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阶段举办一次超大型国际化体育文化盛事。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近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集中展现，是全国各行业、各民族、各阶层以及海内外爱国华人华侨的全面动员，是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持续推进的历史机遇，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伟大事业在新世纪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多方面的经验和借鉴，并在某种意义上描绘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北京奥运会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北京奥运会是我国社会全面改革的必然产物。

1、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平台。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虽然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第二届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以及第二届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奥运会。北京奥运会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筹备举办工作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优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北京奥运会的筹办过程就是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与时俱进、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赢得新胜利的过程。推动了党内高层及基础党组织民主化建设，促进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沿着健康、文明的良心轨道向前发展。在国际社会及国内社会有力塑造了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共产党锐意进取、持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其历史意义不下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及和平建设时期的特区试点伟大工程。

北京奥运会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党的领导在筹办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不断加强。这不仅体现在党对北京奥运会总体目标、基本理念、基本方针等一系列工作思路的整体把握，同时也在于党的领导方式先后以政策扶持、方向引导、广泛动员、直接协调等多种方式得到了全面体现和显著创新。从而在大力弘扬奥运会和平友谊理念的同时，有力推动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意识形态建设。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注入了更多的国际视野和时代特色，从而在根本上粉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各种敌对势力妄图借奥运会使中国变色的阴谋。

北京奥运会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党密切联系群众、时刻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在奥运筹办工作中得到了全面直观的体现。北京奥运会虽然是党和政府领导支持下申办和筹备的，但所有这些都是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北京奥运会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乃至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心工程。从奥运申办、场馆建设到门票销售、城市改造等各个领域，党始终在不遗余力地邀请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及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奥运筹办建设，执政为民、勤政爱民的基本理念与良好作风得到充分的发扬。在此过程中，党不仅赢得了国内各民主团体的全力拥护和积极配合，而且通过志愿服务，各种形式的迎奥运活动，对全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激励动员，以支持奥运、参与奥运、为国家争光、为民族造福为核心，将不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不同思想倾向、政治情感、价值取向的人们最广泛地组织发动起来，形成了奥运史上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自发为国家服务奉献的生动局面。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北京奥运会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党在指导筹办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始终把“用民心、平民愤，顺民意、化民怨”作为基本出发点，通过民意调查、公开招标、新闻透明等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将广大人民群众对奥运、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凝聚转化为爱岗利国的实际行动，在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党和国家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党始终把北京奥运会放在一个圆民族梦想、促国家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始终给予筹办工作最有力的坚定支持，在国际社会维护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尊严，保护了海内外广大华夏儿女的民族感情，化解了国内各界群众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建小康和谐社会的坚定信心，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共同信念在新时代的奥运舞台上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诠释和发展。推动党群关系达到了近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为党的持续执政奠定了更加广泛的民意基础。

北京奥运会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重要作用表现在，党政关系在筹办工作始终保持着政治优先、合理分工的良性轨道。党中央在加强宏观引导和全局掌控的同时，对于具体工作放手让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酌情办理，从而避免了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与奥运通行国际规则之间的矛盾冲突，极大了调动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筹办工作全面协调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2、北京奥运会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重要预演。北京奥运会筹办的七年，正是我国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转变的关键时期。为了满足北京奥运会综合性运动会要求，同时也适合我国自身国情特点，奥运筹办工作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军区单位，调用了从人力、物力、财力到技术、政策等各种资源，形成近年来最高层次、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一次集体会战。在会战中，结合筹办工作具体需要，组建形成了众多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跨地区、跨部门临时性综合协调机构，此外还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专门设计实施了具有鲜明“一国两制”特色的组织运行模式。形成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以北京奥组委为指导，北京市及各协办城市为中心，综合协调小组为辅助，属地政府为依托，其他地方政府为支撑的独特筹办工作机制。

更重要的是，整个筹办工作机制都是在国际奥委会及北京奥运会制定的统一规则之下，由各地各部门结合具体国情，动员社会力量，围绕共同目标，通过广泛的沟通协调、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来展开工作的。因此也是建国以来开放特征最为明显、社会参与最为深入的一次大规模政府联动实践。不仅使我国广大人民再次深刻感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的巨大威力。

在这次规模空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中，中央地方政府各部门都表现出巨大的参与，不仅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跨体制合作，并且在社会综合治理、城市应急机制、大型活动安全保障等方面自主创造出很多独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为当前国务院领导下的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与此同时，北京奥运会也是建国以来筹办时间最长、筹办环境最复杂的大型国际活动。整个筹办工作机制先后经历了非典爆发、达尔富尔问题、西藏骚乱、汶川地震等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在媒体宣传、安全保卫、维护树立国家形象等领域创造了很多新鲜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既符合具体国情又利于最大限度争取国际支持的组织运行模式。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继续坚持和发扬举国体制优势提供了完整成熟的经验。

