文化站的起源。文化馆站是上世纪中期的产物，是随着计划体制的庞大而诞生的官方机构，文革达到了鼎盛。只不过那时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电影放映站，有的叫宣传站，还有的叫广播站，虽然五花八门，但定位基本一致，它的功能在当初定位于用文艺形式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路线。也就是中央刚下了一个文件，文化馆站要马上组织编创人员编写成文艺作品，或搬上电影机即刻到学校、厂矿、农村进行演出和放映。以此来配合各种文件精神的落实，营造上下一致的氛围。我在少年时代还经常被抽去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到现在记得当时的节目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刘批邓”，并画了刘少奇的漫画。少年时代只觉得很热闹，参与节目排演就不用上课了，很符合少年的心。当时尚不懂得什么是“群众文化”，只听到观众的阵阵欢呼，还以为是我们的文艺演出很有成功。只是后来看到围观耍猴的人群欢呼声更大，才渐渐地进行了反思，并感到惭愧。上中学时最羡慕的职业是到文化馆，晚自习时还经常偷偷跑到文化馆找创作组的人“探讨文学”。因为觉得这些文化馆的人很风光，国家发着工资，用着国家的纸，写得是自己的诗，发表后，稿费还是自己的。那时就坚决认为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差事，可谓是少年的理想。后来才知道，当年文化馆的人与我讨论的“文学”根本不是文学，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辈子根本无法触摸文化的边缘。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种为了生存的职业，并没多少热衷文化的。以此类推，反思当年的许多活动并不能称之为文化活动，只能象什么“普法教育”、“计生教育”之类的宣传活动。
其次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文化馆站逐渐衰落了，而且乡镇文化站大都荡然无存。按道理说，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文化的大发展，文化馆站应该是更红火了，但是不然，反而走向了没落。究其原因，不是人们不需要文化，也不是中央不重视文化，而是这种文化形式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大力抢救文化站，设置了一些硬框框，必须达到标准，我也常随着当年的老科长乘帆布吉普去下乡“检查”。每次去，看到的都是一些无奈的笑话，虽然地刚刚打扫过，桌子擦得很干净，但一看门后藏着十几块牌子，有种子推广站，计生站，养猪防疫站……。问乡长原因，起初支吾不语，后来说了实情:每个部门都要求在基层长腿，都要求达标，可是一方面哪有那么多房子。另一方面，就是准备了这些房子，也根本没有人来，只能是用一间屋集中起来，谁来检查就挂谁的牌子，等你们都走了，这间房子就打麻将用。后来，经过调研分析才发现，这种窘境怨不了乡干部，他们也无奈。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了，窗户打开后人们的思维已活跃，见到、听到的信息太多了。再搞什么“批林批孔”之类的小节目已经无人观看了，搞政策宣传的演出也已让人非常反感，已经起不到什么正面作用。由于电视的普及，电影放映也没有了市场。可以说，文化馆站的衰落与它自身的功能、作用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在追赶GDP的三十年浪潮中，谁都知道它还有什么用。再说，有这个机构的存在，最多给当地官员解决几个亲属就业而已，谁能相信这些关系人都懂文化、又爱文化。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后，一切附着在计划体制这棵大树上的叶子都要不断凋零，用什么招也难以保得住。如果强令其叶子不掉、万古长青，只能迫使人把它换成塑料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不符合生命的生长规律，只是用权力可以创造它的诞生，但无法阻止它的衰落和消亡。
第三，文化市场诞生后，文化的供求方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计划体制时代，人们对文化的需要是全部免费的，小喇叭安到家，村里还有大喇叭，定时放广播节目。毛主席语录是免费的，人人都可以读。各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艺节目也是免费的，往往还送到家门口。只是偶尔有民间艺人变魔术、演气功、耍猴带点有偿性，但全靠观看的人赏个路费盘缠，给不给并不强求。改革开放前夕，已有文化市场的地下活动，一些传统的说书艺人开始偷偷地串村演出，往往是村干部让家家户户集资。也有民间艺人成立的各种剧团，艺人们风餐露宿，但极受群众欢迎。但文件把他们册封为“草台班子”，见了就打。因为一下子让人们又闻到文化的真气息，文化的欲望开始了悄悄的抬头。改革开放后，各种报刊、图书丰富起来，电视开始普及，歌舞厅、台球厅及各种民间剧团蓬勃而兴，渐渐地，掏钱买文化的文化市场形成了。因为购买是一种自愿选择，一种自由选择，人们的文化权利大大增加了，有了选择文化消费的权利，当然也有了放弃某种文化形式的权利，任何人、任何机构已经无法强迫人们接受一种文化。因为文化接受是一种心理选择，钢铁无法改变思想的丝毫维度。可以说，当前的文化市场体系的成熟并不是任何计划之手的设计杰作，完全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这棵大树的成长而自然生长的枝叶。它有着市场经济提供的空间和养分，又与市场机制血脉相连、彼此呼应。因此，可以说，传统的文化馆站已是林黛玉的少林拳，中看不中用。因为它已不符合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供求原理，违背了基本的文化市场消费原则。如果执意要求坚持，可能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无关。
