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法国著名女作家波伏瓦诞辰一百周年，11月10日到13日，南京大学法语系、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联合主办了纪念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百年诞辰暨“波伏瓦及其当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波伏瓦生前好友玛德莱娜·戈贝尔放映了她1967年录制的资料片“波伏瓦专访”。在影片中，波伏瓦解释了她撰写回忆录的出发点：她希望以此记录自己、见证时代。波伏瓦还论及了1967年的女性处境，她很失望1949年《第二性》发表以来法国女性生存状况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波伏瓦的失望可以看出她对自己作品的一种期许，在她的眼中，这本书应该引发女性生存状况的大幅改善，最少也应该引发相关的思考。她的失望是对自己作品社会影响力的一种失望，同时也是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自觉要求。

作家的精神走向和社会责任感眼下来说，是相对熟悉但又感觉遥远的一个话题。曾几何时，作家的精神走向、社会责任感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几乎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唯一评判标准。但是世易时移，时至今日，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精神走向好像成了一个过时的名词被远远抛到了脑后。

前两天看到媒体上有人提及要通过阅读表达我们的公共责任，不然这个社会会变成沉默、冷漠的社会。提议者的意图无非是想把私人化的阅读视线放宽泛一些，视野更广阔一些，而关注点也更由小我拓宽到大我。

其实这样的提醒不止是阅读领域，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同样非常必要。一直以来都有人探讨为什么我们生逢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却出不了与之匹配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这就不得不谈及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精神走向的问题。

作为纪实作品的报告文学曾经风靡一时，它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但现在这个与现实联系最密切的文学种类已经渐渐式微。翻看一下近年来的畅销书榜，很少有那种关注底层又非常尖锐的东西。但这样的作品一旦出笼，其影响力就不可忽视。

《我向总理说实话》的编辑和经纪人徐晓说，这本书出版一年后，政府的“一号文件”就免掉了农业税，她觉得这本书对农村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写出了《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作家杨显惠在网上被不少读者称为“中国作家的良心”，《定西孤儿院纪事》记录的是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那个特定年代的故事，有读者感叹，敢于选择这个题材，作者就是英雄。而有的读者则表示看完这本书是需要勇气的，也有读者震撼的是杨显惠的精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谁还会关注那些已经逝去的苦难呢？这种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更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可贵精神，值得由衷钦佩。而杨显惠说他是个笨人，“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

杨显惠注定是这个时代作家中的少数派，这样的写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需要的更多是作者的良知和直面历史的勇气。而且他记录的时代和故事除了让人沉重得无话可说以外，不会带来任何愉悦的感受，这样的阅读同样需要读者的精神走向来配合，读者关注什么样的题材和领域，读者有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

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也许有人说这样的观点适用于黑暗的年代，但是在光明的年代，心灵的指引同样重要。打量一下我们的周遭，很长时间以来，谈文学精神、作品思想、作家责任感为许多研究者所不屑，同时也被不少作家和出版社不屑，这样的氛围直接导致的是精神产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下。我们关注畅销书，关注个人的小情小趣，或者是知识的传播和复述，唯独原创性的、可以触动人心灵的东西非常缺少。

在现代社会，我们把文学的尴尬与彷徨解读为文学回归到本位，对文学最重要最核心的精神的丢失视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不管是文学创作者还是出版者和阅读者，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文学的精神被忽略、被抽离，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重拾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重新定位作家和读者的精神走向，在当下，不仅必需，而且必要。

2008年11月19日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