3、北京奥运会是我国体育文化事业改革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组织举办国际性体育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变革的基本形式和必由之路。北京奥运会是建国以来我国主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体育文化活动。在活动组织、场馆建设、新闻传播、城市运行保障等许多方面，都突破了原有的经验模式。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体育与文化的空前融合。具体到内部，又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的相互融合。文化事业由于社会分化以及意识形态引导等因素而长期面临的曲高和寡、缺乏广泛群众基础的困扰，体育事业改革由于过分强调锦标主义、逐步丧失精神价值的问题，通过两者的优势互补，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第二，实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空前融合。体育方面，将武术等中国传统项目与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体育结合起来；文化方面，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及东西方各国文化的交流对话；在体育与文化的互动方式上，也在遵守奥林匹克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的有益尝试。从本质上来讲，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完整的在引进全部活动规则的基础上，在活动所有者的严格监督指导下完成的大型国际性活动，是近几十年来我国所主办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文化体育活动。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将其贯穿在筹办工作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环节，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体育文化工作者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了建国以来最为全面、激进的国际化努力，和最为深刻、最为系统的本土文化整理和创新。从两个方面同步推动了体育文化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实现了体育、文化与市场的高度融合。我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传统体制保守僵化、个人欲望过度膨胀的双重影响，都同时存在着市场化过度和市场化不足的双重问题。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制度化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北京奥运会筹办当中，无论体育相关领域如各层次的赞助合作、转播权拍卖，文化领域如吉祥物、纪念品开发、影视制作，都充分发挥了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对需求进行诱导开发、对产品进行系统设计的巨大优势，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体育文化产业在奥运舞台上的精彩表现，为今后更深层次、更高起点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借鉴。

第四，实现了体育、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充分融合，对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会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功能是体育文化事业共有的基本职能，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唯生产力论在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肆意横行，意识形态面临着被边缘化和妖魔化的巨大威胁。从而使得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日益远离国家政治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客观需要，面临着与国家地区整体战略日益脱节的现实挑战。而北京奥运会从民族自豪感、国家形象或归属感、个人自我超越意识入手，借助新旧媒体的广泛传播，在工作机制、活动设计、仪式组织、标志象征等许多层面，重新激活和再次高扬了体育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使体育参与、文化熏陶和政治宣传动员有机结合起来。使体育事业、文化事业与国家或地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文化建设等全局性战略部署，实现了体育、文化事业与国家、地区发展战略的高度融合。

所有这些突破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完成的，这一点对于文化事业来讲尤其具有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制定符合时代要求、事业需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家文化战略，是决定一个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奥运会结束以后，我国仍面临着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文化活动组织工作的复杂挑战，同时还将继续争取举办更多的国际体育文化活动。建议对北京奥运会组织举办经验，进一步充实完善、总结提高，摸索出一套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国际环境复杂变动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组织举办大型国际活动争取两个支持、赢得两个满意的有效方式。使大型国际活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和谐建设的重要加速器。

4、北京奥运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次跃变。北京奥运会既是一届体育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也是一届金戈铁马的经济奥运会。既为实力雄厚的跨国巨头占领中国市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也为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打造国际形象搭建了广阔平台。既是对我国三十年经济改革成果的一次实战检验，也是对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基本模式的一次重大挑战。

北京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得到国内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内企业在改革大潮中思想意识日渐成熟、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经济领域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奥运会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市场价值最高的品牌，其周围吸引了更多的世界级品牌，形成了结构庞大、强强整合的品牌引力圈。在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市场运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奥委会、相关国际赞助企业对其品牌资产和品牌权益的充分保护、娴熟应用和创新发展，国内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对奥运品牌的应用却缺乏整体规划和灵活运作，更缺乏相互之间合纵连横、声气相求的战略眼光和危机意识。从总体来看，国际国内企业在奥运经济舞台上的表现，无论从战略布局、战术选择还是运作执行、整体效果，都存在着重大的差距。而且，在奥运经济舞台上，直接上演了啤酒等若干行业的最终争夺，并且都以我国企业最终的败北而落幕。因此北京奥运会就如同一面镜子，使我国企业界及政府相关决策部门切身感受到，何谓市场竞争的最高境界，何谓品牌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以奥运为契机，我国企业也展开了一场向国际先进水平学习、与国际竞争对手同场竞技的伟大战役。其涉及范围之广，思想意识之统一，活动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多元，都达到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高水平。

北京奥组委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准经济实体，在奥运会平台之上的品牌整合与品牌创新，也开创了我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品牌创新，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独立权益的品牌资产，为国家管理机构品牌意识和品牌能力的完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而北京奥组委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带有新型国有企业的性质。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它的成立时间很短、是在与外资机构合作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但从经营运作的角度看，迅速完成了品牌资产的再创造（尽管这种创造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局面），维护了国有资本对整个经济实体的牢固控制，并带动了多种资本形态与体制结构的经济成分的集体参与和共同发展，使奥林匹克作为一个产业和品牌永远地扎根中国市场，不断焕发出新鲜的活力。通过北京奥组委这个平台，以国家投资为先导、社会投入为主体，实现了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有机融合。

以“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大力实施为前导，北京奥组委的高效运作扶持了高科技产业、绿色环保产业在体育文化市场依托下的快速成长，突破了这两个产业在我国长期无法有效市场化的发展瓶颈。相关部委和政府机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并在这两个产业的此轮以奥运为中心的飞越中进行了多层次、多渠道的灵活参与，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行业管理中的制度缺陷和行政陷阱。真正实现了走出去、引进来，同时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推动我国自主产品创新、企业创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对国际国内市场、城乡市场、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市场，体育文化及相关产业市场的统筹开发上，北京奥组委的市场运作模式也实现了提前规划、总体设计、资源配套、持续支持，实现了多元思维、超前意识和协调优势的完美统一。

所有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根本上有赖于北京奥组委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在指导市场运动的大规模实践中，不仅引入了政府宏观调控因素，而且（在政府和奥组委两个层面）广泛引入社会中介咨询机构，实现各方面资源的强强联合。