第四，既然文化馆站的重新设置已与文化的发展关系不大，那么我们为何如此热衷呢？一方面是中央迫切要求大力发展基层文化，让人们获得应有的文化权益，保证人们的文化要求。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农村地区也的确存在文化的单调、贫穷状况。但我想，这种状况与有无文化站没有太大关系，与送文化下乡更无多大关系。农村文化生活单调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政策性限制。在现有的文化市场法规和文件中对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设置了过多的歧视性门槛，使农村的文化市场无法正常发展。比如以管理部门的力量不足为由，不允许自然村设置网吧、歌舞厅、游戏厅等项目。或者设立的高门槛要求使农村投资者无法达到资本要求，主观上限制了文化市场的资本进入。又比如不允许文化市场游商的存在，使一些光盘、图书、报刊的农村零售变得困难。在其它领域，农民感到很方便，因有各种游商把自己需要的衣物、食品送到家门口，而文化类很难达到。二是农村学校未能发挥应有的带动、辐射作用。在农村，学校应该是当地的文化高地和中心，但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和引导不足，使学校减弱了它的文化扩散功能。因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学校不再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完全封闭在了围墙之内。如果学校能开放式办学，并鼓励学生成立各种文化社团，农村的文化生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三是农村地区已变成老人地区，学生已上学，青壮年大都进城打工，留守者大都是以在家看电视和打麻将为乐。试想，如果乡里有了文化站，农村的老人能步行10多里到乡里去娱乐吗？何况许多山区县，一个自然村到乡镇驻地的距离远远大于10公里。再说，乡镇建了文化站，并不是象打一口井，每天都能汲水，而一个机构的设置，它的设施只是外在的形式，真正要让它运转起来，是一种长期的投入。不仅涉及到人员编制、工资待遇、设备更新、活动开展等。如果没有内容来支撑，顶多也只能是一座空壳而已，等这阵风过去后，很快便挪作它用。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公益性”的设施给人们提供的是免费文化产品，谁都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知这种免费提供能有多少吸引力，又能维持多久。只是很快会转变成一个机构改革中又要裁减的部门，国家为安置刚刚在此安身的人员再付出改革成本。
在一座大城市，投资几亿元的大剧院虽然已成为地标性建筑，但长年空置者居多。原因在于活动内容的不足，在于没有激活文化体制，没有找到繁荣文化的根本性问题。文化发展的主体在人，而不在设施，当然设施也是必要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是与市场体制相应的文化体制。只有体制对口，真正的文化要求才能凸显出来，才能使文化的形式呼之而出。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体制不解决，文化人才就无法脱颖而出，建设再多的阵地也只能让不懂文化的人把持着，变成自家的后花园。而在文化的发展中，最主要的是形成激励新思想诞生的机制，尤其是另类的思想、异端的思想才是文化得以丰富和发展的真正动力。遗憾的是我们根本没去建立让真正的人才引导文化的机制，只是在让一些假文人、假艺术家花人民的钱，而制造文化垃圾。虽然与文革中的文艺宣传有了形式上的区别，但内在本质亦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这八亿元，依我看还不如奖给贺卫方。贺卫方是著名的法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放弃了高深的学术研究，而进行了一场法治文化的普及。可以说，他启蒙了法治中国的觉醒，推动了法治化的现代进程。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始终恪守着自己的良知，讲着真话，迎风而行。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界有几人能与老贺相比，除了几个热衷吹捧民间杂耍的，就是天天嚷着要穿上孔子的开裆裤复古的。文化界象老贺这样的声音太少了，文化界到处弥漫的是让那些帝王将相复活的气息，君不见那些邪儒们站在传媒的高地上在满口仁义道德、指责人民。本来，这学期老贺要到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任教的，近日听说手续没有办成，原因没有明说，这说明他还在北大朱苏力手下。如果把这八亿元给了老贺，不就无所谓调动了，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天天在全国巡回演讲，进行文化启蒙。我想效果一定大于多建几个文化馆站。
文化，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有时候需要荣华富贵，但更多的时候它并不厌弃贫穷。富丽的庙堂之上有它的华彩，风萧萧的江湖之野照样有它自由的灵魂在歌唱。在我们着意为文化铺满锦锻的时候，它可能逃之夭夭。而当我们未能为其遮体果腹之时，它又紧紧跟随、不离不弃。文化，应该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幽灵，应该是弥漫在灵魂深处的福音使命。如果我们本末倒置地把形式当作灵魂之时，文化不仅会厌弃而走，还会留给我们历史的笑柄。因为它生于自由的基因，喜欢自由的土壤，热爱自由的阳光。其实，它的要求惊人地简单，给它松开束缚，用不着什么供养，也用不着担心它的方向。它自身的价值判断能力、自我校正能力、修复能力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有限理性和计划。
不信，为什么夜莺依然在黑暗的夜里歌唱？
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